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基佐在路易·菲利普时期担任首相,他的欧洲视角不乏新意。在这位《欧洲文明史》的作者看来,正是秩序与自由的辩证统一赋予了欧洲大陆以独特的个性,而这个性植根于欧洲倡导多样和崇尚宽容的历史。尽管基佐关于欧洲的某些看法具有时代局限性,比如将议会君主制视作欧洲历史的归宿,但这并不掩盖他时至今日仍深具创见和耐人启迪的宝贵思想。
作者简介
皮埃尔·特里奥姆夫,法国蒙彼利埃三大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19世纪法国政治史、议会制度史、革命理论和七月王朝史,对近代以来法国南部的政治和宗教运动亦有研究。主要作品包括《同时代入眼中的基佐》、《革命的记忆--从1848年看1789年和1830年》、《雅克·拉菲特和复辟王朝的最后岁月》、《对尼姆“白色恐怖”的自由主义文本解读》等。
秦川,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欧美近现代史专业,现供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高毅,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治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
内页插图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生活在历史长河中
一、在开放式教育中领会欧洲
二、基佐--复辟统治下的反极端派
三、历经七月王朝
第二章 基佐看欧洲
一、“进步”是欧洲的最大特性
二、基督教的历史作用
三、欧洲历史的宏伟阶段
四、欧洲大陆的地理状况
五、欧洲的外交
六、后基佐时代的欧洲
第三章 基佐有关欧洲的论述
一、欧罗巴--演进中的大陆
二、欧洲历史的诸重大阶段
三、欧洲大陆的地理状况
四、欧洲的外交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从索邦大学到众议院
维莱勒被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多少倾向于中间立场但成分混杂的马提那克内阁。此届政府取消了对基佐授课的限制。他在1828年4月18日重返讲台。这次回归不同寻常,在索邦,历史学的基佐、文学的维勒曼和哲学的库赞组成了“三大教授”的阵容。他们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吸引了两千多名的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自由青年。与他的两个同事相比,基佐的课与现实距离相对较远。但在1828年7月4日关于文艺复兴的讲座中,他在“耶稣会”问题上花了很大篇幅。他用低沉的语调承认耶稣会士“是伟大的”,似乎是在讽喻左派一贯以来对罗耀拉修会的负面评判。这个问题恰好是时事热点,因为前一年6月16日所颁布的法令废黜了该修会的法国分支。虽然明显带有巧合的意味--这仅是每周一次的编年史课,碰巧涉及文艺复兴时期--却没少激起政治上的反应。
1828年第一学期所开设的课程并不完全局限于政治领域。题为“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对基佐来说在选题--“文明”这一概念在当时非常新颖--和方法上都是一次创新。他试图将“总体思想与情势”紧密联系起来,该理论又是建立在对事实进行缜密研究的基础上。兼容并包的整体视角使基佐对欧洲的诠释充满新意,这为他带来了大量听众。自1828年底开始,基佐继续其文明史研究,并专注于法国本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声名日涨,基佐的私人生活也一帆风顺。他娶了已逝妻子的侄女,此事前妻在病榻前曾努力促成。这位新妻子比他年轻不少,出生于1804年。
得益于里斯约市(Lisieux)议员职位的空缺,基佐最终在1829年被补选为众议员。虽然他本人与诺曼底地区并无太多联系,但这次选举得到了杜邦·德·欧尔等自由左派头面人物的大力支持,此外,著名的持异见人士、基佐曾颇怀好感的夏多布里昂也专门为他作推荐。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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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佐--复辟统治下的反极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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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经七月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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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里奥姆夫,法国蒙彼利埃三大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19世纪法国政治史、议会制度史、革命理论和七月王朝史,对近代以来法国南部的政治和宗教运动亦有研究。主要作品包括《同时代入眼中的基佐》、《革命的记忆--从1848年看1789年和1830年》、《雅克·拉菲特和复辟王朝的最后岁月》、《对尼姆“白色恐怖”的自由主义文本解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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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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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罗巴--演进中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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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的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出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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