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简直是文人墨客的“考古现场”!我刚翻开目录,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旧时光气息给镇住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字,仿佛是陈年的老酒,初尝时或许觉得平淡无奇,细品之下,那股子淡雅、内敛的韵味才缓缓渗出来。他不像鲁迅那样笔锋犀利、直指人心,周作人的笔下更多的是对日常琐碎的细腻捕捉,对市井百态的温和观察。读他的文章,总有一种坐在老式木椅上,透过泛黄的玻璃窗,看外面雨丝纷飞的宁静感。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度,对于一个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读者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谈论的那些寻常事物——无论是雨声、菜蔬还是孩子的游戏——都被他赋予了一种哲学上的重量,但又处理得轻描淡写,不着痕迹。这本书集合的这些“过去的工作”,无疑是了解他思想脉络和文风形成的关键钥匙。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无数个精巧的侧面,勾勒出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文学灵魂。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跟一位学识渊博的老者促膝长谈,他会不经意间抛出一个你从未想过的角度,让你对生活生出新的敬意。
这本书给我的最深感受,是一种“失落的优雅感”。在今天这个充斥着焦虑和效率至上观念的社会,周作人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避风港。他谈论的“生活美学”,不是那种物质堆砌出来的奢靡,而是一种从精神深处散发出来的从容与雅致。比如他如何对待器物,如何看待一顿简单的餐食,都体现了一种“活在当下”的专注力,一种对“小确幸”的深刻体悟。这种优雅,是建立在强大的学识基础之上的,但表现出来却异常克制。它不是张扬的,而是内化的,像深海的宝藏,需要潜得足够深才能触及。这套自编集,就像是一份精心准备的下午茶,茶具考究,茶水清冽,虽然过程缓慢,但回味悠长。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修养,不是学会多少新潮的词汇,而是如何将最朴素的生活过出诗意和格调。对于希望提升自己精神气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极佳的参照系。
说实话,初读时我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去“挖掘”其中的时代局限性。毕竟,周作人先生的经历和立场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伴随着复杂的争议。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真正沉下心来阅读这些“过去的工作”,那些沉重的历史包袱似乎被神奇地稀释了。剩下的,是纯粹的、文本层面的魅力。他笔下那些关于“苦涩中寻求一丝甜蜜”的描摹,那种对人性复杂面的洞察,超越了具体的政治背景,具有了某种永恒的普适性。这套选集,巧妙地避开了那些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时评”,而是侧重于他内心世界的营造。读完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评价一个作家,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绕开他所处的时代,但通过精选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先抵达他思想的内核,那里是相对纯净、不受外界喧嚣干扰的“象牙塔”。这并非是粉饰太平,而是尊重文本本身的独立价值,允许我们在艺术的层面上,与作者进行一次纯粹的、不带预设的对话。
这套“自编集”最大的价值,或许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语感”演变的时空隧道。周作人的文字,早期的稚嫩与后期的圆融,其间的过渡是极其微妙的。作为读者,我们得以近距离考察他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自己那套标志性的“周氏语汇”的。那种夹杂着日文的特有语法结构,那种对古籍的信手拈来,以及对白话文潜能的精准拿捏,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我注意到书中有些篇目,其语言密度极高,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像是经过了反复的称量,既要保持典雅,又不能显得晦涩。这种精炼到了极致的文字,读起来需要“慢放”,需要反刍。它不像某些当代散文那样追求一泻千里,而是像精雕细琢的微雕作品,每一个微小的笔触都蕴含着深意。对于文学专业的学习者而言,这套书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关于“如何写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的教科书。它展现了,真正的“文体建立”,是基于深厚的学养和不懈的自我校正。
非常满意,五星
对于大部分不熟悉前苏联文学历史的读者,这似乎又是一个巨大声名主要来自于身后的俄罗斯作家。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伊萨克·巴别尔就已经是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了。而为他带来荣誉的,只是两部薄薄的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当大多数苏联作家把眼睛盯着大时代、大事件时,巴别尔把视点坚定地落在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身上。在他的笔下人不再只是集体的一份子,更不仅仅是革命事业的工具,而是一个个有着复杂人性的生命体。残酷的战争环境常常让许多红军战士内心扭曲、变态,其中黑暗和兽性的一面令人为之心惊;但与此同时又无不渴望着幸福、安宁的生活,梦想着甜蜜的爱情。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读书疑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被红卫兵抄家,1967年病逝。 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关系不和,二者价值取向不同。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散文全集》共600多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盖了《周作人文类编》和《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并有超过1/3的集外文和未刊稿为首次出土面世,对全面了解周作人及其作品有极大助益。全集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了周作人1898至1966年的作品,所有文章均一一考订发表时间、发表刊物、所用署名等,同时注明集内文、集外文和未刊稿,并配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索引卷60余万字,分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为读者及研究者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帮助。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
周作人
澳门本同样有照片墨迹八页,内容却有所不同,依次是:作者照片(非上书所谓苦雨斋前影像,而是近似于标准登记像的规格,年代当在解放后),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十六),作者为省斋先生书集放翁句联语一付,(文曰“多难只成双鬓改,浮名不作一钱看”且有跋语若干),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作者原稿墨迹之一(《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二(内容为《苦茶庵打油诗》二二,二四“山居亦自多佳趣”、“镇日关门听草长”两章),作者原稿墨迹之三(《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同样的,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选篇结构,初看之下似乎有些散漫,缺乏那种传统意义上“连贯的叙事线索”。但正是在这种看似随性的排列中,我看到了周作人先生独特的“时间观”。他似乎并不在意作品之间是否有明确的主题递进,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个独立的“瞬间切片”,共同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版图。这种编排方式,反而更贴近人真实的记忆模式——记忆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是感官刺激与情感残留的随机组合。我尤其欣赏其中几篇关于“闲适”和“趣味”的论述,它们避开了当时文学界热衷的宏大政治口号,转而深入探究个体精神的自洽与安宁。这是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抵抗方式,以一种近乎“无用之用”的姿态,守护住了知识分子的内心疆域。对于那些习惯了快餐式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需要耐心去“磨”,去适应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但一旦沉浸进去,就会发现这种慢,恰恰是通往深刻理解的必经之路。它教会我们如何从日常的重复中,提炼出不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