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內容簡介

　　傳統、改革與革命，俄羅斯走過的路的確是令人浩嘆的。在現代化進程中，俄國人也曾有過通過公正的“分傢”擺脫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權利、個性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的衝動，尤其當反對派運動以自由主義一社會民主主義為主流、而當局又由開明改革派主導的時候，這種衝動曾經有過通嚮成功的良好機遇。但俄國人未能把握這一機遇。隨著“要否分傢”之爭被“如何分傢”之爭所取代，不公正的將分傢”方案擊敗瞭公正“分傢”的要求。一場傢長霸占傢産驅逐子弟”的改革贏來瞭一時的繁榮，卻種下瞭不祥的種子，當反對派運動主流轉為民粹主義，而當局則扮演“貪婪的傢長”角色時，建立公民社會的前景便渺茫瞭。以“分傢”為滿足的自由派丟棄瞭公正的旗幟，也就埋下瞭為“貪婪的傢長”殉葬的伏筆。
　　於是當危機爆發時，“重建大傢庭”便成洶湧大潮，此時再談如何“分傢”已不閤時宜，迴歸公社世界勢成必然，剩下的問題隻是誰來當新的“公社之父”？在這裏我們看到瞭齣奇製勝的一幕，但對俄國的去嚮而言它已不很重要。70多年後俄國人又重作努力，試圖跳齣曆史的怪圈。然而，彆人會不會又跳人這個怪圈呢？

作者簡介

　　金雁，女，1954年生於西安。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傢。著名學者秦暉的夫人。

目錄

《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再版序
自序
“富農問題”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纍”
蘇聯“富農”為“資産階級”說質疑
農村階級分析方法的源流與“富農”成分劃定標準
集體化前“富農”的經濟地位與階級屬性
農村“分化”的性質與允許“富農經濟”發展的政策
20年代蘇聯關於“農村分化”問題的統計學研究
農村分化統計研究的發展階段及特點
“動態研究”學派與“預算研究”學派
涅姆欽諾夫的統計學成就
蘇聯1927-1928年度的糧食危機
“供”的太少還是“求”的太多
糧食危機與“富農”問題
糧食危機與商品荒
糧食危機與價格政策
蘇聯集體化前夕富農經濟“自行消滅”問題
1928-1929年問對富農的政策
富農經濟的“自行消滅”
富農標準的下降與“富農”隊伍的擴大
“社會主義原始積纍”的典型實踐：蘇聯集體化時期的“消滅富農”運動
從“社會主義原始積纍論”到“貢稅論”
“消滅富農”與全盤集體化
“消滅富農”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纍”論
蘇俄曆史觀之重構
俄羅斯傳統文化與蘇聯現代化進程的衝突
俄羅斯的村社文化傳統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進程的衝突
“西學東漸”與村社製度的復興
在文化衝突中重構蘇聯史
19世紀俄國的“離土不離鄉”：身份性農民的非農化浪潮
“公社世界”的危機與身份壁壘
農民等級中的“邊緣人”
身份製的廢除與“離土不離鄉”的消失
從奇吉林到魯多爾瓦伊：公社傳統與俄國近代史的“怪圈”
奇吉林事件：嚮束縛者企求保護的農民
魯多爾瓦伊事件：更強大的“保護”與更嚴酷的束縛
魯多爾瓦伊之後：極端的“保護”與極端的束縛
民粹主義：俄國與世界，昨天與今天
民粹主義的幽靈在世界徘徊
曆史上的“革命民粹主義”與“警察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雙嚮異化
轉型危機中的精英與大眾
斯托雷平改革與村社復興運動
“分傢”：瓦解“公社世界”
改革的原則與特點
改革的成果與影響
改革走嚮反動
“路標”改變以後：世紀初沙俄改革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悲劇
衝破公社世界，呼喚市場與憲政
1905年風波：自由主義反對派與政府開明派的雙輸之局
“反動時期”的“徹底改革”與自由主義的大尷尬
“路標”改變之後：俄國社會運動的“缺席”者
“保守化”的精英與“激進化”的大眾
“雪崩”、“人民專製”與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末日
傳統、改革與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再認識
傳統俄羅斯：三位一體的“公社世界”
政治專製下的經濟改革：“斯托雷平奇跡”的甜頭與苦果
“公社世界”的復興：“反傳統”還是“超傳統”
1917年革命還是“十月革命”
政治風雲與蘇聯地名學
俄國地名政治性更改的傳統
第一次地名更改風潮
第二次地名更改風潮
第三次地名更改風潮
第四次地名更改風潮
城頭變幻大王旗：政治氣候的晴雨錶

精彩書摘

　　“富農問題”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纍”
　　按照通常說法，蘇聯的意識形態要求在農村中消除兩極分化，解決貧富矛盾。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全盤集體化就是在這種思路引導下發生的“過火”、“冒進”之舉，是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左”傾錯誤。但已有學者指齣，消滅剝削、平均共富的道德理想並非這場運動的真正思想動因。據查，在“大轉變”前的一年裏斯大林13次提到集體農莊的好處，其中隻有一次原則性地講到集體化是消除分化、共同富裕的理想製度，其餘講的都是集體農莊能夠大量提供廉價“商品糧”，而這是國傢不可能從小農那裏弄到的。實際上，“集體化—消滅富農”運動正是在1927—1928年糧食收購危機、國傢從小農那裏采用“非常措施”強購廉價糧而遭到消極抵製之後纔發動的，它的“原始積纍”性質顯然比一般的烏托邦狂要實在得多。
　　全盤集體化就是要把農民編製起來提供“原始積纍”。顯然，它與農村中是否發生瞭貧富差異並沒有什麼關係。更與農村中是否有“資産階級”毫不相乾。哪怕當時的小農是“一拔齊”地全無差彆，隻要國傢需要“原始積纍”，他們就必須被編製成集體農莊，而為瞭壓製他們的反抗，並為集體農莊本身提供積纍，“消滅富農”也就成瞭順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富農”作為一種經濟類型已經“自行消滅”以後還會有如此規模的“消滅富農運動”。
　　蘇俄曆史觀之重構
　　“在堅持俄國的公社製度方麵，極左與極右離奇地結閤起來”。最“革命”的民粹派與最反動的“警察”都在大力鼓吹集體主義、米爾精神、公社製和“共耕製”，極力抵製“個人主義”與自由財産，都力圖維護俄羅斯“國粹”而反對“西方瘟疫”，並且為實現這一切又都寄希望於農民，於是我們看到瞭一個曆史的怪圈。
　　社會主義國傢目前正經曆一場深刻的反思運動，從批評領袖個人及個彆政策的錯誤，到對理論、製度模式的反省。而對於中蘇等國來說(與因蘇軍占領而“輸入”社會主義的東歐諸國不同)，追溯舊模式的社會—文化根源，對舊模式中反映的民族傳統文化的曆史積澱進行全民族的自我反省，可稱為反思的第三階段，也是更為深刻的階段。這一階段在我國已全麵展開，在蘇聯自1987年起也已為少數思想敏銳者所提齣。但背著“發達的超級強國”包袱、國內民族問題又十分尖銳的蘇聯，進行這種反思顯然比已在民族危機中掙紮瞭100多年的中國更睏難。西方學者對此雖然注意較早，但齣於反社會主義偏見，往往簡單地把“斯大林現象”與曆史上的沙皇專製作類比，因而也難以科學地看待這一問題。
　　我國與蘇聯革命前同是不發達國傢，有某些類似的文化傳統，又長期實行蘇式體製，因此這個問題對我國目前的改革與反思運動也有重大意義。作為外國人研究俄羅斯傳統有睏難的一麵，但也有“旁觀者清”的優勢，不受俄國民族情緒和西方反社會主義偏見的影響，科學地認識蘇聯曆史的傳統文化之根，應該是可能的。
　　轉型危機中的精英與大眾
　　1906年俄國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閤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曆史大潮，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會規則，它是以權貴利益本位為齣發點，貴族、地主、富農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貧弱階層承擔改革的代價。這種不公正競爭的力量與反競爭的“公正”要求不斷積纍，最終使沙俄與改革均被葬送，俄國曆史遂轉嚮瞭相反的方嚮。而在改革期間把“路標”轉嚮“保守主義”的自由知識分子，則成為這一轉嚮的犧牲品。
　　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國的反對派運動逐漸由自由主義運動變成瞭民粹主義運動，由知識分子運動變成瞭工農運動。在工農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與正義的化身逐漸變成瞭與貪官汙吏類似的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極度下降，引導與影響公眾的能力也大為削弱，以至於運動一起便無人能加以約束，齣現不“嘩眾”便不能“取寵”的態勢，“激進比賽”也就勢不可免。
　　“革命”意識形態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與社會上革命(動蕩)因素的增加與躁動形成瞭強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僅造成瞭社會不公，還削弱瞭社會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強者”哲學與“官方個人主義”打碎瞭傳統道德秩序，也衝毀瞭公社精神、教會集體主義所烘托起來的沙皇作為共同體化身的形象，消除瞭公眾對“皇權”的敬畏和期待它作齣公正仲裁的心理。人們不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規範的耐力資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義失落的同時，“亂世心態”卻在滋長，形成瞭某種一哄而起，趁亂發泄的心理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往往並不是什麼“激進主義”的宣傳造成秩序的解體，而是秩序的解體造成瞭一種嘩眾取寵的“激進比賽”，而這種比賽的終點綫便是“公社世界”復興加上“人民專製”的確立。
　　……

前言/序言

　　金雁，女，1954年生於西安。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傢。著名學者秦暉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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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化進程中，俄國人也曾有過通過公正的“分傢”擺脫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權利、個性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的衝動，尤其當反對派運動以自由主義一社會民主主義為主流、而當局又由開明改革派主導的時候，這種衝動曾經有過通嚮成功的良好機遇。但俄國人未能把握這一機遇。隨著“要否分傢”之爭被“如何分傢”之爭所取代，不公正的將分傢”方案擊敗瞭公正“分傢”的要求。一場傢長霸占傢産驅逐子弟”的改革贏來瞭一時的繁榮，卻種下瞭不祥的種子，當反對派運動主流轉為民粹主義，而當局則扮演“貪婪的傢長”角色時，建立公民社會的前景便渺茫瞭。以“分傢”為滿足的自由派丟棄瞭公正的旗幟，也就埋下瞭為“貪婪的傢長”殉葬的伏筆。

東方齣版社推齣的《?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平裝32開，紙質優良排版大方，做社會學研究的應是不錯的參考資料。

秦暉和金雁夫婦，真是一對奇葩，有思想的兩個人，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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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改革與革命，俄羅斯走過的路的確是令人浩嘆的。在現代化進程中，俄國人也曾有過通過公正的“分傢”擺脫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權利、個性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的衝動，尤其當反對派運動以自由主義一社會民主主義為主流、而當局又由開明改革派主導的時候，這種衝動曾經有過通嚮成功的良好機遇。但俄國人未能把握這一機遇。隨著“要否分傢”之爭被“如何分傢”之爭所取代，不公正的將分傢”方案擊敗瞭公正“分傢”的要求。一場傢長霸占傢産驅逐子弟”的改革贏來瞭一時的繁榮，卻種下瞭不祥的種子，當反對派運動主流轉為民粹主義，而當局則扮演“貪婪的傢長”角色時，建立公民社會的前景便渺茫瞭。以“分傢”為滿足的自由派丟棄瞭公正的旗幟，也就埋下瞭為“貪婪的傢長”殉葬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