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译丛：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的《论自杀》并列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是一部风靡欧美文化思想界的政治学史学巨著。
　　《大学译丛：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考察了20世纪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的三条不同政治道路：一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二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三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摩尔在本书中从历史角度揭示了专制和民主的起源，他认为各个社会农业商品化进程的彻底程度、商品化冲击下地主与农民的社会角色变化，决定了一国选择议会民主、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
　　此外，摩尔还在这本著作中强调了提出中产阶级的壮大是民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等观点。这部巨著虽然颇具争议，但是其里程碑的地位无法被否认。

作者简介

　　巴林顿·摩尔，1913－2005，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耶鲁大学博士，美国战略情报局政策分析员。代表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关于人类痛苦的反思》（1972）、以及针对暴动而进行的分析《不公：顺从和反抗的社会基础》（1978）。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民主的革命起源
第一章英国和暴力对于渐进主义的影响
1. 农村向资本主义转变进程背后的贵族推动力
2. 内战时期的农业状况
3. 圈地运动和对农民阶级的破坏
4. 为了胜利的资本主义的贵族统治
第二章法国的演变和革命
1. 与英国的差异及其根源
2. 贵族阶级对农业商业化的反应
3. 皇室专制主义下的阶级关系
4. 贵族进攻和专制注主义的垮台
5. 大革命时期农民与激进主义的关系
6. 农民反对革命：旺代
7. 革命恐怖的社会后果
8．摘要重述
第三章美国内战：最后的资本主义革命
1. 种植园和工厂：冲突不可避免？
2.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三种形式
3. 迈向对战争原因的解释
4. 革命的动力及其失败
5. 战争的意义

第二部分
亚洲现代世界的三条道路
注释：在欧洲和亚洲政治进程进行比较中遇到的问题
第四章中华帝国的衰落和共产主义变种的起源
1. 上层阶级和帝国制度
2. 士绅和商业世界
3. 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失败
4. 帝国制度的崩溃和军阀的兴起
5. 国民党插曲及其意义
6. 起义、革命和农民
第五章亚洲法西斯主义：日本
1. 自上而下的革命：统治阶级对新旧威胁的回应
2．农民革命的缺席
3. 明治协议：新兴地主和资本主义
4. 政治后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第六章亚洲的民主：印度和和平变革的代价
1. 印度经验的相关性
2. 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民主的障碍
3. 乡村社会：起义的障碍
4. 到1857年止英国势力引发的变化
5. 1857-1947年英国强权下的和平时代：地主的天堂？
6. 资产阶级通过非暴力运动与农民阶级的联系
7. 关于农民暴力的程度和特征的注释
8. 独立和和平变革的代价

第三部分
理论的寓意和推断
第七章进入现代社会的民主之路
第八章自上而下的革命和法西斯主义
第九章农民和革命
后记：反动的和革命的意象

附录：关于统计和保守史学研究方法的注解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从时下的视角来概述一下三条通向民主世界的道路中每一条道路的主要特征。这三条道路中最早的一条是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在经历过一系列革命之后相互结合的道路，这些革命是英国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我给这条道路冠以资产阶级革命之名，英国、法国和美国或先或后地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不过它们各自在走上这条道路的最初时期所依存的社会条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本章稍后我们也会涉及一些关于这条道路的保留意见。第二条道路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革命冲击，因此它所采取的是一种反动和倒退的政治形式，并最终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值得强调的是，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德国和日本的工业毋庸置疑地发展和繁荣起来了。第三条道路当然是指共产主义道路。在俄国和中国，以农民为主要但不是全部根源的革命使得各具特色的共产主义变得可能。最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印度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向现代工业社会挺进的进程。印度这个国家既未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也未经历过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甚至都未曾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印度是否能够真的像尼赫鲁时代所试图做到的那样，避免上述三种革命形式所需要付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代价，试图找到某种全新的革命形式，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屈就社会停滞不前所带来的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代价，这始终是尼赫鲁的继承者们需要直面的棘手问题。
　　在有限的程度上讲，这三种革命类型——最终发展成为西方形式的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和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也许涵盖了可供各国采纳的各种道路和选择。很显然，这些道路是一些相互连贯的历史阶段。因而，它们相互之间展示出的是一种相对有限的决定性关系。一个国家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影响并改变接下来准备向现代化发展的另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之维度，正如维布伦在发明那个现在很时髦的说法“后发优势”时所意识到的那样。没有英国先前的民主式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德国和日本也不太可能选择反动的方式。没有资本主义和反动的经验，就算最终共产主义仍然会形成，其方式也将会截然不同。我们很容易地甚至可能会深感同情地意识到，印度所表现出来的畏葸不前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所有这三种革命形式的先前历史经验所带来的负面教训的批判性反应。尽管在工业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但是这一任务始终是一个会发生持续变化的任务。每一种主要政治类型的先决历史条件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即使是在每一类型内部，既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也许存在于民主革命的不同形式当中。在本章中，我们应该试图通过对西方民主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某些农业社会特征的分析来合理地对待相似性和差异性这两个方面。即便在此试图对民主进行定义有可能会把真正的议题引到鸡毛蒜皮的诡辩上，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再一次鲜明地指出西方民主这一冠冕堂皇的说法究竟意味了什么。笔者认为，民主的发展是试图完成一个漫长的由三件密切相关的事情构成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迄今尚未完成。这三件事情是：1）制约专断的统治者；2）用公正合理的原则替代任意的规则；以及3) 在制定规则时为底层民众争取一定的份额。砍下国王的头是第一件事情中最剧烈的同时也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方面。建立法治的努力、立法机关的力量和后来把国家作为社会福利的发动机等，都是第二和第三件事情中名声在外、为人熟知的一些方面。
　　尽管对前现代化社会早期阶段的详尽研究并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但我们至少还是需要简略地提及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个国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中是否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差异，从而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更有利于议会民主的发展，而其它一些出发点则可能使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或者干脆就排除了其可能性呢？当然，起点并不完全能够决定接下来可能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十四世纪的普鲁士社会也展示出与西欧议会民主的先祖们颇为相同的许多特征。但事实上真正在本质上改变了普鲁士以及最终德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决定性因素恰恰是在接下来两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尽管出发点可能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些出发点还是有可能比其它一些出发点更有利于民主的进展。
　　我认为，西方封建主义确实含有使之在有利于民主发展方面有别于其它社会的某些制度，这一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策在他有关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St?nde）的探讨中已经竭尽全力地令很多人信服了这一观点，当然这一观点至今仍然是学者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我们自己的研究目的来说，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方面是认为某些群体和个人能够豁免于统治者权力这一观念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有权起来抵抗不公正统治这一理念的兴起。这组理念和实践，与由封建仆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自由人能够自由接受的相互约定的契约概念一起，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遗产，这一遗产从欧洲中世纪社会一直延续到现代西方关于自由社会的概念。
　　只是在西欧才兴起了这一既有理念又有实践的结合体。也只是在那里，在涉及为议会式民主提供重要推动力的贵族权力究竟怎样才不会过多或者过少这一点上获得了巧妙的平衡。别的地方也确实出现了很多部分地相似的情况，但是，在这些情况中要么缺少了其中一种关键成分，要么与西欧相似的各种情况相互之间的关键比例尚不到位。俄国社会确实也曾经发展出了一种庄园制度(soslovii)。但是,恐怖的伊凡大公彻底击碎了独立贵族的根基。贵族们的特权直到彼得大帝的铁腕统治被解除之后才得以恢复，最终的结果是贵族们不仅获得了特权，而且还不用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者说在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并没能得到任何集体的代表权。官僚主义统治的中国则形成了天命的概念，给人们起身抵抗不公正高压统治提供了一些合法的色彩，但是却又未曾形成一个集体豁免的有力概念，这一概念本来是士大夫们创造出来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有悖于官僚主义政体的基本原则。日本确实兴起过封建主义，但是它更强调个人对上级和神圣统治者的忠诚，缺乏存在于理论上平等的人当中的参与概念。从印度种姓制度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豁免和集体特权概念的强烈倾向，但是同样也缺少自由契约的理论或实践。
　　为前面提及的这些差异找到一个全面的一体化解释，这样的企图受到马克思的随意观察的刺激而兴起，最终发展到极致表现为魏特夫（译者注：1896–1988，亦名魏复光，德裔美籍剧作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早先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前德国共产党领袖）基于各个国家对于水利掌控情况而发展出来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颇具争议的概念，可惜这些为上述差异进行解释的尝试都不是很成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指引方向是全然错误的。水利本身也许是一个太过狭隘的概念。传统专制主义可能兴起于这样一些国家，其中中央集权统治能够行使各种不同职权或者能够有效监督维系整个社会运作的基本活动。早期的政府不太可能像现在的政府那样，善于掌控局面，由自己来界定在什么任务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要迫使底层民众被动地接受这些任务。因此,建立有关前工业社会基本任务之核心的假设比起建立有关现代社会这方面的假设，所冒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要小。在另一方面，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似乎比一个社会在其中进行劳动分工和维持社会凝聚力的政治水准方面曾经假定的选择范围要宽广。农民村庄、封建领地，甚至是粗陋的地区性官僚统治，都可能在基本相似的农业技术下面形成决定性的政治水准。
　　在对各国出发点的变异性进行了简短分析之后，我们接下来可以转向现代化进程本身。在这里，有一点非常清楚地显现了出来。皇室专制主义的持续存在，或者更概括地说，前工业时代官僚统治的持续存在，造成了不利于西方各种形式民主发展的条件。中国、俄国和德国的不同历史在这一点上汇合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宽泛地称为皇室专制主义或者农业官僚主义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在我们这次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国家里（当然不包括美国），即英国、法国、德国的普鲁士部分、俄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其自身政权都得到了巩固，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不过我并不想对这一事实进行解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一事实形成了一根可能有些不那么客观的便利的支柱，支撑着所有现代化进程的初始阶段。尽管君主制度的持续存在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但是强大的君主制度在早期阶段在控制贵族阶层的骚乱方面还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掠夺成性的贵族随时可能烧杀掳掠的阴影下，民主是不可能兴起并得以发扬光大的。
　　同样，在现代早期，现代民主的一个决定性的先决条件是，在皇室和贵族阶级之间形成大致的力量均衡，其中皇室权力占主导地位，但是也给贵族阶级留有相当大程度的独立性。一个独立的贵族阶级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元素，这一多元主义概念有着坚实的历史事实方面的基础。而阿克巴统治下的印度和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则缺少这样一种元素，或者更精确地说，这两个政权未能为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独立程度确立一个可接受的合法地位，这些都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比较性的支持。这种独立被消灭的方式也是同等重要的。英国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证据，其中最经常被引证的事件是玫瑰战争，该战争大大地削弱了土地贵族的权力，使得在英国建立一个相对于法国来讲更加温和的皇室专制主义形式变得相当容易了。这样一种认识是明智的：这样一种实现平衡的结果对于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传统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大多数情况下依赖暴力形式，偶尔也会依赖革命形式，这些形式通常都是当代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
　　在这个节点上，人们可能会问，倘若土地贵族不能获得大批充满政治活力的城镇居民的支持，那么他们是否还会试图摆脱皇室的控制，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试图摆脱皇室的控制，去争取自身的自由。我们可以换一种不那么精确的方式来提出这一问题：如果贵族在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寻求自由，那么事态又会怎样发展呢？我想有一点能够明确，那就是，这么做的后果对于西方式的民主进程将会是极为不利的。在十八世纪的俄国，服务帝国的贵族曾经试图废除自己需要对沙皇专制统治承担的义务，而在同时又希望能够维持甚至提高自己的土地所有数量以及对农奴的掌控权力。整个发展进程对民主是极为不利的。德国的历史在某些层面甚至更发人深省。在那里，贵族阶级对抗大选帝侯（译者注：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该词用于指代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利的诸侯；此制度严重削弱了皇权，加深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城镇无关。当时贵族提出的要求中有很多与英国贵族提出的要求相类似，那就是，在政府中尤其是在政府获取钱财的方式方面要有发言权。但是，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议会民主。到中世纪晚期，城镇在德国南部和西部不断兴盛，后来开始不断衰落，而德国城镇的弱点在之后的德国历史上一直一个是不变的特征。
　　无需再深入寻找更多的证据，也无需进一步探讨指向同一方向的有关亚洲方面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直截了当地强烈地认同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城镇居民这一充满活力的独立阶级是议会民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农业阶层的话，那么真正的主角是不会出现在舞台上的。但是，乡村地区的角色确实也是其中一个足够重要的部分，也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同样，如果人们希望撰写一部兼顾英雄和恶徒的历史，这种做法似乎被时下的学者们所不齿，专制主义的恶徒有时候的确是生活在乡村里的，而城镇里的民主英雄们则在乡村里也拥有对自己来说极为重要的同盟。
　　举例来说，这就是英国所发生的情形。尽管专制主义在法国、德国大部分以及俄国发展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在英国的土壤上，它却遭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挫败，在那里建立专制主义的努力要微弱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情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英国土地贵族很早就开始浸染上了商业的气息。在对随后的政治进化进程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最具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究竟是否已经转而采用商业化的农业运作模式，如果是这样，这种商业化发展究竟采取了什么形式。
　　让我们试图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从其主要轮廓来感知一下英国土地贵族的这一转变。欧洲中世纪的制度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封建地主拥有一定比例的土地，也就是领地，农民为地主耕种以获取后者的保护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确切地说，后者会更倾向于实施有利于其自身物质利益的措施。农民利用地主土地中的另外一部分来耕种养活自己的粮食，并在那上面建立自己的住所。第三部分土地则是由林地、溪流和牧地组成，通常被称为公地，是为地主和农民提供燃料、游戏活动和家畜饲养地的来源。地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农民与土地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样做，部分目的是为了确保地主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来源。在英国中世纪的农业经济中，市场确实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甚至很早就比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的程度更深。但是，与后期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地主以及农民一起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能够凭借当地资源和当地技能来满足很大一部分需求。这一制度垄断了欧洲的大部分区域，但是因各地情况不同而呈现出区域性的变形。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一制度。封建的日本则呈现出与这种制度极为相似的特征，在印度的一些地区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
　　城镇商业的进步和专制统治者对税收的需求给很多方面都造成了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领主们对现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此，在欧洲的不同地区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应对方式。英国土地贵族们转向了商业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让农民获得自由并尽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转化。法国土地精英群体则通常让农民在事实上拥有土地。在转向商业化运作的区域，他们会迫使农民上交一部分收成，由贵族将之销售到市场上去。在东欧，出现了第三种变种，也就是庄园式的应对方法。东欧的容克贵族为了耕种和出口谷物，强迫过去的自由农民转化成农奴，而在俄国，也产生了一个类似的进程，不过那更多地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原因。只是到了十九世纪，谷物出口在俄国才成为一个影响其经济和政治的主要特征。
　　就英国本身而言，土地贵族向商业化农业运作的转化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国王的依赖，他们对斯图亚特王朝推行专制主义的蠢笨做法产生了很大的敌意。同样，与德国东部相比，英国所采纳的商业化农业运作模式最终推动了一个与城镇利益群体相关的大社区的兴起。这两种因素都是英国内战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议会事业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其影响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并被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新事业继续强化。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经历和其它一些与其不太相同的情况放在一起，这些影响看起来就更加明显。宽泛地讲，还有其它两种可能性。在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内部，商业推动力可能是相当薄弱的。而在那些出现过这些推动力的地区，其所造成的后果则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农民群体，这一群体从最好的角度来看，也给民主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从最坏的角度来看，则是蓄积了一个最终将导致共产主义专制的农民革命的火药库。另外一个可能是，土地贵族将利用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杠杆来把劳动力和土地捆绑在一起，用这种方式使其转向商业化农业运作。这种情况如果与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工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产生被我们视作法西斯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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