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版）》叙述了自1942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的形成及变革历程。作者以现代性视角贯穿于整个文学史考察，形成了独特的以论带史的叙述风格。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版）》力图阐释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激进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形成的互动关系；在政治与审美的紧张关系中去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艰难的自我创造；揭示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文学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思潮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呈现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新流向与多元化的错综格局。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版）》视野开阔，文学史意识鲜明，把握文学史主潮富有整体气势，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学史风格。

作者简介

　　陈晓明，男，1959年2月生，福建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起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等20多部著作。曾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文学历史的书写虽然是一种“叙事”或“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或“结构性的历史”，但陈晓明别有心声力图维新。他提供的“以论带史”的文学史写作方法，从一个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理论性，也因理论表达的透彻，这部文学史更加明快和清晰。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近年来这一领域有突破性的重要成果。
　　——孟繁华
　　
　　批评家的敏锐，史家的视野，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强大的理论能力，所有这些，都融汇于文学的丰盈。这部著作拥有勃兰兑斯的雄心和对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精湛理解与阐释。如果说这部著作尚未达到《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高度，那也许是因为这个时代与19世纪相比过于单调和急迫的缘故吧？
　　——陈福民
　　
　　陈晓明教授的文学史著作创意颇多，在我读到的同类著作中，他对90年代文学作品的分析，恐怕是最为精彩和令人难忘的。
　　——程光炜
　　
　　我尤其欣赏他的文本意识，他以独具慧眼的文本解读来叩问历史，并从文本背后发现政治、文化、思想的互动关系。
　　——贺绍俊
　　
　　以现代性作为精神引领和价值标尺，重新观照并规划了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与知识谱系。《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真正有学术思想统领的、有个人史识的文学史。
　　——张清华

绪论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
二当代文学史的性质和叙述观念
三寻求必要的理论参照体系
四现代性与“历史化”

第一章新文学的方向与范例
一启蒙运动与革命文学
二革命文艺方向的确立与主体的建构
三解放区文艺创建的美学范例
四革命文学的本质与生活细节问题

第二章建国初的文学建制与运动
一第一次文代会及文学的革命建制化
二建国初的文学批判运动
三现实主义理论源流及其对胡风的斗争
四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可能

第三章农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谱
一农民作为当代文学主体的地位
二赵树理的创作：在观念与本真的生活之间
三历史地与经验地把握乡土中国

第四章革命历史叙事的兴起
一重写革命历史的现实依据与现代性动机
二革命历史的重现：宏大场景与英雄传奇
三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的品性

第五章 “双百”方针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一 “双百”方针的背景与形成
二可能的突破：文学观念与美学的论争
三现实批判性：反官僚主义的文学
四情感的多样性：小说中隐含的人性描写
五具体化的革命史及其个体化

第六章集体想象中的超我表达
一超我的颂歌：时代的代言人
二在自我与时代之间：困境中的自由
三小我的表达，有限的情感流露
四新民歌运动：艺术的祛魅

第七章 “十七年”的话剧、散文与儿童文学
一突显时代精神的话剧创作
二风云变幻中的散文创作
三时代夹缝中的儿童文学

第八章 “文革”时期的文学
一 “文革”的发生与政治化的文学
二红卫兵文学与《朝霞》
三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第九章 “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及其反思性
一伤痕的展示：拨乱反正后的历史反思
二伤痕的确认：修复历史及其主体
三王蒙的寸草心：对“文革”后的独特反思
四伤痕的深化：人性论与人道主义

第十章朦胧诗开启的精神向度
一 “地下”的状况与《今天》的诞生
二 “三个崛起”与对现实的“回答”
三朦胧的明朗化：从自我到历史／时代
四 “归来的诗人”群体

第十一章历史选择中的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
第十二章应对西方潮流的现代派与寻根派
第十三章先锋派的形式变革及其后现代性
第十四章历史祛魅时期的新写实与晚生代
第十五章女性主义写作表征的文化与美学意向
第十六章转向语词与叙事的第三代诗人
第十七章新时期以来的话剧、散文与儿童文学
第十八章多元分化与“后文学”时代的到来
第十九章乡土叙事的转型与汉语文学的可能性

后记

精彩书摘

　　至于后者，所谓的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深入火热的斗争实践，也是为了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这个任务。只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站在工农兵的立场，才能用工农兵的观点、方法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世界观与立场的转变，并不只是思想改造的问题，还包含着要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培养起来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转向新型的革命写作的问题。由现代新文化运动培养起来的中国作家，绝大部分秉持着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理想而投身文学写作，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最接近启蒙主义理想，最接近自由、民主、科学，认为自己是启迪民众的思想先驱，同时也是新文学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突然面临与自己过去的历史相断裂的困境，要做工农兵群众的小学生，向工农兵学习，必须清除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也就是说，他们作为革命文艺的写作者的阶级身份和文化身份都受到了根本的质疑。他们只有放弃自己的历史，放弃过去作为历史主体的姿态、身份，放弃过去的文学经验，进入工农兵的历史，才能确立新的写作起点。
　　在革命文艺最初的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敏锐地看到，重要的是完成主体的建构。只有重建革命文艺的写作主体，革命文艺的历史实践才可能展开。改造世界观，建构革命写作的主体，实际上是进行历史客观化的处理，以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来占据具有自我意识的写作主体。由于革命写作的主体依然要知识分子来担当，而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经历过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熏陶，所以矛盾以及转换的困难由此产生。中国革命之所以得以开展，并取得胜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离开现代以来中国的启蒙主义的教育，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革命乃是现代性的启蒙主义理想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形式。革命在起源时期，毫无疑问要借助于资产阶级启蒙理想；革命在向前推进时，则要清除启蒙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文艺领域，则是通过清除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来建构革命文艺的历史起源。
　　启蒙当然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向民众启蒙的居高临下的文化教化过程，它也是知识分子介入民间接近民众的一种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反帝反封建口号，以及新文化的传播都带有很强烈的文化民主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