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本书对革命先驱李大钊的一生进行了较为客观、详实的评述，作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李大钊的家庭状况、亲属关系及青少年时期的情况叙述的尤为详尽。本书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有益读物。

一颇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摇篮
充满悲壮气息的身世
“人之生”的乡土境遇

二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挣脱科举制度的桎梏
永平府中学堂的求学生活
赴天津投考新的学堂

三深研政理的有志青年
求学津门
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熏染
编译书刊
评论时事

四求学日本
入早稻田大学
积极投入反袁斗争
民彝思想的形成
以文会友
五艰难探索
创造青春中华
“调和”思想及其实践

六选择马克思主义
受聘北大
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宣传十月革命

七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建党前的准备工作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建立与发展
推动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八献身革命
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
推动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学术思想的发展
最后的斗争
附：李大钊生平大事年表

精彩书摘

三深研政理的有志青年
求学津门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不久，从乐亭来到了天津，开始了为期6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生活，进入了一生中学业上的关键时期。从他踏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意味着某种新生。对李大钊来说，这里是一个五光十色、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新学知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运动的巨潮将他裹进了一个令他目迷心眩的漩涡，在他稚嫩的心灵中激起了阵阵波澜。要全面了解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倾向和学习情况，首先必须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说起。 1906年8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委任黎渊为监督，筹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民国建立后不久称为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次年5月建成，7月招生，8月18日开学，9月2日开课。这前后袁世凯在直隶等地创办了一批学堂，以军事、政法类学校为主，其目的是为自己培养嫡系势力。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和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正是民国初年该校师生积极拥护袁世凯的原因之一。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是国内第一所比较正规的法政专门学校，它最初招收的是讲习科，分职绅两班，共300名学生，其中职班为司法科，绅班为行政科。又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初年司法省法律学校之制招收专门科，学制六年。“前三年为预备科，后三年为正科。预备科额二百名，升正科时，分为法律、政治两科。”李大钊最初考入的就是专门科，按照规定于1910年由预备科转入正科，攻读政治本科，1913年6月毕业。该校“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材为宗旨”，因而课程比较齐全，既包括《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清代法律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又包括近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有关内容。该校聘请留日学生和外国学者为教习，如日本著名学者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人，先后在该校任教。李大钊在这里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的教育。预科3年主要是学习外语，首先是第一外语日语，其次是第二外语，第二外语的课程设置为英语、法语、德语任选其一，李大钊选择的是英语。通过学习，李大钊的日语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英语水平还不够理想。正科3年主要是专业课的学习，必修课程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地方自治论、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刑法总论、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等三十余门。该校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在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因而学生们的学习任务十分繁重。
李大钊入学后，由于经济原因，一度不能安心读书。当时他每月必须缴纳“学费三元，膳费五元”，此外“凡堂中一切操衣、纸笔、零用等费，概归自备”，费用总计每月十元左右。这笔费用对于李大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以至于不得不靠夫人“典当挪借”，对此他深感不安。后经伯父劝说，并在夫人赵纫兰的鼓励和支持下，李大钊才得以安心学习。他如饥似渴地研究西方的“政理”，即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学说，同时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他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因而学问日益精进，“正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李大钊其后的发展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6年，是李大钊在学识上奠定基础的6年，是他在正规的学校学习时间最长的6年。在这6年中，他进一步的学习传统的中国文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初步掌握了日、英两门外语，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工作能力”。
为了勉励自己不懈努力，李大钊改名为“钊”，字守常。他为自己的学斋起名“筑声剑影楼”。“筑声”，典出战国时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曾用击筑发出的悲壮声乐，在易水河畔为将要行刺秦王的荆轲饯行，最后自己也因用筑击杀秦王而死；“剑影”，显然是比喻壮士荆轲刺杀秦王的匕刃之寒光。从把斋名定为“筑声剑影楼”看，李大钊当时壮怀激烈，把慷慨悲歌之士荆轲和高渐离等人视为自己极想效仿的英雄豪杰。在学习之余，李大钊曾经以此为题，陆续写下了“筑声剑影楼纪丛”、“筑声剑影楼剩稿”以及“筑声剑影楼诗”等一系列诗文。特别是《登楼杂感》、《哭蒋卫平》、《有感》、《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吊圆明园故址》等诗，充分流露出了一个进步青年的忧郁情怀以及不满社会现实的愤激，“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一事无成嗟半老，沈沈梦里度春秋”。他把对国事窳败的悲愤和个人前途的渺茫结合起来，时时发出慷慨激昂的悲吟，“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李大钊泣血陈词，表达了满腔的悲愤，抒发了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对李大钊的诗文，他的同窗挚友郁嶷曾这样评论：“其文之豪放，感慨淋漓，明可薄汉霄，幽可泣鬼神，坚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
下面我们以《法学通论》为例，看看李大钊是如何努力学习的。
《法学通论》又名《预科法学通论讲义》，系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预科第三学年学习时所用的教材，原文为日文。该校规定，无论预科、正科，外籍教师讲课一律不用翻译，用其母语直接教学，以迫使学生全力学好外语。李大钊在阅读、使用该讲义时，十分认真，分别用中文、日文等作了许多批注，并标有大量阅读符号。《李大钊全集》把这些统称为《（法学通论）批注》。这些批注，有的是为了加深理解而作，有的是为了强调书中内容而作，有的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有的则是为了使全文更清晰而作的示意图。此外，阅读符号有横线、双横线、虚线、浪线、点、圈、双圈等。我们不能妄断这些符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权且认为它只是为了加深理解或者是强调而便于记忆，这就足以看出李大钊认真的学习态度和严谨的学习方法了。况且这些符号的涵义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以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李大钊对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更好地理解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及其心路历程。
如在《法学通论》第二章《宪法》的学习中，李大钊在“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一旁，标示出了这一内容在日本宪法中是第几条所规定的，并注明“神圣”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法律的制定及公布》一节，他在旁边作了一个图解，十分清晰地反映了该部分的内容。在《法律的效力》一节末尾，李大钊又作了一个法理图解，使该部分内容可以一目了然。在《法律的概念》一节中，当讲到“法”与“道”的关系时，书中第一条内容是“第一，法推行或禁止的，道必然推行或禁止”，李大钊就此作了旁批：“于此有例外焉：（1）道之所命者法禁之（如道许以物与乞丐）；（2）道之所禁者法不命之（如道禁狂饮而法则无明条以禁饮酒，又如道禁父子相讼而法许之）。”
纵观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他在接受某些新知识之前，先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全面的把握，而后才进行取舍，因而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当然，也不排除这些批注是老师在讲课时给学生们讲解的，但李大钊能够把他们一一都记录下来，这说明他学习态度十分认真。李大钊能诗善文，再加上刻苦努力，学习成绩非常突出。因而，当时有人把他和白坚武、郁嶷（一说为张泽民）并称为“北洋三杰”。
李大钊为人宽厚、谦和，待人真诚，并非那种恃才傲物之人，故其一生结交了很多朋友。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就结识了郁嶷、白坚武、张泽民等人。虽然有的因政治立场不同，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但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增进我们对李大钊人格魅力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再现他们不同的人生航线和目标追求。
郁嶷，字宪章，又名祖述，湖南澧县人，1890年生，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二人曾同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1913年4月由他们主持编辑的《言治》月刊创刊。郁嶷为创刊号起草了《（言治）宣言书》和《（言治）叙》，同时发表了《悲学篇》、《解散议会权与弹劾权》、《答友人论文书》、《游焦山记》等文章。同期，李大钊发表了《大哀篇》、《“弹劾”用语之解纷》、《朱舜水之海天鸿爪》、《论民权之旁落》、《隐忧篇》等文章，其中《“弹劾”用语之解纷》、《论民权之旁落》文后均有郁嶷所加的按语，就李大钊提出的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评论。二人同学六年，“相与文字密交”，“其侠义之气，卓拔之识，所以撼于无形，流连以往，神与俱化者，为忆退之所称，君岂其选与”。《言治》月刊初创时期在国内影响很大，这当然是和二位主编的努力分不开的。但二人共同主编《言治》月刊的时日并不长。李大钊在游昌黎五峰山时曾致信郁嶷，向其介绍山中美景。李大钊赴日留学时，郁嶷作《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二人再次共事是在创办《宪法公言》时期，《宪法公言》出至9册停办，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任《甲寅》日刊编辑。尔后，郁嶷则主编了《言治》季刊。李大钊在该刊发表《美与高》、《战争与人口》、《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李大钊到北大工作后，二人还经常保持联系。1918年暑假过后，李大钊携妻儿到北京，郁嶷曾去火车站迎接。这些都足以说明二人情谊之深。后来李大钊走上了革命道路，而郁嶷则历任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河北大学等校教授，湖南财政厅长等职。
白坚武，原名见五，号惺亚，直隶省交河县（今河北省泊头市）人，1886年生，李大钊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北洋法政学会评议部成员。1916年，李大钊离开《晨钟报》后，曾和白坚武等人共同创办不定期刊物。二人过从甚密，常有书信往来。从1916年起，白坚武始有日记，记载了李大钊给他的函件、诗歌以及二人交往的情况。白坚武对李大钊评价很高，认为他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守常诗文则“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他曾赠诗给李大钊，“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白坚武本是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结下的最要好的同学，二人常在一起促膝长谈，吟诗论政，但当两人的政治立场相悖时，当个人情感与革命利益相冲突时，李大钊断然选择了理想信念，从而放弃了私谊。1916年白坚武任国务院内务部佥事。1917年，白坚武由孙洪伊引荐，随李纯督军任江西督署顾问、江苏督署顾问。1922年为吴佩孚所聘，任两湖巡阅使署和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参与军机要务，他主持的政务处有“小内阁”之称。白坚武转到吴佩孚手下当幕僚时，李大钊并没有同白坚武中断交住，反而通过白坚武的关系，多次去做争取吴佩孚同情革命事业的工作。“二七”惨案以后，李大钊即刻宣布与白坚武断绝多年的友情和一切交往，因为他不容许自己的好友助纣为虐。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白坚武任吴佩孚“讨逆军”总参议。1927年寓居天津。1933年投靠日军，进行策划建立伪华北国的活动。1937年11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1938年9月为冯玉祥逮捕，不久在南乐县以“汉奸首领”罪被处决。
总之，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除了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结交了不少好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当时称为“新学”的书籍，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以及19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理论的书籍。他深受这种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从而开始初步树立民主主义的观点。也正是在这所学校，李大钊系统地学习了许多现代科学知识，奠定了他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基础，也为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面准备了条件。
……

前言/序言

本书主编朱文通，多年从事李大钊研究工作，有不少成果。最近，他又和另几位研究者撰写了李大钊的传。初稿拿给我看，并希望我给写个序。我粗略读了一遍，觉得还不错，有自己的特点。有人担心李大钊的传记出版几本了，大同小异，属于重复劳动。我觉得，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多出几本传，还是可以的。你看这本，他看那本，有研究的还可以比照着看，各得其益。再说，不同的研究者写出来的传着重点也不同。比如，本书的作者们都是河北的学者，他们写李大钊的家乡、出身、家庭状况、亲属关系，就比较细。可见，不同的版本，可以相互补充。所以，我是支持朱文通与他的合作者写这部传的。只要有特色，下了工夫，就能立住脚。前边说的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细，就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写得细，反映了作者掌握的材料比较多，研究得比较透彻。再有，书中用了一些新的材料，也是一个特点。比如，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首次发表了李大钊的《（法学通论）批注》，本书使用这个材料说明李大钊在学习中“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书中所写李大钊关怀河北农村建党工作的内容，也是其他传中没有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书中有的分析比较到位。总的来看，本书的出版，对于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推动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本书也是有缺点的。比如，对李大钊后期革命活动和思想写得比较少，这固然是因为客观上这方面的材料不够充实，但本书的问题在于可以用的材料没有完全用上，可以展开叙述的内容没有展开。这说明，作者对问题研究得还不够透。
说到研究，还想讲点看法。对于李大钊的研究，是从李大钊牺牲以后开始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的确不少。有文集、全集、年谱、传、资料汇编，还有研究专著和论文。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呢？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从一般道理上讲，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和认识上的变化，都会重新得出结论，于是研究就有了新的进展。所以，没有已经研究完结一说。其实，仅就现有材料来说，也谈不上没什么可研究的了。翻开《李大钊全集》就会发现李大钊有许多思想、观点，或者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研究透彻。比如，李大钊有关“与时俱进”的思想，就没有研究过。在李大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如下的论述：
《此日》：“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上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合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
《史观》：“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
《史学要论》：“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
“与时俱进”、“与时俱化”、“与时俱变”，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李大钊把这个观点用在对政治的看法上，用在对文化的看法上，用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就是说，在李大钊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要与时俱进，才能发展，才能创新。“与时俱进”是李大钊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值得认真研究。再如，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思想状态，“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般民主主义者”或是“改良主义者”？这个问题在1984年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经争论过，以后也有人发表文章讨论过，但实际上并未完全解决，不同意见的各自解释没有把对方说服，于是也只好各人说各人的。1997年，我在给朱志敏的《李大钊传》写序的时候，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后来并没有人进行研究。我以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以上举例只是为了说明，对于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的。我希望研究者充分利用现有材料，努力发掘新的材料，把李大钊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张静如
2004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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