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当今世界发生的一切做精辟描述的同时，当代《资本论》知名的研究者大卫·哈维，在本书中揭开了资本主义核心矛盾——如以超出投资的手段积累资本的驱动力；其利用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并因此造成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被剥夺；以及其掠夺自然直至毁灭自然的冲动。这些矛盾与压力造成：全球人口长期失业问题，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陷入衰退旋涡，以及中国和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的蹒跚前行。

短期内这些矛盾不会产生破坏性：历史上资本主义不断在新面具下重组自身，并由此产生危机。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能否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下继续生存？哈维认为种种迹象不容乐观，并且表象具有欺骗性，许多资本矛盾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控制，而另一些则威胁到了资本体系的核心。本书提出了理解世界的方法，并且为迈向更为公平﹑理性和可持续的社会提出了17个纲领性的建议。

作者简介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纽约城市大学（CUNY）杰出人类学教授，全球作品被引用zui多的人文学者。他开设的解读马克思《资本论》课程，是40多年来与学生互动产生的结果，自从2008年上传到纽约城市大学网站以来，获得了近300万人次的下载量。

译者简介：

许瑞宋，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毕业，曾任路透中文新闻部编译、培训编辑和责任编辑，也曾从事审计与证券研究工作。2011年获得第yi届林语堂文学翻译奖。

精彩书评

正像我曾经建议：人们应该从第三卷开始，“倒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现在，我建议读者从哈维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开始自己的阅读。因为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哈维方才尤为充分地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才华，那是心灵的呼号，是真理的祈愿——而借助译者的文笔，我们很难不被这种良知、思想与才华所打动，必须承认，有些段落催人泪下。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作者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诊断师之一，哈维以少见的历史洞见和清晰逻辑分析了资本主义不同层次的矛盾及其社会后果，把别样社会想象这个问题直接提呈到每一个读者的面前。这是每一个关心这个时代全球命运的人都应该阅读的资本主义ABC。

——胡大平南京大学教授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当下的危机、资本的运作逻辑及其潜在矛盾，哈维的诊断要比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更具挑战性，也更贴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陈宜中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8年以来蔓延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让许多人更渴望理解与改变世界。享誉世界的学者大卫·哈维用他的一系列著作为我们展示了开放的、吸收各门学科成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本书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从辨识矛盾、解释危机到发掘出路，这本书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必读著作。

——万毓泽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哈维是学院派的激进人士，他的写作充满事实及深思熟虑的想法。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在精准的时点呼吁推翻资本主义……优美之作……神气活现，趣味盎然。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重新阐释马克思学说的活力之作……充满关键洞见和脱俗的分析。

——社会主义劳工报（Socialist Worker）

以动态的方式重写马克思……充满关键洞见与打破传统的分析。

——每周之书（Book of the Week）

精彩书摘

矛盾15

无止境的复合增长

资本总是追求增长，而且必须是复合增长。我认为资本再生产的这项条件如今构成一个极其危险，但人们大致上未认识、未分析的矛盾。

多数人不是很明白复利的计算。他们也不明白复合（或指数型）增长的现象及其潜在危险。如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他zui近的犀利评论中指出，即使是传统经济学这门“忧郁科学”，也未认识到复利对负债上升的重要影响。1结果是有关2008年震撼世界的金融动荡的一部分关键解释，未能呈现出来。那么，有可能实现无止境的复合增长吗？

近来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疑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假定经济可以无止境增长可能是错的。例如，戈登（robert Gordon）在zui近一篇论文中便表示，近250年来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一段时期，而不是经济未来可以同样速度无止境增长的保证”。他的说法主要是基于劳动生产力创新支持人均所得增长的路径和效果。戈登与另外几名经济学家均认为，以前的创新浪潮远比始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基于电子和计算机化的zui近一波创新强劲。他认为zui近一波创新浪潮的影响，不如人们普遍想象的那么强，而且无论如何，它的效力如今已基本耗竭（高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基于这理由，戈登预测：“未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低于19世纪末以来任何一段较长的时间，而所得较低的99%人口的人均实际消费增长率，更将低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美国，上一波创新的内在弱点，因为一些“阻力”而加重；这些阻力包括社会不平等恶化，教育成本上升但质量下降所衍生的问题，全球化的影响，环境法规，人口老龄化，税务负担加重，以及居高不下的消费者和政府债务。2戈登还指出，即使没有这些阻力，相对于过去200年，未来经济仍将度过一段相对停滞期。

政府债务是上面提到的一项阻力，这个问题在我撰写本书时，在美国已变成一个各方互踢的“政治皮球”（各方热烈议论但均不愿担责），而许多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在媒体和国会，政府债务是许多刺耳和夸张的言论与主张的焦点所在。有心人一再表示，若不厉行节约，未来的世代将承受可怕的债务负担；他们借此鼓吹严厉削减政府支出和社会工资，而这当然是一如既往地有利于寡头集团。在欧洲，同样的论点被用来为强加在整个国家（如希腊）身上的灾难性赤字削减方案辩解，虽然我们不必发挥太多想象力，便能看到这种做法如何有利于德国等较富有的国家，以及富裕的债券持有人。在欧洲，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希腊和意大利政府被和平推翻，获得债市信任的“技术官僚”暂时取而代之。

这一切使我们特别难看清债务复合增加、资本积累指数型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的是，戈登关注的主要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与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大不一样。这两个指标均容易受人口状况影响，但受影响的方式大不相同。随意检视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在整个资本史上，财富与债务积累之间一直有松散的关系，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富积累与公共、企业和私人债务积累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得多。我们会怀疑，债务积累如今恐怕是资本进一步累积的一个先决条件。若果真如此，我们眼前面临一个古怪的情况：右翼共和党人与其欧洲类似群体（例如德国政府）努力试图降低负债，此举正严重威胁资本的前途，其潜在影响远远超过历来工人阶级运动产生的威胁。

复利（复合增长）本质上非常简单。我在储蓄账户中存100元，年利率5%。年底时我的账户余额为105元，假设利率保持不变，第二年后账户余额是110.25元（如果是每月复利或每日复利，账户余额会大一些）。在第二年底，复利与单利的差别很小，只有0.25元。因为差额很小，不值得费心，因此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以年利率5%复利30年后，我将有432.19元，而如果是单利，则只会有250元。60年后，按复利计算有1 867元，按单利是400元；100年后，按复利是13 150元，按单利是600元。注意这些数字。复利曲线起初在颇长一段时间内升速非常慢（见图1和图2），然后开始加速上升，zui后达到数学家所称的奇点（singularity）——通向无穷大。曾经背负房贷的人，会体验到相反的情况。在30年房贷的头20年中，待还的房贷本金降得非常慢，然后减少的速度会加快；在zui后2~3年，房贷本金以非常快的速度减少。

有些经典趣闻可说明复利和指数型增长的性质。某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棋盘上第yi格放一粒米，接下来每一格的米粒数目每次均增加一倍，直到填满所有方格。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这奖赏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到了第21格时，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100万，而在第41格（超过1万亿粒）之后，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满剩余方格。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是国王因为觉得自己被骗而愤怒不已，砍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头。这个版本说明了复利刁钻微妙的性质，告诉我们复利的隐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在复合增长较后期的阶段，加速的情况出乎意料。

复利的危险，可用德鲁森（peter thelluson）的案例说明。他是富裕的瑞士商人银行家，住在伦敦，设立了一个6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根据他的遗嘱，在他1797年逝世后，该基金在接下来100年间皆不可动用。如果能保持7.5%的复利，该基金到1897年时价值将达1 900万英镑（远远超过英国国债），届时这笔财富可分配给德鲁森幸运的后裔。当时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这笔遗产到1897年时规模也将等同英国全部国债。复利将令惊人的金融权力落在私人手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在1800年通过法案，将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内。德鲁森的下一代对他的遗嘱提出异议。经过多年诉讼，该案于1859年zui终审结，诉讼费用耗尽了德鲁森的整笔遗产。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著名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Jarndyce vs. Jarndyce），便是以此为蓝本。3

18世纪末涌现出一些有关复利作用的兴奋评论。1772年，数学家普莱斯（richard price）在一本小册子中写了一段后来令马克思觉得有趣的话：“采用复利算法的钱，起初缓慢增加。但因为增加的速度持续加快，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增速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力。耶稣诞生时拿出1便士，如果保持5%的复利，现在它的价值等同于1.5亿个地球的黄金。但如果只是单利，则不过是变成7先令4.5个便士而已。”4我们在这里再度看到，人们对于复合增长可以产生“超乎所有人想象力”的结果感到惊奇。如今我们是否也将为复合增长可以产生的结果感到震惊呢？有趣的是，普莱斯的主要观点（与当前的一批忧心忡忡者大不相同）是利用复利的力量，既有的国债可轻易偿清（一如德鲁森的案例显示）！

麦迪逊（angus maddison）煞费苦心地尝试计算几个世纪的全球经济产出增长率。很显然，他追溯到越久远的年代，相关资料就越不可靠。当中重要的一点是，1700年之前的数据越来越仰赖于利用人口估计数推算总体经济产出。不过，即使在当前年代，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质疑原始数据，因为当中包括一些国家范围的负面事件（例如交通意外和飓风造成的经济后果）。一些经济学家以许多测量方式会误导人为由，有力地鼓吹改变国家经济产值的计算方式。但根据麦迪逊的研究结果，资本自1820年以来的复合增长率为2.25%。这是全球平均数。5显然历史上某些时期（例如“大萧条”时期）和某些地方（例如当代的日本），增长率微不足道或甚至是负数，但也有一些时期（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一些地方（例如过去20年的中国），增长率远高于长期平均数。上述平均数略低于财经媒体和其他地方普遍认为可接受的zui低增长率3%。增长率低于3%时，人们会说经济疲软；增长率跌破零则被视为经济衰退的指标，增长率长期低于零则被视为经济萧条。在“成熟经济体”，增长率显著超过5%往往被视为经济“过热”的迹象，这种情况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失控的威胁出现。近年，即使在2007~2009年的“崩盘”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也相当稳定，保持约3%的增速，虽然大部分增长是新兴市场（例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4个“金砖国家”）贡献的。2008~2012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跌至1%或更低。

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如果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全球经济产出在1820年为6 940亿美元，1913年时增至2.7万亿美元，1973年时为16万亿美元，2003年时接近41万亿美元。德隆（Bradfordu delong）提出不同的估值（同样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1850年为3 590万亿美元，1920年增至1.7万亿美元，1940年是3万亿美元，1970年是12万亿美元，2000年是41万亿美元，2012年为45万亿美元。德隆估计的zui初经济规模较小，复合增长率则较高。虽然两组数字差异颇大（证明这种估算十分困难，往往相当随意），但复合增长效应均清楚可见（虽然有显著的时间和地域差异）。6

那么，我们就以3%的复合增长率为基准。按照这个增长率，多数（甚至是全部）资本家可以从他们的资本上获得正收益率。眼下要维持令人满意的增长率，我们一年必须为额外的近2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在1970年，额外“仅有”60亿美元。到2030年时，全球经济产出估计将超过96万亿美元，届时我们将必须替近3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此后的金额更是天文数字。情况有如我们到了棋盘上的第21格，无法继续下去。这看来完全不像是可行的增长轨迹，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这样。想象一下，如果资本积累的复合增长率持续不变，物质基础设施、城市化、劳动力、消费以及产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扩张，相对于未来一个世代将显得微不足道。看看zui接近你的城市1970年时的地图，再对照今天的情况，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未来20年间，它的规模和密集度增加3倍，情况会是怎样？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社会演化是由某条数学公式决定，那将是严重的错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98年首度提出他的人口论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大约就在那时，普莱斯等人则在歌颂人类事物指数增长的力量）。马尔萨斯的论点与本章的议题直接相关，同时也有警世意味。他指出，一如所有其他物种，人类的数目倾向于指数增长（也就是复合增长），而以当年普遍的农业生产力状况，粮食产出zui多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久而久之，随着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报酬递减，人口增长率和粮食供给率之间的差距可能将进一步拉大。两条曲线的距离扩大，被视为反映出人口造成的资源压力日增。马尔萨斯认为，随着粮食供给缺口扩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面临饥荒、贫穷、传染病、战争，以至各式各样的疾病。这是一种残酷的制衡，使人口增长保持在自然承载力理论上允许的限度内。马尔萨斯的反乌托邦预测落空了。有鉴于此，他后来扩充他的理论，纳入人类在人口相关行为上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道德制约”，例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大卫哈维中信出版社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