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经济学：解读现代经济》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推出的重磅力作。创刊170多年的《经济学人》，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杂志之一，是全球广泛公认、内容quanwei的时事出版物之一，也堪称全球具影响力的媒体。读者数量持续增长（现已达到500多万），并以对各领域全球事件极具洞察力的分析和观点而著称。这本政经杂志的忠实读者包括政商学界的决策者、企业家、各界精英人士等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群。

2. 《新经济学：解读现代经济》中的每篇文章都出自《经济学人》资深编辑们的充分讨论与精心选择，代表了《经济学人》近年来经典文章的zui佳阵容，语言机智幽默，观点立场鲜明，是经济金融界人士必读经典之作。

3. 《新经济学：解读现代经济》由《经济学人》执行编辑丹尼尔·富兰克林、《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主编吴晨倾情作序；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等联袂推荐。

4. 《新经济学：解读现代经济》内容聚焦于世界经济、金融和科技热点话题。回顾历史：从全球视野系统梳理全球金融危机史及其经验教训；立足当下：深入探讨世界经济运行背后的驱动力；展望未来：前瞻洞见新经济、新模式、新技术推动下的经济学发展趋势。

内容简介

《新经济学》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推出的重磅图书，书中每篇文章都出自《经济学人》记者和编辑的充分讨论与精心选择，是《经济学人》zui近几年经典文章的集成。本书覆盖了几乎所有经济、金融和科技领域全新热点话题，与当今世界紧密相关，语言机智幽默，观点立场鲜明，是经济金融界人士必读经典。

本书从全球的视角深入浅出地剖析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点滴。全书分为三篇，分别通过历史、现状及未来的时间维度，洞察经济学背后的奥妙，阐释经济运行的规律。第yi篇围绕“货币、银行与危机”这一主题，探讨今日社会经济局面是如何形成的；第二篇围绕“当今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这一宏观问题展开；第三篇以前文的历史回顾与现状解读为基础，展望新经济、新企业以及新经济学、机器人经济学的未来。每一篇分章探讨几个与现实经济关系尤为密切的主题，每一主题均通过若干篇精悍易懂、精辟入理、旁征博引却立论鲜明的独立文章来呈现，从而以直观的编著构思与明了的行文风格带领不同层次、领域与背景的读者观察和理解现代经济，并为己所用。本书扎根于深奥的经济学原理，立足于浅显的日常经济现象，以理论支撑现实，将理论蕴含于现实之中，以此引导读者从耳熟能详的生活小点滴中参悟大经济的来龙去脉。

作者简介

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英国前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特邀经济顾问，2015年6月前担任《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经济编辑。在加入《经济学人》前，曾在英格兰银行工作，带领团队主营国际经济和金融业务；担任该行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的首席执笔人，主要研究银行业的稳定情况。曾在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银行任职。入行之初为微观经济学家，曾在私人咨询处工作，后担任英国竞争委员会的政府反垄断经济学家。其学术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和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等报刊上。曾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开设过经济学课程。

精彩书评

《新经济学》一书生动而简明地汇总了当今重要的经济学议题，从中你会发现很多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贵见解。任何对现代世界如何运行感到好奇的人，只要跟随《经济学人》的各位专家作者在经济学的世界中徜徉一番，都将会得到激励与启迪。

—— 丹尼尔·富兰克林（《经济学人》执行编辑）、吴晨（《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主编）

我在《新经济学》这本力作中感受到了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人》团队的历史担当；他们努力在探索和构建“后危机时代”催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元素和衔接货币金融现象与实体经济健康运行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即使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也能在阅读此书后，让你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 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是时候重新思考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框架和核心内容了，我们不仅面临全球化逆转等新的问题，也面临传统的分配不平等的古典问题，还面临着新的技术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它们再度迫近人类智力的边界，期待新经济学和新经济学家们的努力。

—— 邵宇（博士，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有思想的媒体--《经济学人》--是经济学界和传媒界的双重传奇。是求真探索的使命、敏锐的洞察力和拓展思考边界的执着，成就了其核心竞争力。2008年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新平庸”，再次凸显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带着《经济学人》一贯的标签“犀利”，《新经济学》一书深入解剖影响当今世界的前沿问题，是非常及时的思想盛宴。

——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下一个十年》作者）

精彩书摘

姚余栋（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海年（诺亚）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的重心转向供给一侧。在2015年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xi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战略上要打好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其中具有世界性挑战难度的恐怕就是去杠杆，解决起来既需要有韧劲，也需要有狠劲。

适当的杠杆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当杠杆过高时，其偿付债务的压力又有可能成为经济的负担。当前，中国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并不高，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也处于正常水平，过高的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2016年5月，“权wei人士”第三次接受《人民日报》专访问诊把脉、落地有声：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去杠杆是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正在面临或曾经面临高杠杆问题，但能顺利完成去杠杆的并不多见。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力图及时系统地总结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之路的思考和探索，防止中国债务落入高杠杆陷阱，所选文章均为过去三年间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因时间和能力所限，不一定涵盖完全，我们期望以此引发更多思考和实践，并在将来不断增补和修订。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荣幸地请到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先生作序，特别由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以及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中金公司原董事长李剑阁先生提供权wei论述。其后包括四篇内容：第yi篇由诺亚控股有限公司研究团队执笔，将中国的杠杆和债务状况进行了分析和国际比较，并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去杠杆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第二篇以发展中去杠杆为主线，针对增长中股权去杠杆和长钱去杠杆等进行了阐述；第三篇从债务优化角度出发，综合了吕琰、杨娉、张蓓等人的文章，针对贷转债和债转优先股进行了阐述；第四篇综合了沈建光、周健男、商灏等人的文章，对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基础和去杠杆的度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是众多权wei专家和学者的集体智慧成果。首先要感谢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吴晓灵院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李剑阁理事长和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等前辈的指导与支持，在他们的权wei论述的引领下，其后的去杠杆分析与研究框架得以展开；尤其感谢本书论文的主要作者大成基金党委书记周健男、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上海绿色协会副会长吕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处长杨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调研员张蓓、《华夏时报》国际评论部主任商灏等专家和学者，在第二、三、四篇中分别从发展中股权去杠杆和长钱去杠杆、贷转债和债转优先股等债务优化去杠杆以及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还要感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老师，重阳投资合伙人、总裁、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王庆博士，以及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黄剑辉先生的大力推荐；感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多次组织相关研讨；感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研究与发展中心赵娜和贾文娟等研究人员撰写了第yi篇文章；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乔卫兵副总编和李亚婷等人在书稿审校等方面耐心细致的工作。

鉴于时间紧迫和水平有限，本书难以覆盖去杠杆的全部路径，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期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和深入交流。如有错误，则完全由编者承担。

……

前言/序言

《中国债务》

序言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党中央、国务院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作为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提了出来，这是十分具有针对性的。杠杆率偏高确实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能否寻找到新动力，增速能否顺利换挡，去杠杆是事关紧要的一点。在这个关头，如何优化债务结构进而逐步降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杠杆率，不少经济理论研究者和实务操作者对此都很关注。姚余栋、金海年等同志编撰此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比较深入的探讨，也可以说《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的推出恰逢其时。

去杠杆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主要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应该尽快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而要降低企业的杠杆率需要多措并举，其中zui根本的是要改变和调整我国金融市场长期以来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以债务融资为主，股本融资为辅的不合理结构。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而为了解决当前一些企业因负债率过高而陷入困境的问题，作为多措并举中的一个措施，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对部分企业实施债转股。关于债转股问题，前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出版过程中，姚余栋所长希望我能写一篇序，我感到那篇文章与此书的内容还算契合，就忝列此处权作为序吧。

关于债转股的几点思考

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特殊方式

通常的债务重组是债权人、债务人因种种原因在原借贷融资契约难以继续执行的情况下，对原定的借贷金额、借贷期限、借贷利率、借贷方式等做出调整和变动的一种行为。因此，债务重组必然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调整。而较之一般的债务重组而言，债转股对债权人、债务人带来的变动更激烈，调整更深刻，它将原有的借贷关系变成了股权关系，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债转股对债权人、债务人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对债务人来说，债转股就是为自己引入了新的股东。如果转股金额与企业原有资本额相比数额较大，那更是等于为债务企业引入了相对控股乃至绝对控股的投资者。因此对债务人而言，不能简单地认为债转股可以降低自己的杠杆率，以为债转股后的zui大好处就是无债一身轻，可以不必再支付贷款利息了。其实股本融资应该是一种比债务融资成本更高的融资方式，股本不仅是需要回报的，而且其回报率（股权分红率）理应比借贷利率更高（否则是吸引不到投资者的）。同时，债务人还应该认识到，在引入新的股权所有者尤其是控股股东之后，按照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要求，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就应该交付给新的“老板”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同样，对债权人而言，债转股意味着放弃了原有的债权固定收益（利息），放弃了对原有债权抵押担保的追索权，而由此换得的股本收益权能否真正得以保证，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债转股后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能否有根本的改善，取决于自己的股东权利能否确保落实。若把握不当则很有可能陷入既不是债权人，又不像股权持有人的尴尬境地。应该看到这中间是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

因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债权人、债务人都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面对现实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所以各方对此都应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如果在此过程中，有任何一方是趋之若鹜的（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策性债转股中曾出现过这种现象），我们就需要认真考虑这个债转股方案对原有债权债务的重组是否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其做法是否符合市场化、法制化的要求。

对20世纪90年代末债转股的几点回顾

当年集中对500多户企业约4000亿元的银行贷款进行了债转股（后来还个案进行了一些委托债转股，在21世纪初对一些军工企业也进行了债转股），这在当时对部分国有企业的脱困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为一些企业的后续发展包括改制上市创造了条件。例如一汽、二汽、宝钢、鞍钢、武钢、首钢、西飞、西南铝、长安汽车等不少重点企业当年都进行过债转股。回顾当年的债转股操作，有些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一是当年的债转股虽然是与剥离银行不良贷款同时操作的，但当时还是注意强调了债转股企业应该是产品具有市场前景，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为先进，只是由于债务率较高而要设法降低其杠杆率的企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要求在执行过程中落实得并不尽如人意，但当时倘若没有这一指导原则，债转股的效果想必会更不理想。这一点值得当前在进行有关债转股的政策设计时予以重视和借鉴。债转股作为一种特殊的债务重组方式，不能再用于那些复苏无望而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这是当前在确定究竟要对哪些企业进行债转股时必须认真掂量和权衡的。要避免通过债转股保留了那些该压缩的产能和须淘汰的企业，否则势必会延缓整个结构调整的进程。二是企业债转股后的新股东，无论是银行还是资产管理公司等其他机构能否充分实施股权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能否真正有所完善，这一点十分重要。当时囿于体制、理念和人力等原因，债转股后“股东”虽然向企业派出了一些董事、监事，但作用很小（多数企业当时尚未进行真正的股份制改造，只是为债转股而成立一个董事会、监事会）。股权所有者既放弃了债权人的权利，也无法真正享有股东的权利，在改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当时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是否有足够的人才和能力介入转股企业，事实上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三是债转股后股权持有人（原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应得到充分保护，否则会加大金融风险。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债转股后，不少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给股东分红。而在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考虑如何对有关股权进行处置时，可供选择的方式又十分单一，主要就是企业回购（部分是原jia回购，多数则是打折回购）。这样的结果是债转股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企业股权多元化、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作用，而且在企业回购股权时原债权人都普遍承担了一定的损失。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债权人、债务人产权结构单一，都是国有独资的背景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相应的可操作性，但在今天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债权人、债务人等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结构已经多元化，财政已难以再对有关损失“兜底”的情况下，对债转股操作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当年的一些做法现在已无法再简单地运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几家资产管理公司手中仍持有一些当时债转股留下的股权未能处置变现，其中除了部分企业的股权质量尚好，资产管理公司对这些股权的进一步增值寄予希望之外，还有不少股权是难以处置、无人愿意接盘的。

实现债转股多元化目标之间的平衡难度不小

我们都希望通过债转股能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例如既能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又能减少银行的不良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也能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缓解银行业的资本补充压力；还能调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为一些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新的投资工具，等等。同时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坚持市场化运作，不增加财政负担。

其实，在这些多元化的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制约关系的。若处理不好，则很有可能顾及了一头，忽略了另一头，结果事与愿违。就以减轻企业财务负担而言，债转股后的企业确实是不须再支付贷款利息了，但其必须对股权进行分红，这个压力并不小。若以“放水养鱼”为由，允许新经济学中信出版社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