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光华，历史学博士，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大学校长，兼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独立撰写《刘师培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中国思想学术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参与撰写《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论》（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传统文化》（张岂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中国历史15讲》（张岂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承担《中国历史》六卷本之《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张岂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之《先秦卷》、《明清卷》（张岂之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分卷主编，并担任《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之《秦汉卷》等主要作者。发表中国思想学说史方面学术论文多篇。
　　
　　兰梁斌，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州学刊》、《中国文化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多篇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论文，参与“侯外庐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20世纪中国传统观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内页插图

绪言
梁启超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
章太炎与《论诸子学》
王国维与《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殷周制度论》
刘师培与《周末学术史序》
蔡元培与《中国伦理学史·绪论》
胡适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梁漱溟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观》
顾颉刚与《古史辨·自序》
许地山与《道教史·道家思想与道教》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绪论》
陈寅恪与《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周予同与《怎样研究经学》
张岱年与《中国哲学大纲·序论》
汤用彤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
蔡尚思与《中国思想研究法·评论的方法》
傅斯年与《（性命古训）辨证》
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绪论》
郭沫若与《十批判书·后记》
侯外庐与《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
钱穆与《中国思想史·自序、例言、（一）、（二）》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国科学的基本观念》
任继愈与《中国哲学发展史·导言》
……

精彩书摘

　　以上关于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研究的三部重要成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被郭沫若称为自己关于古代研究的“三部曲”，可见它们在郭沫若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郭沫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21年，郭沫若发表了《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初步勾画了中国远古历史的轮廓，对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惠施等思想家进行评述。1935年底，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从思想家之间思想的传承和相互影响等方面研究了先秦学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特点是注重社会史和思想史之间的联系，郭沫若也是一样，20世纪40年代前后，写成了研究周秦时期社会和思想研究的两部重要著作，即“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代表作。《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5年出版，体现了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派别的批判性研究，它们展现了鲜明的“人民本位”的立场。郭沫若认为自己“没有过于轻率地诬枉古人。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荀子已经渐从这种中心思想脱离，但还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①。
　　郭沫若的这种搜罗周详完备的考证材料，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志性特点。两书将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性质的变化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具有开创意义。《青铜时代》一书共含12篇文章，即《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述吴起》、《老聃、关尹、环渊》、《宋锈、尹文遗著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秦楚之际的儒者》和《青铜器时代》。《十批判书》包括《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两书一共22篇，大部分都写于20世纪40年代，基本都是关于先秦思想的研究。通过研究，郭沫若指出：“在这里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②本来郭沫若还计划研究社会在艺术形态上的反映，比如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除《屈原研究》之外，大部分计划因为资料不够等没有实现。
　　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而言，郭沫若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我并没有把他们孤立起来，用主观的见解去任意加以解释”。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③，将人物放到古代社会的具体背景中去考察，注重各家学说之间的联系和立场、根源的差别，最后对他们做出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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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邀请我写几句话。我觉得，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些有新意的经典读物，有助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优秀的中华文化，我乐意承担撰写序言的工作。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凝结成为丰富的文化经典，亘古弥新，值得后来者不断发掘探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一系列类似的著作带有研究的性质，比如研究《老子》的《解老》、《喻老》（见于《韩非子》），研究先秦诸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尸子·广泽》、《史记·论六家之要旨》，后来更有系统探讨学术源流与道统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这些成果一方面在梳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学术精神，比如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在中华学术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连绵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得以世代相传。这也叫做文化的“道统”，这个道统在今天应当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学人们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视野更加开阔，资料更加周详，方法更加新颖，文字更加平实，形式更加多样，文风更加规范，所凝聚的学术成果，同样也是人们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是有价值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本丛书所选著作、论文都是臻于完美、无以复加了。实际上，有研究经历的人就能明白，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不断传承、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个人或团队的努力下，前后相继，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所以往往难以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本身。这启示我们，面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名著名篇，我们应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榜样和示范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使它们在承传文化精神、创新研究成果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不能仅仅从研究形式或规范方面去估价这些成果，尽管规范和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层面。
　　我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术研究方面，需要有包容与会通的精神，这样就给新课题、新探讨提供了可能，使学术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也很重视这种相互辩驳的学术精神和理念，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明确地指出：“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均要继往开来，不断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在梳理学术流变的过程中，侧重学术的继往开来，袭故弥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穷本溯源，辨别考证，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成果。正是这种订正增补，反复斟酌，使中华文化长河滔滔不息，绵延不绝。即使在民族遭遇重创的危机关头，中华文化中卓著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鼓励世人勇挑重担，成长为民族发展的脊梁。因为，学术研究和文化经典承载有不朽的文化精神，所以学术兴替往往被视作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引导人文学科的研究生阅读以往的经典和名著，不仅仅在于丰富专业知识，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使自己的精神受到优秀文化精神的熏陶，这将是更加重要的教育目标。
　　以上写了这么多的话，无非是想说明在学术研究的作品的研读中，应注意凸现其中所隐藏的文化精神，以此作为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我想，对“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的宗旨和意义应有这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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