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之庆次》战国乱世，人人为私欲杀伐征战，血流漂杵。却有这样一名男子花之庆次，以“无欲之人”自居，不谋官职，不建功名，手持涂朱长枪，身跨骏马松风，在历史与虚妄的夹缝中且歌且行。
　　天正十五年（1587年），前田庆次以“无缘”为名与妻儿诀别，切断了与过往沉闷生活的纽带，只身投奔自由天地。此后的十余年间，他鲜衣怒马踏遍京都、佐渡、会津、朝鲜，冒险、交游、嬉笑怒骂，抱得美人归。一时间，“天下第1倾奇者”声名大噪，尽人皆知。
　　庆长五年（1600年），关原之战进入最后关头，面对陆奥第1智将上义光率领的两万大军，势单力薄的上杉家陷入背水一战。此时，前田庆次的身影忽然出现在战场……
　　若无登九品莲台之欲，便也无落八万地狱之罪孽。生时若尽兴而活，死也不过寻常之事。

作者简介

　　隆庆一郎（1923-1989），东京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语专科。在学期间师事辰野隆、小林秀雄。一度从事编辑工作，后于大学担任法语教师。辞去中央大学助教授后，用本名池田一朗从事剧本写作。凭借电影《哥哥》的剧本取得了剧作家协会奖。1984年以《吉原御免状》为处女作开始作家生涯。1989年以《花之庆次》（原名《一梦庵风流记》）夺得柴田炼三郎奖。同年去世，为日本大众小说领域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短短五年作家生涯中，隆庆一郎留下的小说每部都堪称佳作，其代表作除《一梦庵风流记》《吉原御免状》外，还有《影武者德川家康》《柳生非情剑》及短篇集《柳生刺客状》等。

　　译者简介：
　　吉川明静，原名张茗靖，1977年生，现居上海。国内资深游戏开发人士、撰稿人与翻译者，日本文史学青年研究学者。曾翻译过《新选组血风录》、《德川家康》（松本清张）、《清凉》、《日本妖怪列传》、《圣斗士星矢盟之章》等多部作品。

精彩书评

我认为倾奇者都受到了世人不当的评价，但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本意也或未可知。这样的心境实在是奇妙啊。他们的眼光与世俗相悖，并将此看作是一种荣耀，所谓倾奇者的美学，难道不正是破灭美学意识的境界吗？

——隆庆一郎

云无心以出岫自有一趣。若心无属于诗歌，月残花谢便也不以为苦。困欲眠时虽昼亦眠，醒欲起时虽夜亦起。若无转生九品莲台之欲，便也无堕落八万地狱之罪。生若尽兴，死也不过寻常事。

——前田庆次《无苦庵记》

在日本历史上，倾奇者与前田庆次始终是一个完整的词组。这位行为艺术家能够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仍旧熠熠生辉，这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的了。

——作家　马伯庸

精彩书摘

　　三日之后的清晨，庆次如约前往约定地点。照例是身着锁甲怀抱朱柄枪骑着松风。舍丸一刻前已经前往现场侦察，确认对方有无弓箭铁炮之类的埋伏。如果舍丸发现此类埋伏会毫不迟疑地杀死敌人，这也是他的任务。
　　舍丸比平时更早地出现在了庆次的面前，禀告道：
　　“未曾发现伏兵。”
　　庆次有些意外。未曾发现伏兵，也就是说决斗的对手们已经来了。而他之前满以为十有八九对方一人都不会出现。
　　“十四人都来了吗？”
　　“是。然而其中一人身着常服。其他十三人倒是全副武装骑在马上……”
　　庆次越发糊涂了。舍丸进一步详细描述道，常服打扮之人年约三十，身材瘦长，笔直地坐在马上，相貌堂堂，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侧小姓。庆次听后拍马疾行，心中涌起了不祥的预感。
　　庆次指定的所在乃是洛西的丘陵地带，此处是一片起伏跌宕的宽阔荒野，骑着松风来到此地，遥远处顶盔贯甲的一群骑马武士立刻跃入眼帘。
　　那边或许也见到庆次的身影，站在骑马武士圈外的那个身着常服的男子拍马悠然而至。对方果真是一位身长五尺八寸（约176厘米）的长身伟丈夫。虽然身形有些过于消瘦，但不无结实，面色凝重。
　　两人都停下了马。
　　“是前田庆次阁下吧。”
　　“是也。”
　　“在下名叫直江兼续。”
　　庆次心中暗叫，这下可引出大人物来了。
　　直江山城守兼续乃是世人皆知的一流武将。他比上杉景胜年少五岁，早年间便隶属景胜手下的上田众，在被称为“三十人长柄组”的精锐部队中战功赫赫。当时他的名字是樋口与六兼续。天正九年，越后三岛郡与板城主直江信纲意外身死，兼续于是娶了信纲的寡妇，继承了直江的姓氏和城池。自此之后，兼续名副其实地作为景胜的左膀右臂同时活跃于军事和内政两方面。后来太阁秀吉转封景胜会津一百二十万石的时候，亲口命其赐兼续出羽米泽三十万石的领地。有史学家认为这是秀吉蓄意挑起景胜和兼续的不和，然由此也可佐证兼续的名实兼备。以他这样的身份，本是不该出席此等决斗际会的。
　　“在下作为上杉家中之人，有一番话不得不呈上前田大人，因此才以一介见证人的姿态冒昧前来。”
　　庆次转头看了一遍这十三个骑马武士，一个个都非常年轻，均在十八九岁到二十一二岁之间，但是唯独不见先前那个年轻人的身影。
　　“在下洗耳恭听。”庆次短短说了一句。那个年轻人必然是出事了。
　　“草间弥之助已切腹身亡了。”
　　“是来寒舍那位年轻人的名字么？”
　　庆次已大致猜想到了事情的经过。
　　是这十三个傻瓜杀了那个年轻人。一股新的怒意正从庆次的心底冉冉升起。
　　“所言不差。”直江兼续的目光直刺庆次，“切腹之际，他给家人遗下了送往我处的书信，在下始知道他与阁下的约定，以及这十三个卑劣之徒的所作所为。遗憾的是，若早些知晓此事，也不至于断送弥之助一条性命，实在可惜之至。”
　　言语之中隐约含着责备庆次的口吻。
　　庆次点头道：“原以为那番话能保全他的性命，不料竟是弄巧成拙。这或许确是在下的过失。”
　　兼续面露一丝惊奇，或许是他没想到庆次会如此轻易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果然如我所料。”兼续带着深重的语气说道，“此地的十三人看来是没有体察这份心意，反倒是一味地责备草间。草间在遗书中提到，他们言称他不该将一人之事推给所有在场之人，从而进一步指责草间乃卑劣小人，甚至直斥他不该苟活于世。”
　　兼续回过身去打量着十三个年轻人。一股不可言喻的苦涩感情在他的心中荡漾开来。
　　“草间留下遗书，是为不能事君而死之举作出由衷的道歉，并且证明自己绝非心智失常而死，信中并无留下埋怨同辈的只言片语。然而在下并不能就此释怀。作为上杉家的监理人，在下决不能饶恕这十三人。”
　　兼续眼神严峻。这已不再是为政者的眼光，分明已变成了一个身处前线的武将。
　　“原想将这些人悉数诛杀，但在下留意到草间与阁下的约定。若是有违此约，九泉之下的草间也未免太过可怜。因为对他而言，实在是没有比阁下的羞辱更伤人的了。”
　　这句话令庆次双肩一下子感觉到沉重，这沉重仿佛肩负着一具年轻人的尸体。
　　“因此在下没有命他们切腹，而令其前来此地。他们若能无事生还，则仅予以放逐的处分。”
　　即使遭到上杉家的放逐，武士也能自谋生路。当时尚不是江户时代那样的太平盛世，仅靠单枪匹马要再度出人头地也并非难事。

　　……

前言/序言

　　序
　　——写在《花之庆次》之前
　　日文小说的翻译，一向是件困难的事。
　　虽然我们总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都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可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却往往比想象中大许多。事实上，日文翻译的难度，比起欧美语系文学作品来说不遑多让，甚至有所过之。
　　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那种清浅、平淡的风格，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文的骨髓之中，远如井原西鹤、曲亭马琴，近如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均概莫能外。他们的文笔各有千秋，却总有一种特有的味道萦绕在不同风格的著作之间，让人一眼望去，便知出自日本作家手笔，几乎可称为文化血统。
　　若想在把日文转译到中文的时候保留这一种“味道”，并不容易。钱钟书在讨论林纾的翻译时，曾明确对翻译提出一个要求：“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这个标准是相当高的，尤其对日本文学来说尤其显著。许多译者因为中日文化的传承关系，而武断地认为可以直接取中土风格强行嫁接，浑然不觉两者之间的差异，以致丧失了本有的风格与味道。
　　如丰子恺所译的《源氏物语》，文字颇为流畅，确实不错。但我个人的感觉，总有一种看《三言二拍》的错觉，缺少日本平安朝的那种特有的“平安风”韵味。所以周作人批评此译本“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似全无了解”。就连丰子恺自己也在译后记里承认“恨未能表达原文之风格也”。可见倘若译者对于作品本身所处时代、作者所处时代没有一个精深的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总会不伦不类。
　　即便是现代作品，比如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有林少华、赖兴珠两种译本流派，风格迥异，各自都有拥趸。林派讥赖译粗疏，赖派嫌林译土气，至今争论不休，难分轩轾。
　　如何忠实于原本，如何准确体现出原本文字风貌，这是从作者角度来说，对译者的考验。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要想让惯于浓烈渲染的中国读者接受日文这种风格——尤其是日文小说的风格——也十分不容易。以《花之庆次》这本小说为例，就能看出中日两国作家对一些细节处理的异趣与不同。比如开篇谈到骏马松风，倘若是中国作家，泰半会在此费上一番笔墨，通过马夫、卫兵等下人之口把这匹马的传奇故事大大地演绎出来，从小处反衬凸显出庆次的英雄气概；而作者却放过这一个大好机会，反以淡淡的笔触平板直叙，娓娓道来。这种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佐渡一战，本是庆次单骑夺城，如常山赵子龙般华丽的上好戏码，作者却并未着力渲染，字里行间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刻意压抑的豪情。
　　两种处理方式孰优孰劣，见仁见智。就像是中日饮食一样，前者华贵绚烂，后者清淡素雅，各有口味不同罢了，其实还都要看厨子的功力如何。若碰到个劣手，就是再好的菜谱，也做不出佳肴；反之，倘若厨师本身手段高超，又深谙食客口味，做出来的东西即便风格不同，一样可以大快朵颐。
　　我曾经看过一版司马辽太郎的中译本，实在是不忍卒睹，通篇像老太婆一样絮絮叨叨，啰唆无比，害得我以为是作者的问题，大骂司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直到看到另外一位先生的译本，才知道司马本身文字是好的，只是生生被拙劣的翻译给连累了。
　　所以说，翻译日文作品，是对译者的一个极大考验。翻译得好，能够让人如沐春风，于清淡处听惊雷；翻译得不好，便会味如嚼蜡。常言道：“翻译等若是再创作”，诚不我欺。
　　这一篇《花之庆次》中文版，可以说是表现得相当出色。许多文字细节处可以体察到译者的用心良苦。在阅读的时候，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日文的细腻与淡雅，却不失意趣。而且那种行云流水般的阅读快感，宛如庆次本人所钟爱的风流舞一般，总在不经意间流转，让人从第一页拿起便难以放下，一直到了最后一页方才蓦然回首，掩卷长思，心中回味无穷。应该说，在还原日本战国的时代风貌上，译者的努力是看得到的。
　　更为难得的是，因为译者本人对日本文化的热爱——他应该算作是国内最早一批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使得整篇文章的专有名词、官位、地理以及文化习俗方面的翻译相当到位，注释也恰到好处，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作者的用心。
　　于是，这本书的成功，一来自然要归功于作者本人的如椽笔力；二来就是要感谢译者苦心孤诣、于文字间辗转腾挪的译文功底了。
　　而前田庆次本人的传奇经历，则是以上那些成功的最基层载体。或者这样说，本书的精彩之处，除了有作者与译者的演绎翻转之功，还要归功于前田庆次本人的精彩性格。
　　即便把眼界开阔到东亚历史乃至亚洲历史，前田庆次都可以算作是一位个性极其鲜明的异数，一位倾奇者。按照书中所给的定义：“倾”，极尽；“奇”，新奇、怪异。倾奇者，可以理解为极尽怪异之人。这个词语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酷爱奇装异服、喜欢凭借特立独行的所为制造惊人之举的男子。拿到现在来看，或许可以归为行为艺术家一类。
　　而在日本历史上，倾奇者与前田庆次始终是一个完整的词组。这位行为艺术家能够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仍旧熠熠生辉，这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的了。
　　他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非比寻常。任何一位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在谈及自己钟爱的战国人物时，除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等一系列名将以外，总不忘加上前田庆次的名字。无他，对于喜欢特立独行、崇尚个性的现代人来说，庆次的一生比起其他战国武将来说更能够引起共鸣，更能激起想去了解他内心世界的冲动。
　　倾奇者的光辉，无论到哪里都会引起最多人的瞩目，古今皆然。正如正文中所说的那样：“倾奇者们往往在拥有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给后人残留下一抹悲伤和飒爽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样的人生，总是让观者为之感怀万千，却说不上是嗟叹多一些，还是羡慕多一些。能够描述这样一位奇男子的一生，即使是隽永的日文也会忍不住从字里行间透出几丝绚烂与华彩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而凭借着作者与译者的妙笔生花，相信中国的读者也能够从此书中领略到倾奇者前田庆次的生涯。姑且不论中日文化交流这类大话题，单就纯粹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此书也可算得上饱满多汁的果实。于夏日午后，独坐窗边，捧香茗一杯，随兴闲读，不亦快哉。
　　我与译者渊源颇深，早在十年之前——那时候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神舟一号刚刚上天，雷曼兄弟银行与美元的地位还牢不可破——当时国内对于日本战国史的热情刚刚兴起，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年轻人有，但是不多，通过互联网络交流。我和译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结识，也算得上是一种缘分。记得当时在一次闲谈时，译者发下宏愿，希望能够将日本名家的战国小说介绍进国内来。我当时说若是能看到一部描写倾奇者庆次的上等小说该多么好。
　　这个心愿，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居然得到了实现，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