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笔记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编辑推荐

　　作者是老而不僵者、心若止水者。任何人的一生，都若一个长长的梦，凡是生命年轮中记忆深邃的东西，都与你生死相依，永生拂之不去。

内容简介

　　《岁月笔记》作者从维熙是享誉国内外的小说家、散文家。这本《岁月笔记》是作者自选散文集，记录的是他行走山水的心情，哀悼故人的悲情以及回眸历史的沉思。书中多篇，是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地描绘中国地脉的原色之作，充满了对美好人性的呼唤。

作者简介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代官屯。年轻时曾任教师，后任北京日报记者、编辑。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6年后历尽生活磨难长达20年。1979年重返北京文坛。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国第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电影《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全国第一届优秀电影奖。之后，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酒魂西行》《逃犯》《裸雪》《龟碑》，以及中篇小说集《路驿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祭红》《牵骆驼的人》《鼻子备忘录》，同时又以火山喷发之势，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文学短论等作品。1995年《《从维熙文集》（八卷）问世，2000年回眸右派劳改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步曲出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止到2004年底，共出版文学书籍（包括散文、随笔）62部，约800多万字；其中的一些作品，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日、韩和塞尔维亚语在国外出版。
　　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目录

第一辑昨夜潮声

人与马的咏叹

挖火者

浪人王臻轶事

寄往天堂的书简

寻梦元大都

第二辑人生绝唱

文圣已去风范长存

悼祖光

就荷香深处祭文魂

蒲柳雨凄凄

秋风秋雨送达成

哭公刘

春雨潇潇送叶楠

别了，江南秀士！

重读胡乔木

第三辑行走美国

再访赌城

走马“艺术村”

“牛仔小镇”记趣

美国警察

“伦敦桥”传奇

寻找原始……

“伊甸园”纪事

迪斯尼之夜

商海的诚与信

圣诞夜行

第四辑酒事趣话九题

杯中往事

酒醉台北

第五辑京都夜话

北京“天方夜谭”

有感状告“八哥”

话说吃“唐僧肉”

有感于“狗拿耗子”

在《思想者》面前

“小姐”遭遇尴尬

“粉色垃圾”的背后

文化=“补丁”？

文学与“红包”

刍议“完美”与“残缺”

文人的名片

修订ＡＢＣ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还孩子快乐的童年

“红豆”之思

天马行空者言

龟兔新说

画嘴

请君入瓮

精彩书摘

　　人与马的咏叹
　　——昨夜潮声·知识分子命运系列之一我不敢说知识分子没有接触过马，可是在知识分子中间，留下这么多人与马的悲欢记忆的，或许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我童年生活在农村，有过马背童真。但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儿时在马背上的嬉戏，竟然是我人生戏剧的预演，之后在压轴的大戏里，却充满了人与马的世纪悲怆：一支文人的笔杆，突然幻化成一根皮鞭，面前的稿纸，忽然变成赶着马车“破帽遮颜过闹市”的人生画面；劳改农场的一辆马车，鬼使神差般带着我，会见被虱子咬成肉干的、1955年唯一为胡风辩护的美学家吕荧；直到一挂马车，把饱览了中国历史沧桑的我送出大墙。今天回忆起来，如果没有我与马之间的苦难奇缘，也许就没了这一曲20世纪的人与马的咏叹……
　　/ 岁月笔记0000第一辑昨夜潮声 / 1959年的马车惊魂
　　这匹马是棕黄色的蒙古马，与我童年骑过的那匹八岁口的老黑马，大相径庭。1954年我由一个山区的野娃儿，进京成了一名党报记者。到了1957年，记者称号之外，我又多了一个副牌，是出版了三本书的青年作家。一个每天挥动笔杆的人，之所以与那匹蒙古马有了关系，要感谢1957年那场人人皆知的“阴谋”运动。一场风暴来临，大树低头，小树弯腰，连我这棵文学小草，也被连根拔起。于是我在1959年冬天，成了摇着鞭子赶着大车、穿街过市的一个车把式。至于我是如何在这场运动中成为网中之鱼的，笔者已无兴趣回叙——那已然是老掉牙的故事了。但是赶着马车横穿闹市的经历，里边蕴藏着的中国历史的经纬，至今反刍起来还有个嚼头——那是我还没有折进大墙电网，留在北京市内改造的一段往事。
　　本来，最初我是赶小毛驴车的车把式。由于在建国门内大街一场车技表演，才由驴车夫升格为马车把式的。那时京城的建国门内大街，没有林立的高楼，没有长虹织成的彩灯；汽车、马车与自行车，还能结伴而行。但是这条大街有着其他街道所不具备的地缘政治：那儿是北京车站拐向天安门和中南海的必经信道，因而便留下了我生命年轮中的这个绝笔。
　　1959年，正是我国大饥饿年代的开始，人还常常要勒紧裤腰，那猪们就更缺乏饲料喂养了。我奉头人之命，赶着一辆毛驴车每天去东郊九龙山酒厂，拉回一车车的稀酒糟，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劳动基地，以解决猪们的腹中之饥。
　　那天，也许是天意让我难堪吧，我摇着鞭子经过建国门大街时，正好碰上了迎宾车队，要从北京站开出来。与车队相关联的是，警察催我快把粪车拉走（车厢板上固定着一个铁桶，桶儿残留着稀酒糟黄黄的浆液，形态极像粪便），以防有碍观瞻。我本来就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老右，急忙挥鞭赶驴，真是应了老辈子留下的那句“人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的古话了。当我挥动鞭子催驴疾行的时候，可能是驴儿用力过猛之故吧，它腰下的那根肚带，“叭”的一声折断了。随着这一声响，车上那个用来装稀酒糟的大桶，向车尾滑了过去——由于重而最后倾，驴车上两根长长的车辕，失控地打了天秤，像两挺高射机枪似的指向了天空。老天！肚带在哪儿断了都行，为啥偏偏断在了这个节骨眼的地段呢！毛驴车是要靠那条肚带定位的，由于没了肚带的禁锢，车打了前秤不说，那头毛驴，便自由自在地从车辕里钻了出来。
　　“你这是咋搞的？！”警察向我大声训斥，“车队就快从北京站过来了。”
　　“肚带断了，咋走？”
　　“哎呀！哎呀！”那警察着急地看着手表，围着车身乱转了一阵，不知如何是好。
　　时已深秋初冬，我被眼前的尴尬局面，急出了一身热汗。情急之际，我解下了腰里扎紧皮袄的麻绳，用它与断了的肚带衔接了起来；警察帮我按下去两个朝天的车把。两个人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算让那头毛驴重新复位。可是，这一切都已然晚了，就在我俩刚刚重新套起酒糟车的时候，那迎宾车队已然拐出了北京站口，向西风驰而去。好在车窗上大都挂着布帘，我不知那些贵宾是否看见了这辆“粪车”横在大街之侧；即使是从窗帘缝隙看见了，那些不谙中国国情的外国人，也会把我当成一个青年农民——无论他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会想到赶车人曾经是一个拿着笔杆在稿纸上涂鸦的青年作家。
　　这次惊魂事件发生之后，我便鸟枪换炮，从驴车把式摇身一变成为马车把式了。活儿还是每天顶着星星起床，套上马车到几十里之外的九龙山去拉喂猪的酒糟。马车要往返经过永定门——花市——虹桥——东单——建国门大街的闹市，回到四路通，已是黄昏时分。一天之内，与我为伍的就是那匹棕黄色的蒙古马和它拉着的那挂大胶轮车。这匹马可不像儿时的“老黑”那么安分。它有咬人的习惯动作，饲养它的老温，被它咬掉过上衣的两个纽扣。我最初驾驭它的时候，它撕裂过我的衣袖。那是我准备套车去拉酒糟，给它戴上笼头的时候，它抗议的唯一方式，就是咬你一口，给你留下个记号。好在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认知了一条真理：尽管你是懦弱的书生，这个时代要求你必须做一个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两条腿动物；否则你就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是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因而，它用牙撕我的袖口，并不使我心惊肉跳。有了建国门内大街的惊魂，我也可以算是修炼出道了。我很体谅这匹儿马的心态：我不要自由，可它想要自由。但是不戴笼头是不行的，它咬了我没关系，要是行车在街市上咬了路人，我还要为它承担责任呢；而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上纲上线就是“仇视人民，纵使野马咬伤革命群众”。我则没有马的勇敢，也没有它的反抗，头人让我挥鞭赶车，我则拉低了棉帽的帽檐，穿上狗皮大氅；为了抵挡冬寒，腰里再扎上一根麻绳勒紧大氅，俨然一幅农村里标准车把式的肖像。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我在儿时的北国田园，看见许多大车的车辕把上，都贴有这样的吉祥祝福。
　　但是这匹蒙古马，实在不体谅我那颗苦心，第一次赶它上路，它就跟我“争取自由”了。那是我挥鞭走到花市南口，准备北拐奔向虹桥小街的时候，丁字路口上一个交通警察，正站在路中心的交通台上忙于疏导南来北往的车辆。尽管我此时早已跳下车辕，用手死死拉着马缰，那匹不知人间方圆的马，还是不会拐那90度的弯道，斜着向交通台闯了过去。我给它戴上笼头，防止了它咬伤行人；但是我无力制服它的蛮力——它倒是从交通台一侧走过去，但后边的大车轮子，“嗵”的一声撞在了交通指挥台上，致使那涂着红白道道的圆圆的木台上的交通警察，不得不急忙跳了下来，同时对我发出一声怒吼：
　　“你——你——你是哪个公社的车把式?你这是想干什么？!”
　　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你是哑巴，我在问你话呐!”他显然没有经受过这种侵犯，一边用手中指挥棒指点着我，另一只手掏出一个小本本，对我再次吼叫道，“你不回答，我扣下你的大车，让你们公社头头来取车！”
　　我更无法回答他的质询了。我如果告诉这位交警，我不是公社社员而是个右派，那么这匹蒙古马闯下的祸事，就会立刻升温为阶级仇恨使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切事物都以阶级划线，那匹蒙古马不是罪源，而是心怀异己的阶级敌人。多亏当时给我配备了一个跟车人，他是当年“七月派”的老诗人晏明，此时他急忙打圆场说：“你别误解他，他不是什么公社的车把式。我们是北京日报劳动基地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赶马车去拉稀酒糟。我们基地养着几口猪，还靠那东西来喂养呢!真对不起，他初次赶马车，就撞了交通指挥台！”晏明人长得文质彬彬，脸上戴着文化人的眼镜，一席话又说得温文尔雅，使人绝对不会感受到内藏虚言。
　　那位交警阴沉的脸上，开始出现了一丝阳光。他说：“在闹市上赶马车，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建议你们明天换个能赶马车的车把式。”
　　晏明连连称是。我手忙脚乱地先帮助那位交警，把被撞出约有尺余的交通指挥台复位，然后拉起马缰继续赶路。这时我才发现，马路两旁站了不少围观看热闹的观众。我的心跳虽然平缓下来，但脸却红涨了起来：如果那交警和围观的行者，知道我是个公民之外的“另类”，该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前辈人文化人晏明，使用了“劳动基地”这个中性词语，可谓恰到好处，客观上起到了掩饰起我的右派身份的作用；但又不失其原则，因为当时各个机关的“劳动基地”，都有下放干部与右派在一起劳动。
　　我很感激晏明为我解围，但也为他难过和尴尬——因为当初如果没有他这个伯乐，我也许不会很快步入北京日报。1953年的秋天，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晏明当时作为《北京日报》的文艺编辑，曾经从公共报牌上，揭下了这篇东西向报社推荐。副社长周游，是个十分爱才的人，市委宣传部一纸调令，我便来到了《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这则文坛佳话，虽然让老诗人因为其伯乐行为而非常高兴，但是我是个扶不起来的文坛“阿斗”，青年作家的光环才闪亮了几天，便从九霄云天折到社会低谷。也真是一种命运的巧合，我头一天赶马车，他就被派来当我的跟车人。因而当马车在闹市穿行的时候，我觉得我愧对了发现我的伯乐，实因我不是一匹千里马，而是一头时代的瞎驹，真是被晏明和周游错爱了。这些心声，我又苦于难以出口，因为这些表达，有拉拢革命干部下水之嫌。他也常常缄口无语，以免感伤时说出些温情的话。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任何一句温情话都可能是兔死狐悲的立场问题。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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