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第2编·东北边疆卷):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的著作。作者从唐朝的疆域和边疆民族概况人手,对唐朝派往边疆民族地区的使者、边疆民族政权派往唐朝的使者进行了分类探讨,进而对使者的选派和接待礼仪、来往交通路线以及使者在唐朝边疆管理中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使者往来是唐朝治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以往学界对唐朝的边疆管理多以“羁縻统治”概称,《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第2编·东北边疆卷):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的研究有助于改变学界的这一传统认识,对于唐代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唐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等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李大龙(1964-),河北省河间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2000年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辑部主任。致力于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20余年,侧重汉唐边疆管理机构、民族关系、高句丽与中国疆域形成等诸多领域。
主要著作:已经出版《两汉时期边政与边吏》《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都护制度研究》《汉唐藩属制度研究》(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及《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合著)和《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合著)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内页插图
目录
使者论——代前言
第一章 唐朝的疆域与边疆民族概况
第一节 唐朝的建立与疆域变化
一、唐朝的建立
二、唐朝的疆域
第二节 唐朝边疆民族概况
一、东北诸族国
二、北方游牧民族
三、西域诸族国
四、南方诸族
五、吐蕃
第二章 唐朝派往边疆民族地区的使者
第一节 册封、吊祭和吊祭册立使者
一、使命
二、使者的派出及册封礼仪
三、使者的活动范围
第二节 安抚、宣慰和招抚使者
一、使命
二、使者的派出
三、使者的活动范围
第三节 和亲使者
一、使命
二、和亲礼仪
三、和亲使者涉及的民族
第四节 宣谕使者
一、使命
二、使者的派出
三、宣谕使者涉及的民族
第五节 其他使者
一、告哀使者
二、镇遏使者
三、征兵使者
四、责让使者
五、宣劳使者
六、送迎使者
七、报聘使者
八、和蕃使者
九、会盟使者
十、购亡人使者
十一、赐物使者
十二、风俗使者
第六节 使者队伍的构成
一、正使
二、副使
三、判官
第三章 边疆民族政权派往唐朝的使者
第一节 朝贡使者
……
第四章 使者来往路线与选派、接待礼仪
第五章 使者来往在唐朝边疆管理中的作用
精彩书摘
值得说明的是,和亲政策也是唐朝调节边疆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唐朝作为有唐一代中华各民族的“共主”(唐太宗被各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即是一个明证),对各边疆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边疆民族如果有了唐朝的支持,那么不仅其本身的发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它也就会逐渐成为该地区各民族的“霸主”。关于这一点,不仅唐朝统治者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边疆民族对此也有深刻的了解。在边疆民族看来,得到唐朝支持的象征则主要是唐朝的册封与和亲。基于此,唐朝早在,唐太宗时期就把和亲和册封作为调节边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而边疆民族则是不断地派遣使者向唐朝请求和亲。关于唐太宗对唐朝的支持与边疆民族的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在前面“册封使者部分”已有过论述。即唐太宗在谈到对唐朝与薛延陀和亲的认识时曾经说:“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谨事我者,顾新立,倚我以服众。彼同罗、仆骨力足制延陀而不发,惧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国婿,名重而援坚,诸部将归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则叛矣。今绝昏,使诸姓闻之,将争击延陀,亡可待也。”①通过唐太宗的这段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唐朝的和亲政策有着了解,也明确了和亲在调节边疆民族之间关系中的作用;
事实上,像薛延陀、吐蕃和回纥等这些势力很强大的边疆民族都十分看中与唐朝的和亲,其他边疆民族对待和亲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唐朝在薛延陀多次派遣使者请求和亲后终于答应了其请求,但向薛延陀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条件,即薛延陀可汗夷男必须亲自迎接公主,与唐太宗会于灵州。对于唐朝的这一要求,当时薛延陀的酋长们反对夷男前往,但夷男却说:“我铁勒部人耳,上以我为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舆为我幸边,谁与我荣?”②坚持前往。夷男之所以如此,无疑是已经清楚地看到获得唐朝的册封之后如果再得到唐朝下嫁的公主,那么他就会成为得到唐朝全力支持的“碛北共主”,即夷男所说“碛北亦须有主,然舍我而求它,非计也。”①由此可知,唐朝的承认和支持对于强大的已经取得草原实际霸主地位的薛延陀依然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不幸的是唐太宗也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最终通过拒绝和亲表明了不支持的态度,而薛延陀汗国在周边民族的进攻之下也很快瓦解了。
吐蕃在请求与唐朝和亲方面表现得比薛延陀更加迫切。贞观初年,吐蕃遣使者来请婚,当时因吐蕃和唐朝刚刚建立联系不久,因而唐太宗未许,但此举却遭到吐蕃赞普的强烈反应。吐蕃因此发兵20万,入寇松州,明言“公主不至,我且深入”,②最终吐蕃实现了和唐朝的和亲。唐朝和吐蕃和亲之后,突厥也因为屡次遣使者求和亲没有得到允许而耿耿于怀。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将东封,遣使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往突厥告其意,突厥设宴款待袁振的时候,其可汗默棘连、权臣阙特勤等质问袁振:“吐蕃,犬出也,唐与为婚;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独突厥前后请,不许,云何?”袁振答之日:“可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乎?”但袁振的回答被默棘连驳倒了,他说:“不然,二蕃皆赐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择,但屡请不得,为诸国笑。”③默棘连的这一番话也明确说明了唐朝的和亲政策在调节边疆民族之间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屡请不得唐朝和亲,不仅会“为诸国笑”脸面无光,而且其他边疆民族就会知道其没有得到唐朝的支持,这无疑会使自己在其他民族中失去已有的威望。
……
远方的呼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与权力博弈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第2编·东北边疆卷):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 是一部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的严肃学术著作,它深入探讨了唐代中央王朝与东北边疆民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东方大陆,探寻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边疆图景,便会发现一个同样波澜壮阔、充满张力的历史舞台。 以下将为您勾勒出一系列主题迥异、内容丰富的图书图景,它们各自立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地理空间或研究方法,与您提到的东北边疆使者往来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 --- 一、 汉唐之际的西域烽烟与文化译介:以龟兹为例 图书名称:《古道迷踪:粟特商团、佛教东传与碎叶城邦的兴衰》 内容梗概: 本书将视角完全转向中国西部的广袤绿洲,聚焦于丝绸之路的咽喉——龟兹及其周边城邦。这不是一部关于唐朝与东北边族(如靺鞨、奚、契丹等)的政治外交史,而是关于商业网络、宗教传播和地方认同的深度剖析。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考察了粟特语在西域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分析粟特商团如何构建起跨越帕米尔高原的金融和信息网络,以及这种商业活动如何影响了沿线绿洲国家的政治结构。我们将详细梳理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在突厥汗国和新兴吐蕃势力夹缝中求生存的龟兹王室的权力运作,其与周边政权(如萨珊波斯、柔然)的外交策略,而非与唐朝的朝贡关系。 第二部分将笔触转向宗教史的微观层面。不同于唐朝官方推行的佛教管理模式,本书着重研究了犍陀罗艺术风格如何经由古道进入龟兹,并与本土信仰融合的过程。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及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晚期风格的细致比对,探讨了外来僧侣(如鸠摩罗什的先辈)在文本翻译和教义阐释中扮演的角色。研究重点在于“本土化”的译经实践,而非唐代长安译场中由国家主导的统一译写。 第三部分则关注碎叶城(今楚河畔)作为一个关键节点的功能演变。通过考古报告和零星的波斯文、叙利亚文史料,重建了碎叶城作为突厥汗国牙城和商业集散地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研究的侧重点是中亚游牧与定居文明的交融,以及其在唐朝西域政策(如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影响下所表现出的复杂张力。本书对唐朝使者往来的记载着墨甚少,主要依赖非汉文史料,旨在揭示一个以商业和信仰为驱动力的西域世界。 --- 二、 南方海洋霸权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 图书名称:《涨潮的帝国:宋代泉州港的海事监管与海外华人社群研究》 内容梗概: 本书彻底放弃了陆地边疆的概念,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海洋经济和南宋的对外贸易体系上。核心议题是探讨宋代(特别是理宗、度宗时期)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王朝,如何管理其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枢纽——泉州。 研究不涉及唐朝或东北边疆,而是专注于宋元更替时期的海洋治理。书中详尽分析了“市舶司”的运作机制,包括税收、禁榷制度的执行细节,以及“香料贸易”中官营与私商之间的博弈。重点解读了数份现存的宋代航海贸易契约和地方志中关于海外贸易纠纷的记录。 更引人注目的是,本书深入探讨了“蕃客”社群的形成与发展。这些来自波斯湾、印度洋沿岸的商人(如阿拉伯人、波斯人、东南亚诸国人)如何在泉州建立起自己的宗教场所(如清净寺的早期形态)、婚姻模式以及行会组织。我们分析了这些海外社群如何通过向宋廷进献珍宝或提供海军物资来换取特定贸易特权,这是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软外交”,与唐朝通过册封、和亲进行的传统朝贡外交模式截然不同。 书中对海防力量的描述,侧重于宋代水师对付海盗和对东南亚小国进行“示威性航行”的能力,而非传统的陆路边防部署。本书的结论是,宋代的边疆观是“以海为界”的动态概念,其对外关系主要由贸易的顺畅性而非朝贡体系的完整性来界定。 --- 三、 晚清的边疆危机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图书名称:《“化外之邦”的重塑:清末对西藏、新疆的军事化治理与知识生产》 内容梗概: 本书的时代背景设定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晚清,研究区域聚焦于西南和西北边疆,完全避开了唐朝的议题。核心关注点是近代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冲击下,边疆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本书考察了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如何从传统的“理藩”政策转向强调“主权完整”和“有效控制”的军事化治理模式。具体案例包括: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部署、对阿古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光绪年间对西藏的“改土归流”尝试。这些行动的背景是沙俄和英国对中国边疆的渗透,因此,本书更侧重于军事部署、资源勘探和近代地图测绘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 知识生产方面,本书分析了西方地理学、人类学知识如何被晚清士大夫和官员吸收,用于构建新的“中国”疆域观念。例如,对“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边界的重新划定,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和地方志的修订来强化对边疆地区的认同感。书中深入剖析了晚清边疆的知识分子群体(如喀什的维吾尔学者、拉萨的藏族官员)在面对新式治理时所采取的抵抗或合作策略。 与唐朝边疆研究不同,本书的核心冲突在于“传统朝贡体系的崩塌”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张力,其研究方法大量借鉴了政治地理学和近代史学理论,分析了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铁路修建与人口迁移如何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态。 --- 四、 蒙古草原上的权力更迭与族群认同 图书名称:《铁马与汗庭:元代蒙古诸部间的联盟、冲突与后察哈尔部的地方社会研究》 内容梗概: 这部著作将时间点设定在元朝及其崩溃之后,研究核心是蒙古高原上蒙古族内部的权力动态,而非汉族王朝的外部治理。 本书主要分析了元朝建立后,蒙古黄金家族内部的诸王室(如拖雷系、察合台系)之间的复杂联盟和权力斗争。研究重点在于游牧世界的政治逻辑:汗位继承的仪式性、部众(那可儿)的忠诚度、以及跨越欧亚大陆的军事动员能力。书中大量引用了波斯史学家拉施特所著的《史集》和元代汉文史料中对漠北事件的零星记载,试图重建一个以军事贵族和氏族血缘为基础的政治结构。 在元朝灭亡后,本书将焦点转移至察哈尔部的演变。分析了其在明朝“九边”政策影响下,如何维持其作为蒙古核心部族的地位,以及其与明朝边镇(如大同、宣府)的边墙内外贸易与冲突。这里的“往来”更多指双方武装力量的摩擦和定期的互市交换,而非唐朝式的、以礼仪为先导的使节互动。 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在广袤的草原上,“边疆”的概念是流动的,权力中心是不断转移的。书中很少涉及唐朝时期东北边疆的具体人物和事件,而是专注于展示一个以马背民族为主体的,自成体系的政治和军事生态系统。
说实话,初看这本书的书名,我还有些担心内容会过于偏向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制度研究,但实际阅读下来,惊喜地发现它在跨文化交流的心理层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记载“谁来了”、“带来了什么”,而是深入挖掘了使者们对唐朝文明的“印象记”。书中引用了大量使者私下记录或回忆录中的片段,展现了他们对唐朝的服饰、音乐、饮食乃至宗教信仰的直观感受。这种“他者视角”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理解唐朝“天朝上国”形象的多维性。很多时候,他们所记录下的细节,比官方史书更为生动和真实,也更具批判性。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处于权力相对弱势的一方,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同样是构建历史图景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