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2
情報研究經典之作,美國官員必修教材
《無聲的戰爭:認識情報世界》結閤美英等主要大國的情報工作實踐,全麵介紹情報理論和情報實踐發展前沿,內容涉及情報理論、情報搜集、情報分析、隱蔽行動、間諜和反間諜等,對我國的保密工作、安全工作有一定的啓示意義,對我國的情報研究領域也有替補空白的學術價值。初版於1991年,1993年齣版瞭第2版,2002年第3版,是美國政府官員和高校的情報學教材。作者艾布拉姆·舒爾斯基是美國外交與安全問題專傢,曾任參議院情報常設特彆委員會民主黨領袖,對情報與安全事務有30年研究。
艾布拉姆·舒爾斯基,美國外交與安全問題專傢,美國情報研究領軍人物。曾在國防部和蘭德公司任職,曆任參議院情報常設特彆委員會少數黨(民主黨)領袖、國防部特彆計劃辦公室主任。《無聲的戰爭》是其30年情報研究經曆的結晶。
《無聲的戰爭》一書堪為情報領域理想的入門讀物。它對情報工作進行瞭全麵介紹,並對情報界的缺陷進行瞭分析和揭露,各方麵的平衡做到瞭極點。一埃略特·A·科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戰略研究主任)普通讀者瞭解真實情報世界的佳起點。
——羅賓·w·溫剋斯(《鬥篷與長袍:秘密戰中的學者》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通常認為情報工作的重心是情報搜集,諜報是主要的情報手段,情報工作是一種藝術,保密性是情報工作的主要特性。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一種新的情報觀就在美國齣現。以威廉·蘭格和謝爾曼·肯特為代錶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分析傢們,竭力將情報分析作為一種科學來看待。他們認為,情報搜集不能解決情報工作中的不確實性問題,情報分析是情報工作的中心環節,情報研究同社會科學研究沒有什麼區彆,具備瞭科學世界觀、掌握瞭科學方法的情報分析人員,可以對事態發展進行科學預測。這種新的情報觀成為戰後美國情報工作的主流思維。
舒爾斯基認為,情報分析與社會科學研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相似,但兩者之間存在著重大區彆:社會科學研究的目標是追求客觀知識,有些社會現象雖然難以理解,卻不會故意欺騙人類的認識。這與情報工作全然不同。情報涉及的是人類社會之間的鬥爭。對手不僅阻撓彆人瞭解自己,還故施誤導和欺騙之事。因此,情報研究與科學研究還是存在質的差彆,情報事務遠比社會科學研究復雜。
由此可見,舒爾斯基的觀點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美國情報界占主導地位的謝爾曼·肯特的情報觀念的一種匡正,它反映瞭二戰以來美國情報工作的新特點,更能反映美國情報工作的真實情況。
—— 雷·S·剋萊因(中央情報局前副局長)
情報官員的類型
由於要避免引起對象國政府的注意,情報官員不能將其刺探秘密的行動公開化。他們需要“掩護”,即居留在對象國的理由、明顯的經濟來源、結交能接觸敏感信息者的機會和理由,等等。
按美國時下的說法,諜報掩護有“官方”掩護與“非官方”掩護之彆。官方掩護指情報官員以外交官或其他政府官員的身份,被正常派駐國外。非官方掩護指情報官員以任何其他形式的僞裝,如商人、記者、遊客,等等,為其留駐對象國提供閤理解釋。非官方掩護的情報官員還可以在國籍上做手腳,假稱自己來自第三國。如果對象國傢正常接收移民,該官員就能據此僞裝入境。
利用官方掩護有幾大優勢,最明顯的就是情報官員可以獲得外交豁免權。一旦其間諜活動暴露,根據國際法規定,對象國政府隻能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及將其驅逐齣境。
此外,外交身份也可以使情報官員更方便地接近潛在的情報資源。作為外交官,他可以在日常活動中接觸其他國傢的外交官和對象國的政府官員,而不至於引起懷疑。確實,由於其他國傢也使用官方掩護,他同時也有“正當”理由與其他國傢的情報官員接觸。
而且,情報官員在官方掩護下常駐大使館,可以保證在對象國國民攜帶敏感材料接觸大使館或者主動提供敏感材料時,有專業情報人員處理情況。這樣,大使館中有官方掩護的情報官員的存在,就為對象國國民接觸外國情報機構提供瞭便利。這樣的職務安排就如同一個“郵箱”,作用巨大,不可或缺。由於某些國傢嚴格控製甚至禁止其國民到國外旅遊或與國外交往,這種職務安排更是必不可少。
最後,官方掩護在行政方麵也有諸多便利。通過常規的政府渠道,官員能夠領取薪金,處理其他個人事務。此外,通過情報站(即官方掩護下的情報官員小組)可以方便地與總部機關保持安全聯絡。
但是,官方掩護也存在缺陷。最重要的是,派駐至對象國的官員相對較少,對象國反情報機構能夠相當準確地確定哪些“外交官”是情報官員,哪些不是。這項甄彆工作可通過一係列明顯但費勁的活動來完成,如調查每一位官員,監視其動嚮和交往行為,竊聽其電話,在其住宅裝竊聽器,等等。根據慣例,大使館通常會雇傭一些對象國居民從事一些輔助性工作,這可能使這種調查更為方便,特彆是某些國傢規定,所有到外國大使館工作的居民都必須與其情報機構閤作。此外,還有更簡單、花錢更少的方法來達到同樣的目標。例如,可以通過分析一個國傢的齣版物來分析某個駐外官員的職業,確定其與情報機構的聯係。
再者,盡管官方掩護可以為情報官員接觸某些潛在的情報來源(主要指其他外交官和對象國安全機構官員)提供便利,但也可能會妨礙其與其他人接觸,有些人在與外國官員打交道時可能會猶豫不定。不管怎樣,潛在的被招募者可能會立即意識到他們接觸的是外國官員,這可能讓他們更加小心。另外,在嚴重危機或戰爭時期,兩國外交關係可能破裂。盡管當時非常需要情報,有官方身份掩護的情報官員還是不得不離開該國,從而使他們建立的情報網絡陷入癱瘓。
非官方掩護的利弊大多與上述內容相反。另外,由於非官方掩護的情報官員可僞裝成各種職業和各階層人員,他們能接觸不同的、範圍更廣的潛在情報源。同樣,他們可以僞裝成(或本身就是)目標國國民,或以第三國公民的身份齣現。掩蓋其與所服務的政府的聯係,有助於他們接觸潛在的情報源並獲取信息。即使外交關係破裂,他們仍能留下繼續工作。一般來說,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員難以被對象國政府識彆。
另一方麵,非官方掩護也麵臨著諸多不利條件。非官方掩護的經濟成本與管理難度遠遠大於官方掩護。一種辦法是設法讓情報官員供職於某傢公司或某獨立組織,另一種辦法是情報官員自己成立公司或從事某些活動,讓其在目標國傢的活動閤理化。然而,這不僅耗費巨大的財力,而且情報官員還得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從事“掩護”活動,讓其掩護身份可信,從而影響其主要的情報搜集任務。此外,為避免引起懷疑,非官方掩護的情報官員不能經常使用大使館的通信設備,這又給聯絡帶來瞭更多睏難。
關於非官方掩護的一個著名的成功案例是理查德·佐爾格。他是一位德國公民,是德國一傢報社的記者,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中國和日本為蘇聯軍事情報機構提供情報,直到1941年鞦被捕。他與包括大使在內的德國駐日大使館人員關係密切,得以方便地獲取德、日戰爭計劃。在其被捕前不久,佐爾格嚮莫斯科報告瞭一條關鍵信息:“日本將不會攻擊蘇聯的遠東地區。”據佐爾格報告,日本已決定不進攻蘇聯,但可能會攻擊太平洋南部和東部,襲擊美、英、荷蘭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這條報告讓斯大林放心地把成韆上萬的部隊從遠東調到莫斯科,以應對德軍在1941到1942年鼕季對莫斯科的攻勢。迴顧曆史,蘇聯軍隊成功地將德軍阻擋於莫斯科城外,是整個戰爭中一個關鍵轉摺點。
非官方掩護的另一個成功範例是以色列特工伊利·科恩,這個案例也證明成功掩蓋國籍的價值。科恩是齣生於埃及的猶太人,1956年,32歲的科恩移居以色列,自願為以色列情報機構服務。1961年,他受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派遣,來到阿根廷,以阿拉伯商人身份為掩護,使用塔馬爾·阿明·塔貝特這一化名。他很快在阿根廷的敘利亞僑民中建立瞭廣泛的聯係,並於1962年初來到大馬士革。帶著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結交的敘利亞朋友的介紹信,科恩幸運地在敘利亞統治圈站穩瞭腳跟。他神通廣大,曾充當復興黨政府和敘利亞前流亡總統之間的使者,據說他甚至還可能在敘利亞政府內閣獲得一個職位。科恩發迴瞭大量關於敘利亞的政治、軍事和外交事務的報告,三年後,科恩被敘利亞反情報機構抓獲,並於1965年被處決。
利用非官方掩護將情報官員以普通移民的身份安插進對象國,這是一個特彆野心勃勃的做法。顯然,讓情報官員進入一個正常接受大量移民和訪問者的國傢,比讓他進入一個不接受移民,對訪問者嚴密監視且邊界戒備森嚴的國傢,要容易得多。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關於魯迪剋·澤門奈剋的,它可以說明蘇聯願意花多少時間和精力來運作此事。魯迪剋·澤門奈剋是捷剋僑民,被蘇聯情報機構剋格勃招募。他藉用魯道夫·赫爾曼(德國人,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身份,在東德居住瞭大約一年,於1957年底帶著他的東德妻子(其實也是蘇聯情報官員)和剛齣生的孩子去瞭西德,使用的是普通的東德難民身份。
在西德呆瞭4年後,赫爾曼移居加拿大,辦瞭一傢小企業,製作廣告和商業膠捲。他為剋格勃完成瞭多項無足輕重的任務,譬如,遞交他在經商過程中接觸到的政客、記者們的“名人報告”,與真實身份為剋格勃特務的加拿大教授(休·漢布爾頓——譯注)保持聯係。然而他最重要的任務卻是維持其掩護身份,以便在蘇聯與加拿大斷絕外交關係之時,能夠接管由剋格勃駐渥太華情報站“站長”控製的加拿大諜報網。
在加拿大工作6年後,赫爾曼受命從加拿大轉戰美國,執行類似任務。他的兒子彼得長到17歲,赫爾曼招募他為剋格勃工作。由於彼得在嬰兒時期被帶到西德,自4歲起即在加拿大和美國長大,其背景不會引起任何懷疑。他將在美國政府中謀職,以便作為綫人(或稱“鼴鼠”)為蘇聯長期工作。假如不是幾年後聯邦調查局識破瞭赫爾曼,並威脅要逮捕他們全傢,彼得真有可能獲得成功。
政府在開展人力情報搜集時,如何將官方掩護與非官方掩護結閤起來取決於多種因素。廣而言之,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其搜集情報的類型,以及獲取情報的可用手段。例如,冷戰期間美國及其盟國針對蘇聯的人力情報搜集,主要集中於蘇聯領導人的意圖、蘇聯的軍事力量和蘇聯情報機構針對西方的行動。上述搜集重點,加上蘇聯安全機構對所有外國人進行的嚴密監視,就決定美國和其他國傢的人力情報搜集活動隻能依靠官方掩護的情報官員。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近年來中國極大地依賴非官方掩護開展的在美國的情報搜集行動。中國情報機構也通過官方掩護進行傳統招募和搜集,中國的人力情報也常常利用大量的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員體係,包括公司、科技及學生交流計劃、商業及科技代錶團。中國情報機構也使用長期“休眠”的特工,他們從中國移民國外,成為定居者,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停止情報活動,然後纔在定居國開展情報活動。中國政府對獲取先進的美國技術和相關信息的迫切心理、美國商業市場的相對開放、在美國容易獲得居住權、移民較易融入華人社團,這些都成為中國情報機構廣泛使用非官方掩護身份的原因。
情報員的類型
正如我們可以將情報官分為官方掩護情報官與非官方掩護情報官一樣,我們也可以對形形色色的情報員分類。情報員基本可分為兩種:一是情報官做好準備工作後招募的情報員;二是不請自來者,他們自願幫助外國情報機構,某些時候確實是步行進入大使館的。
通常認為被招募的情報員更加可靠,因為情報官在招募之前有機會研究他們的特點和動機。另外,之所以招募這些人員,是因為他們能接觸重要情報。但是,人員的甄彆與招募是一項費力、耗時的工作,而且也無法保證那些潛在人選一定會對招募企圖作齣積極迴應,哪怕他們經曆瞭最細心的審查和挑選。
與此相比,不請自來者自然令人生疑。所謂的自願者可能是受他自己國傢的情報機構派遣來傳遞虛假和誤導性信息的,或打探對方情報機構的運作方法,或為瞭給對方情報官員設置陷阱,以達到逮捕或驅逐他的目的。但是,如果情報機構過度懷疑不請自來者,也有可能錯過輕鬆獲取情報的良機。不請自來者開始被忽視、拒之門外,最後成為極有價值的情報來源,這樣的例子在情報史上並不少見。
此類事件中,關於弗裏茲·科爾比的案例比較著名。他是二戰期間德國的外交官,負責篩選德國各駐外使館發迴柏林的海量電報。這些電報常常觸及敏感的外交、戰略、軍事及情報內容。幾經努力,科爾比還偶爾擔負起官方信使工作。1943年8月,他攜帶近200份柏林外交部的檔案來到瑞士。他首先與英國駐伯爾尼大使館接洽。由於懷疑科爾比為“挑釁性的間諜”或德國臥底,英國大使館迴絕瞭他。他轉而又找到瞭美國駐瑞士情報站負責人艾倫·杜勒斯。杜勒斯雖然謹慎,但沒有謹小慎微到英國人那種程度。他開始與科爾比閤作。後來,科爾比多次來到伯爾尼,提供瞭超過1500份的德國秘密檔案。科爾比可能是美國二戰史上最成功的間諜。
除瞭根據類型分類外,我們還可根據提供情報的動機對情報員分類。他們之所以充當外國情報機構的綫人,可能是因為意識形態、種族、宗教信仰方麵的動機;對自己國傢的行動與意識形態感到失望;貪財;心理失衡,想為生活找點刺激;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因而報復政府;受到外國情報機構的脅迫。情報員充當綫人動機的重要程度,取決於其所在社會的特點和外國情報機構的運作方式。
例如,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蘇聯針對美國和英國的人力情報搜集史顯示,美國人和英國人賣國的動機經曆瞭從意識形態到貪心和報復的實質性變化。20世紀30年代,蘇聯發現共産主義對劍橋大學的許多師生(甚至包括一些傢庭顯赫的人)頗有吸引力,齣現瞭對蘇聯非常有利的意識形態氛圍。當時招募的學生,後來成為潛藏在英國政府中的蘇聯間諜的人包括蓋伊·伯吉斯、唐納德·麥剋萊恩以及哈羅德(“吉姆”)·菲爾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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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書還不錯,已看完,轉賣見鹹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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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此書不錯,普通人看看適足以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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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情報分析這本書不錯!值得看一看,其他兩本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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