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史译评》是一部有益于推动国内外法律史学交流的学术成果。当前，法律史学研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转折时期。为了推动这门学科持续繁荣和走向科学，我们在充分肯定学界多年来取得的重要进展的同时，必须针对法史研究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拓宽研究领域，探讨尚未涉及或存有疑义的新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改进研究方法；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法学界、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特别是法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吸收他们的学术创见，以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水平，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因此，《法律史译评》的推出，可谓适当其时，对法，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骨干进一步开拓视野、加强学术交流、增进学术磋商、繁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简介

　　周东平，1961年生，福建周宁人。史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在《历史研究》《法学研究》《东洋史研究》（曰）、《东方学报》（日）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独著、合著及译著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福建省社科基金，参与多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朱腾，1982年生，浙江舟山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曾在《哲学研究》《清华法学》《政法论坛》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独著、合著及译著多部，主持及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

内页插图

秦汉时代的刑罚与爵制性身份序列
前言
一、有关居赀赎债系城旦舂者的探讨
二、指示爵位的身份序列
三、秦汉时代的刑罚与爵制性身份序列
结语

秦汉时期的亭吏及其与他官的关系
一、亭长与校长
二、亭的其他人员
三、亭与其他官署、官吏的关系
结语

笞杖的变迁——从汉的督笞至唐的笞杖刑
前言：唐的笞杖刑
一、秦汉的笞刑
二、魏晋的笞杖刑
三、北朝的笞杖
结语：从刑、督至刑罚

三国魏文帝的法制改革与妖言罪的镇压——古代中国法的一个分歧点
前言
一、三国魏文帝的“妖谤赏告之法”的改定
二、西汉文帝的废止“诽谤”罪与继续处罚“妖言”罪
三、秦之“诽谤”与“妖言
四、汉的“妖言”=谶纬之说与“大逆不道
五、魏文帝奖励告发“妖言”的理由——预防王朝被篡夺
结语

论唐代城市乡里与坊的关系
前言
一、对乡、里与坊重叠结构说的疑问
二、唐朝乡里的属地性
三、表示地点的乡一坊
四、“里第”与“私第”
五、唐代京城内的乡里和坊
结语：藤原京、平城京的条坊与唐代的坊、里

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法制文献研究之现状
前言
一、有关敦煌·吐鲁番出土法制文献的研究环境的急剧变化——TTD-I出版以后的资料整理状况
二、TTD Supplement的出版与此后的“发现”
结语

为何要诉“冤”——明代告状的类型
前言
一、“冤抑之事”与“争论之事”
二、“重罪”与“细事”的政策
……

区别流品：17世纪中国的奴婢身份、法律与司法对待
清朝法规范中的“财产关系图像”——以住房及田土为例
传统中国法中的“戏杀”与“疏忽”
清朝初期的“恤刑”（五年审录）
清代秋审文书与蒙古——关于18世纪后半期-20世纪初蒙古死刑案件之处理
“淆乱视听”：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源于鸦片战争之前的错误认知
北京政府时期的覆判制度
中国民法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自由与习惯（1900-1936）

精彩书摘

　　其次，成为问题的是，在覆判中应下达更正判决的案件，其对象范围有所变迁。1914年《覆判章程》施行之初，得下达更正判决的案件，仅限于判刑轻重不变或变轻时，而在1918年的修正中，又增加了适用法条无误但处刑轻重不当的情形。亦即，纵使被告的科刑将变重，高等审判厅也可以作出更正判决。其后1922年公布的《修正覆判章程》，亦因循此项内容。诚然，若仅因单纯的量刑变更而再度传集证人或重新进行裁判，乃过度耗费无谓的时间与劳力。此外，在覆判中遭加重刑罚的被告，法律仍赋予其上诉的机会，因此，对于被告而言，显然也不能说是不利的修正。
　　以上所述上诉相关规定及更正判决范围的变更，也带有对于诉讼当事人权益的考量，其目的在于使裁判能够更加圆满地进行。
　　另一方面，覆判的对象范围亦屡次变更。1914年《覆判章程》刚施行的时候，覆判的对象范围等同于地方管辖案件，但仅仅两个月后，其对象范围即遭修正，将窃盗罪排除在外。修正的理由是：“县知事审理第一审案件属于此种刑事甚多，案情既大抵轻微，审理亦不难精确。”的确，由于窃盗的范围可能也包括了扒窃等情状轻微的窃盗行为，这样的变更，应该可以说是切合现状的应变。
　　覆判的对象范围与地方管辖案件的范围相等，其以法定刑的最重主刑作为基准，但法定刑与实际上科处的刑罚轻重未必成正比，关于此点，已在前述。惟依规定，部分案件会因实际宣告刑的轻重，而被排除在覆判对象范围外。1914年12月的通饬规定，最重主刑为三等有期徒刑的案件，若宣告四等有期徒刑以下之刑，则不必送交覆判。不过，这项决定后来被认为流弊甚多，1918年时，司法部乃发布命令谓“（此通饬）本系暂时通融办法，试行以后，不无流弊。现在新定覆判章程业奉大总统教令公布施行，依照该章程第一条第一、第二各款规定，凡属法定最重主刑为三等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无论判处何项刑名，均应呈送覆判。嗣后各兼理司法事务之县知事审判刑事案件，自应一律遵照新章办理，所有本部三年第一一一八号通饬不得再行援用”，将其废止，重新规定最重本刑为三等有期徒刑以上的案件，无论宣告刑的程度如何，全部必须送交覆判。亦即，覆判的对象范围曾经一度缩小，但随后再度恢复。
　　由此可知，覆判的对象范围屡屡发生波动。如果只是考虑到司法权限的确保，其实没有必要缩小覆判对象的范围。但另一方面，如果覆判案件的数量过多，则会超出法官和检察官的处理能力，如此一来，不仅仅是覆判的案件，审判厅应审理的全部诉讼都可能发生迟滞。可以说，覆判对象范围的调整，必须同时解决确保司法权限与抑制案件数量这两个矛盾的课题，寻求两者之间的折中点。
　　在此成为问题的，乃是当时审判厅在案件数量方面的负担。首先参见表2、表3，这是京师、直隶的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于1915年审结案件数（民事、刑事的第一、第二审）、推事数，与日本东京控诉院、地方裁判所、区裁判所于1915年审结案件数（民事、刑事的第一、第二审）、判事数之比较。其中，天津地方分庭与东京区裁判所的推事平均终结案件数，出现了相当极端的数值，不过，由于两者处理的几乎都是轻微的案件，因此至案件终结为止，所费时间应该不多。若以同层级的裁判所进行比较，应该可以说，中国的法官较同时期的日本法官处理了更多的案件。当然，表2、表3仅呈现了法官处理的案件数量，而因每个案件耗费的劳力有所差异，故不能即认为中国的法官较日本法官承受了更沉重的负担。惟相较于日本，中国方面更强烈地要求法官不得堆积诉讼，其明显表现在对于诉讼审理期限的约束。当时中国的法令规定，刑事诉讼应于公判开始后25日内审理终结。而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审判厅中，一年内审理终结的案件占当年受理案件总数的比例，都超过了九成，由此可知，审判厅的确在适当的期间内处理了诉讼。这样看来，则高等审判厅下达的覆审裁定几乎都是发回原审的县进行覆审，而罕见采取提审做法的现象，亦可窥知其理由之一端。亦即，由于经常因大量案件而处于应接不暇的状态下，高等审判厅乃未能展现积极介入的作为，于覆审中亲自进行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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