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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灿若群星的我国古代物质文明中,青铜器具在很长时期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其中铜镜更是青铜工艺的一颗明珠。它以自身独具的艺术特色,在琳琅满目的文物之林中占据着重要而显著的位置,它以自己鲜明的时代气息在文物学与考古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故它历来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所重视,为古物鉴赏家所珍藏。管维良先生研究铜镜40余年,搜集了从上古到清代流行的900多面铜镜资料,以历史发展的顺序,分七个大的时段,对从齐家文化到晚清4000多年间铸行的主要镜类进行科学的、全面的介绍。《中国铜镜史》内容翔实,史料丰富,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爱好者阅读、收藏佳作。
内容简介
《民盟智库:中国铜镜史》为一本我国青铜镜历史的学术专著,也是融合民盟盟员管维良的学术智慧之作,属于民盟智库丛书系列。《民盟智库:中国铜镜史》搜集了从上古到清代流行的900多面铜镜资料,以历史发展的顺序,分七个大的时段,对从齐家文化到晚清4000多年间铸行的主要镜类进行科学的、全面的介绍。《民盟智库:中国铜镜史》大胆引进考古学界常用的类型学原理,根据铜镜主纹的发展变化,对所引铜镜进行了类、型、式的排比划分,从而探寻铜镜发展、演进的科学规律,并对铜镜的制作工艺、时代特点、社会影响等进行了探索。
作者简介
管维良,1941年9月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重庆师范大学博物馆馆长、三峡历史与文博研究所所长、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后一直从事历史、考古、文博、民族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国历史与文化》、《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重庆古今风云人物》、《巴族史》、《重庆民族史》、《从巴都到陪都——简明重庆史》等十余部专著,发表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巫巴山地——南方文明之源》、《大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等70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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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 掌握铜镜知识的意义
二 铜镜的制作和使用
三 铜镜的定义和各部位的称呼
四 关于铜镜的著录和著作
第二章 中国铜镜的起源和早期阶段
一 以水为鉴
二 铜镜的萌芽——齐家文化铜镜
三 殷商铜镜
四 西周铜镜
第三章 中国铜镜的勃兴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一 春秋战国铜镜的分期
二 春秋战国铜镜的分类
第四章 中国铜镜的繁荣阶段——两汉时期
一 两汉铜镜的分期
二 两汉铜镜的分类
三 西汉透光镜
四 两汉铜镜铭文举要
第五章 中国铜镜的缓进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的分期和分区
三 国两晋南北朝铜镜的分类
三 汉三国六朝铜镜神兽图像及有关铭文简释
四 汉三国六朝铜镜镜面曲率的变化与制镜工艺的发展
五 汉三国六朝铜镜的社会学观察
第六章 中国铜镜的鼎盛阶段——隋唐时期
一 隋唐铜镜的分期和特点
二 扬州——隋唐铜镜的铸造中心
三 隋唐铜镜的类型
四 隋唐镜铭举例
第七章 中国铜镜的缓慢发展阶段——宋辽金时期
一 宋镜的分期和特点
二 宋代湖州镜以及饶州镜和建康镜
三 宋代铜镜的分类
四 辽代铜镜的类型
五 金代铜镜的特点及类型
第八章 中国铜镜的衰落阶段——元明清时期
一 元朝铜镜的特点及类型
二 明朝铜镜辨识
三 明代铜镜的分类
四 清代铜镜及其分类
五 仿制镜
结语 中国铜镜的民族特点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智识的疆域: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思想与制度变迁 一部宏大叙事,追溯人类社会结构、思想内核与制度形态的千年演化轨迹。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特定地域或单一学科的精深研究,而是以一种更为广阔的史诗视角,剖析支撑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即思想的演进如何驱动制度的重塑,以及制度的变迁又如何反作用于思想的深层结构。我们旨在构建一座跨越地理、文化与时代的知识桥梁,探寻不同文明在面对生存挑战、社会组织与价值构建时所展现出的共性与独特性。 第一部分:文明的黎明与思想的原型(约350字) 开篇追溯人类社会从采集渔猎向农耕定居转型的关键节点。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塑,催生了最早的社会分工、权力萌芽与对超自然力量的集体想象。本部分深入探讨了早期神话、图腾崇拜如何演化为最早的“元叙事”——即关于世界起源、社会秩序合法性的基础性解释框架。 我们仔细考察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早期文明中,对“天命”、“神授王权”等概念的初步构建。这些早期的思想原型,本质上是对无序状态的抵抗,是人类尝试用可理解的符号体系来规范生存环境的努力。制度层面,聚焦于早期部族联盟向城邦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权力中心如何从松散的血缘继承转变为具备早期官僚色彩的集权结构。例如,对苏美尔楔形文字记录的法律条文(如乌尔纳姆法典的雏形)进行分析,揭示出早期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理性是如何在神权光环下艰难诞生的。 第二部分: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与制度的定型(约400字) 本书将“轴心时代”(约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视为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精神大爆炸”。在世界各地,几乎同步地出现了对传统世界观的深刻反思与超越。我们详细对比了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印度的奥义书传统、中国的诸子百家以及犹太教的先知传统。 这些思想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解释“是什么”,而是转而追问“应当是什么”。哲学、伦理学、宗教信仰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图景。这种思想的深度挖掘,直接冲击并重塑了既有的政治制度。例如,在雅典,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精神孕育了直接民主的雏形;在中国,儒家对“仁”与“礼”的强调,为秦汉大一统帝国提供了超越血缘的治理哲学基础,促成了郡县制等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与合理化。本部分着重分析了哲学范式如何被“制度化”,即精英思想如何被转化为一套可操作、可执行的社会规范和治理技术。 第三部分:帝国时代的长程统治与思想的“内卷化”挑战(约450字) 帝国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组织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如何管理广袤的疆域、维持多元族群的统一性,成为帝国统治者面临的核心难题。本书探讨了大型帝国(如罗马、汉朝、萨珊波斯)为维持其存续而发展出的复杂制度工具箱。 在思想层面,多数帝国倾向于选择一种具有强大整合力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是基于神圣化君权(如拜占庭的凯撒-教皇观),或是基于社会伦理(如儒家学说的独尊)。然而,这种官方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对思想多元性的压抑,导致了思想的某种“内卷化”:即在既定框架内进行精细化解释和争论,而非进行根本性的范式创新。 本书特别关注了帝国晚期面临的内在矛盾:行政成本的膨胀、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以及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僵化的制度如何未能及时响应。我们分析了从帝国晚期对财政制度、军事组织与法律体系的改革尝试,揭示了思想与制度在应对“规模悖论”时的脆弱性。例如,罗马法体系的成熟与希腊哲学的式微,反映了实践理性在稳定期的优先性。 第四部分:转型期的碰撞、重构与现代性的黎明(约300字) 本书的最后部分聚焦于近代早期至现代,全球化、技术革命与启蒙思潮对既有秩序的颠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与“制度革命”的同步发生。 对科学方法的推崇,直接挑战了基于传统权威(无论是神学还是帝王学)的思想基础。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为君权神授的制度提供了最彻底的哲学替代方案,直接催生了代议制政府、人权宣言等现代政治制度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要求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如股份公司)和配套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 本书总结道,从古代的“神授秩序”到现代的“理性契约”,人类社会的核心努力始终围绕着如何以更有效、更具适应性的制度,承载和实现不断演进的思想价值。本书提供了一幅连贯的图景,展示了人类在探索自身存在的意义与组织生活方式的道路上,所经历的曲折与辉煌。
阅读过程中,我被书中那些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所深深吸引。作者似乎对所论述的主题有着近乎偏执的探究精神,很多地方的描述都非常生动、具体,仿佛能让人置身于当时的场景之中。那些关于古代工艺流程的描述,以及对不同时期社会风俗习惯的侧面烘托,都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学术内容变得鲜活起来。例如,在描述某种特定器物纹饰的寓意时,那种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的论述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想象空间,让我不再只是停留在器物表面的观察,而是真正去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