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包括写作《文化哲学》宏大计划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和重建》和第2卷《文化和伦理》，第3卷《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只留下了手稿，于1999年和2000年由德国贝克出版社（Verlag C.H. Beck）作为遗著出版。《文化哲学》是施韦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作，他产生的社会影响主要基于这部著作。而且，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视角的独特性，《文化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一部独创性的伦理学著作、尖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著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因此，研究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一般说来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就可以了。

　　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背景，更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末的乐观主义文化氛围中，施韦泽就预感到了西方文化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他认识到其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他的《文化哲学》“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文化的灾难既已降临，那么对其十分显而易见根源的考察是为了什么呢？”施韦泽就规定了自己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探讨当时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寻找西方文化重建或再生的道路。

　　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其对文化本质的独特理解：“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为这种有活力的理想所决定。”即“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把它精确地表述为：‘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 施韦泽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只有当能够认识文化的伦理本质的思想重新获得力量，我们才可能重新走上文化之路。在文化哲学中，施韦泽对整个人类思想的研究使其敬畏生命伦理学能够超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新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的世界观。确定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的地位：当代生命和生态伦理学的先驱。

作者简介

　　阿尔贝特·施韦泽，1875年出生于法国上阿尔萨斯，青年时代多才多艺，不仅是神学博士和哲学博士，而且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音乐的研究家。38岁时获医学博士，取得医生执照，1913年携妻子一起前往非洲的兰巴雷内（现在属于加蓬），在那里创建了自己的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六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辛，直到1965年逝世。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前言/序言

　　1915年夏季，我就像大梦初醒一样。我问自己，为什么只对文化作考察性的批判？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界被称为模仿者？为什么不展开建设性的工作？从此，我开始探寻能为文化奠定基础的认识和信念。我为自己直到现在才想到这一点，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把《我们模仿者》作为论证文化基础的导论而感到惭愧。

　　我逐步认识到，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把它精确地表述为：“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对我来说，通常善的概念并不能把肯定世界和生命与伦理结合起来，因为它不够基本和普遍。几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我从哲学中所了解的一切都不管用。1915年9月，我正在海边，有人要求我到上游200公里的恩戈莫去，为一个传教士的妻子彼洛特太太治病。一只正要起航的小汽船，是我能够找到的惟一交通工具，它要拖着超载的驳船逆流而上。驳船上只有我和一个黑人。我们慢慢地在河流中行驶。当时正值旱季，我们必须在大沙滩之间寻找水路。我心不在焉地坐在甲板上，苦苦思索着在哲学中找不到的基本和普遍的伦理概念。第三天傍晚，在落日的余辉中，一群河马游过驳船旁，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概念：“敬畏生命”。我现在明白了，我能够怎样论证伦理并把它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结合起来。

　　这样，文化批判就成了建设性地论证文化的导论。当然，在我开始写《文化哲学》时，就像在写作耶稣生平研究史和保罗思想世界研究史时一样，，我的系统化的天性又支配了我。对于耶稣生平和保罗的思想世界，我认为不能只是简单地叙述它，而应把它作为所有先前研究成果的逻辑结论来把握。同样，对于敬畏生命的伦理，我也似乎被强制不能立即把它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结合起来，并由此把它作为真正的文化信念加以发挥，而是感到应该首先探讨至今为止的所有关于伦理论证的尝试。在兰巴雷内，我已有了一部分为这次写作所必不可少的书籍。至于还缺少的其他参考著作，苏黎世的动物学教授斯特罗尔及其夫人寄给了我。生活在苏黎世的著名的巴赫歌唱家罗伯特?考夫曼，非常关心我通过日内瓦有关机构的帮助与外界顺利地保持联系。

　　1917年9月底，我和妻子作为战时的敌侨要被遣送回法国，为此我们必须赶紧收拾行李。当时，我无法考虑把《文化哲学》的手稿随身带走。在任何一次检查中，这些手稿都可能被没收。因此，我把手稿托付给当时在兰巴雷内的美国传教士爱德华?福特。福特先生坦率地向我承认，他觉得这些手稿包含着许多“不信神的意见”，因此最好把它扔到河里。但是，出于基督教的爱心，福特答应我很好地保存它，等到战争结束后还给我。

　　直到1918年3月中旬被（作为战俘由法德两国——译者）相互交换之前，我们先后被关在加赖松和圣雷米省的拘留所中。在那里，虽然没有任何参考文献，但我还是利用照料病人之余的时间，开始撰写有关“文化国家”的章节。

　　当回到斯特拉斯堡时，我患了直肠周炎，必须动手术。这是我在被遣送回欧洲的途中，于波尔多染上痢疾的后遗症。在受这一疾病折磨几乎两年之后，我才恢复了先前的精力。

　　由于在圣尼古拉教堂当助理牧师，并在斯特拉斯堡市民医院做助理医生，我才得以维持生计。我同时做着这两份工作。

　　我非常感谢托马斯基金会，它允许我住在尼古拉堤岸边的空置牧师住宅中。虽然，作为助理牧师，我并没有这个权利。

　　留在非洲的《文化哲学》手稿还没有寄来之前，我尽可能充分利用晚上的自由时间，首先抓紧编辑美国版的巴赫赞美诗前奏曲。由于这些手稿一直没有寄来，同时也由于美国出版商没有表现出很快就要出版巴赫赞美诗前奏曲的兴趣，我就放下了这一编辑工作，重新转向研究文化哲学。直到今天，虽然出版商多次表示了出版愿望，但我还不能让3卷本的巴赫赞美诗前奏曲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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