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温故》，呈现珍贵文本——本辑“特稿”专栏，亮轩《绝对孤本》为我们解读、展示了伴随董作宾的女儿董敏七十六年的“绝对孤本”，它见证了董家从抗战之前的南京到抗战期间的四川李庄、再到落脚台湾的播迁流离，是一本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一册家国沧桑的佐证。“文本”一栏全文刊发作者吴大年12岁时写下的《小难民自述》，记录抗战爆发后随家人从北京到昆明长达九个的逃难生活。
　　2. ▲《温故》，讲述故人故事——本辑“人物”专栏，汪宁生《听顾颉刚谈鲁迅》记述了作者1979年前往顾颉刚先生寓所拜访顾先生的对话细节，辅以相关史料，重新梳理了20世纪文坛上“顾颉刚与鲁迅先生交恶”的公案；张贻贝《鲁迅与毛泽东二三事》力图将毛泽东、鲁迅“请下神坛”，以史料还人物本来的面目、澄清二人的关系……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讲述故人故事，感受细节的力量。
　　3. ▲《温故》，重温公民记忆——本辑“记忆”专栏，史学家赵俪生的女儿赵絪《扉页上留下的痕迹》回顾了父亲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购书、藏书的故事，配合留有扉页提及的珍贵书影，展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那一代学人的气质风骨；张而而《“串联”的滋味》以生动的笔触回忆了自己13岁时（1966年）坐火车从张家口到北京串联、途经上海、河南、武汉前后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既是来自基层的个人记忆，亦是共和国早期的民间历史。
　　4. ▲《温故》，展示中国影像——本辑“影像”专栏李佳达《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悲喜剧》一文回顾了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初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和他们的种种遭遇，文后刊出了秦风老照片馆提供的精选自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有关中国事务和华人代表性画刊中的图文报导，共16幅彩图，更直观、更清晰地展示了那段历史中的“世界华人与华人世界”。

内容简介

　　2013年推出的一期《温故》，总页码256码，“特稿”和“影像”专栏分别刊出亮轩先生和秦风老照片馆提供的图片共48幅，四色全彩印刷，首次发表，极具价值。
　　本辑“特稿”亮轩《绝对孤本》一文，为我们解读、展示了伴随董作宾的女儿董敏七十六年的“绝对孤本”，既有记载孩子们成长的故事和图片，也有其他许多珍贵的人和事……图文相得益彰，是一本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一册家国沧桑的佐证。“影像”专栏李佳达《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悲喜剧》一文回顾了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初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和他们的种种遭遇，文后刊出了秦风老照片馆提供的精选自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有关中国事务和华人代表性画刊中的图文报导，共16幅彩图，更直观、更清晰地展示了那段历史下的“世界华人与华人世界”。“人物”专栏有汪宁生《听顾颉刚谈鲁迅》，重新梳理了20世纪文坛上“顾颉刚与鲁迅先生交恶”的公案；张贻贝《鲁迅与毛泽东二三事》将毛泽东、鲁迅“请下神坛”，以详尽扎实的史料还人物本来的面目；此外还有张耀杰《孙宋之间的爱情波折》、马嘶《周作人和李大钊的友谊》。 “记忆”专栏，史学家赵俪生的女儿赵絪《扉页上留下的痕迹》回顾了父亲60年代到80年代购书、藏书的故事；张而而《“串联”的滋味》以生动的笔触回忆了自己13岁时（1966年）坐火车从张家口到北京串联前后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还有苏凤《留学台湾》。“往事”专栏，陈仁德《“牛尾巴”事件》记述了1957发生在重庆忠县的“牛尾巴事件”，还有白鸥《1941年：海明威夫妇的滇缅之旅》、吴大年《小难民自述》等。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

★[特稿]专栏
▲刘平章《先父刘文典藏书追踪记》
……近两年来，余与安徽大学、云南大学两校着手先父的《刘文典全集》的再版工作，将尚未辑入原来全集的著述纳入再版全集。现保存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先父藏书中有不少先父亲笔圈点、校批的古籍和手稿，这些内容将是再版全集十分珍贵和不可缺或的极为宝贵的资料。若能将这批藏书中的有关内容纳入其中，必将使全集更加丰富、完善。
▲亮轩《绝对孤本：一册家国沧桑的佐证》
这是一本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人性必然战胜邪恶的铁证，是传统五伦最真诚的体现。这是一本宝书。要是不怕多事，可依人物、事件、地点、背景与时间的相互关系，一页页地细读细想、考证下去，足足可以扩充而成为一部堂堂皇皇的、描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风格的最迷人的图书。
★[人物] 专栏
▲张耀杰《孙宋之间的爱情波折》
……在孙中山所喜爱、所追求的所有女性中间，年轻貌美、性情温柔的宋庆龄，才是他一生的最爱。去世之后被中华民国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与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之间的婚恋传奇，堪称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佳话美谈。
▲汪宁生《听顾颉刚谈鲁迅》
……鲁迅和胡适、顾颉刚之争只不过是私人恩怨的看法，还是值得考虑的，至少开始时如此。顾先生在日记及补记中说，由于胡适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遭到鲁迅忌恨；他自己由于编《古史辨》，在古史、神话、民俗、很多领域连接发表文章，“突负盛名”，使鲁迅“眼中出火”，也许是产生怨恨的原因。
▲张贻贝《鲁迅与毛泽东二三事》
……我们还注意到，贺信在鲁迅所有文字里都没有记载，史沫特莱著作里没有记载，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也不曾提到。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那么历史的真实性同样不复存在。鲁迅说：“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言，这才是缺点。”
▲马嘶《周作人和李大钊的友谊》
……周作人与李大钊结识于北大，在北大多年共事中结成了始终不渝的友谊，成为同一条战线的战友。虽然以后他们各自走上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种友谊却持续了整整一生。
★[记忆] 专栏
▲苏凤《留学台湾》
……历史系主任是许倬云先生, 教上古史，大家都很欣赏先生的学者风范，温文儒雅，才识渊博。傅乐成老师教中国通史和隋唐史，傅老师很风趣，平易近人，爱讲野史和笑话，似乎对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到头来只是摇头一笑而已。
▲赵絪《扉页上留下的痕迹》
▲张而而《 “串连”的滋味》
……他们要走了。他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先去韶山，再去井冈山，还要走上千里的路。我帮他们打背包，我帮他们扛队旗。我们走在长江大桥上，刘雄跑前跑后，端着相机，记录着这支队伍的每一步脚印，也记录下我。
★[影像] 专栏
▲李佳达《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悲喜剧》
……曾有一幅版画，用华人打棒球来讽刺只会做低阶劳动的华工也妄想从事“高级”的职业运动，但时至今日，已有许多华裔球员成为美国职业棒球或职业篮球联盟中的先发主将，无论在体型、球技、对抗性上都足以与任何其他族裔的球星一争长短。
★[文本] 专栏
▲白鸥《 1941 年：海明威夫妇的滇缅之旅》
▲陈仁德《 “牛尾巴”事件》
……所谓“有一天，一个地主分子谋杀合作社一头耕牛，仓促之间，只斩下这头牛的尾巴”以及随后发生的故事纯属天方夜谭、无中生有，不值一驳。文章透露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原来牛尾巴事件传到湖北，在那边也引起了反响，毫无疑问，那位坚持“我的看法也是这样，斩掉牛尾巴的人并不能算是破坏生产”的法官，肯定也没有好果子吃了。
★[文本] 专栏
▲吴大年《小难民自述》
……由于有幸得到冰心、顾颉刚、李南江、雷鸣远和方豪这些可亲可敬的前辈们的关怀和帮助，我的这本逃难笔记于1940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今，已近九旬之年的我，重读少女时代的这些文字，虽难免有文笔稚嫩和语境过时之感，但却是我当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精彩书摘

　　封面图片：失意的三重唱
　　1883年9月5日，《顽童杂志》图文报道。彩色石印画一幅。图说：该离开的三重唱。图中被排华法案重伤的大象（象征共和党）一只手扶着打包好的华人，另一只手搀着正在嚎啕大哭的教堂钟（象征教会组织），三人摇摇晃晃地往港边走去，准备送华人离开。
　　（参阅李佳达《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悲喜剧》）
　　封底图片：
　　友人于民国三十三年元月绘赠给董家小敏兄妹三人的画，作于四川李庄。
　　（参阅本辑亮轩《绝对孤本：一册家国沧桑的佐证》）
　　【周作人和李大钊的友谊】
　　马嘶
　　周作人和李大钊这两个现代文化史上的名人，在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治学方向、生活情趣、性格脾气、生命价值等诸多方面，皆是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的，但由于他们一同供职于北京大学，在学术、文化活动中又有着许多接触与共识，并于一个时期成为共同斗争的伙伴，从而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李大钊为主义壮烈牺牲后，周作人不仅著文愤怒斥责敌对势力那些恶意的挑拨性言论，而且极尽生前好友之责，对李大钊的家庭和遗孤多方照料，甚至在“下水”附逆之后，他仍借其职务之便，力所能及地对李大钊遗属加以保护。他的种种善举，确实尽到了一个朋友的职责。
　　周作人与李大钊结识于北大，在北大多年共事中结成了始终不渝的友谊，成为同一条战线的战友。虽然以后他们各自走上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种友谊却持续了整整一生。
　　周作人是1917年9月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的（实际上，这一年的4月他就在国史编纂处上班了），开始是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李大钊是1917年11月来到北大，1918年1月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后来又兼任经济学教授。文科教授与图书馆主任之间，当然会有许多联系，而李大钊与周作人，又同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者与作者，他们又会有许多接触，进而相熟、相交，就是很自然的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五三《坚冰至》一节中，十分明确地说明了他与李大钊相识相熟相交的过程：
　　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刚盖好，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在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而且校长学长室都在第二院，要隔一条街，也不便特别跑去。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
　　周作人与李大钊相识的情况和相交的原因，这里便交代得很清楚了。周作人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作者，他同编者李大钊相见的机会当是很多的。而后来，当李大钊组织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特别是他成了党的重要领导人之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坚冰至》中，周作人继续写道：
　　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讲演过一次，因为“少年中国”里许多人，我没有一个相识。……到了他加入共产党，中国局势也渐形紧张，我便很渐少与他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那时的孔德学校，是蔡孑民及北大同人所创办，教法比较新颖，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这里读书，守常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在内。那时我担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国文，守常的儿子就在我这班里，最初有时候还问他父亲安好，后来末了这几个月，连他儿子也多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近危险了。但是一般还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课，有一个学生走来找我，说他已进了共产党，请我给他向李先生找点事办，想起来这个学生也实在太疏忽，到教员休息室来说这样的话，但是也想见到李葆华，叫他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知道，可是大约有一个月，却终于没有这机会。
　　这一段平和的文字是很为重要的，这不仅让读者了解到他与李大钊一家的关系，他们虽然政见和人生道路不同，却依然保持着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朋友与师生的关系维护着这种融洽与保持联系的长久友谊关系，从而也便生发出周作人在李大钊被杀害后的极度愤怒与此后他甘心为朋友两肋插刀、保护烈士遗孤、尽自己之力帮助一个家庭渡过难关的种种表现。《坚冰至》的最后一段文字便是讲的这些事。
　　在周作人的日记中，同李大钊交往的记载极多，我们仅从1919年和1920年两年中的日记中加以摘录，便可看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