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增订之处,尤其在后期年谱的补充上,处理得非常得体。相较于早先的版本,新增的这部分资料似乎更侧重于展现顾颉刚先生晚年对学术传承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心态变化。我注意到,对于他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青年学子的期许,记录得更为详尽和细腻。这些新增的材料,往往是通过一些私人化的记录或访谈记录汇集而成,使得这位“疑古派”开创者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具人情味。它不再仅仅停留在对学术观点的罗列上,而是开始触及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侧面。这种增补,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全书的完整性和历史厚度,让读者能更全面地把握住他从锐意革新到沉淀反思的整个心路历程。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那种沉稳又不失典雅的色调,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它厚重的学术气息。内页的纸张质感也相当不错,印刷清晰,字迹工整,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这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毕竟学术著作是要反复翻阅和仔细推敲的。装帧的细节处理,比如书脊的烫金工艺,虽然低调,却透露出一种对内容尊重和匠人精神。当然,作为一部年谱,其排版逻辑的严谨性是核心。我注意到,它在时间线的梳理上做得非常细致,无论是生平大事还是学术思想的演变,都能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脉络。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顺畅地跟进人物一生的轨迹,不会因为资料的庞杂而迷失方向。整体而言,这本书在物理形态上,已经为高质量的阅读体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点值得称赞。
这本书在梳理顾颉刚先生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点时,展现出一种近乎手术刀般精准的洞察力。我特别关注了关于“古史分期”理论成熟前后的资料对比,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通过筛选、编排那些零散的日记、信件和未发表的手稿,来重构他思想动态变化的过程。这不是简单的事件罗列,而是对一个伟大思想家内心挣扎与学术突破的微妙捕捉。例如,书中对某些关键年份的记载,旁注了大量的原始出处和学界对此的不同解读,这种多维度的呈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理解这位史学巨匠的复杂性。它没有为顾先生“美化”或“简化”,而是忠实地还原了一个不断与时代对话、与自身思想矛盾的学者形象。读完这部分,我感觉自己不再是隔着一层历史的雾去看待他,而是仿佛参与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代入感是许多传记作品难以企及的。
阅读此书,最大的感触在于它所蕴含的“方法论”启示,而非仅仅是“知识点”的堆砌。作者通过对史料的严格甄别和系统性建构,无形中展示了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它教会我们如何对待史料,如何去“存真”和“辨伪”。比如,书中对于某些存在争议的文献来源的处理方式,清晰地展示了治学应有的审慎态度。这对于当下许多追求速度而非深度的研究风气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剂。这本书本身,就是对顾颉刚先生“层层剥茧”研究方法的最好注脚和实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的叙述,而是在“展示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这些”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学术精神的传承。
正史類
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 《汉书》,众所周知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典范之作,它开创了断代史写作的体例,成为后世撰史的楷模。但是,《汉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自汉代诞生时起就被视为难读,而初唐王勃以九岁能读《汉书》即被视为神童。因此,东汉以来为《汉书》注解、音释和校订者,代不乏人,且硕果累累。自汉至南北朝数百年间,已有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等二十余位学者,或为注解,或为音释,各成一家。唐代颜师古出,乃博采各家注释,发明驳正,而集大成。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即采用”颜注本“。此后,《汉书》的注疏一直笼罩在颜师古的余荫之下。两宋降至有明,虽有宋祁、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等辈对《汉书》勘误的纠正,但其学术贡献显然远不逮前朝。真正在《汉书》的研究上重新掀起高潮的,是在清代乾嘉考据学兴起之后。在注重实证的考据方法的指导下,一大批治《汉书》的史学和考证大家,如钱大昭、陈景云、沈钦韩、王鸣盛、王念孙、钱大昕、周寿昌、梁玉绳、徐松等人,“研穷班义,考证注文”,在校订和释义方面,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绩,也涌现了一批专门著述。从以上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不仅《汉书》本身即成为考释的对象,对《汉书》的研究整理也自成专门之学,非专研的功夫不能尽悉。这种情况到晚清尤其突出,很多清代学者的精深见解,散见诸书,连学者亦罕能通习。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汉书》的注释作一次全面梳理和考订的需要。于是王先谦应运而生。 王先谦“自通籍以来,即究心班书,博求其义”,积三十余年精深功力,在颜注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再次全面总结了历来尤其是清代学者对《汉书》的研究成果,直接引据的宋、清学者达67位,基本囊括了颜注之后学者的研究。虽继承了颜注,但不盲从,对颜注的失当多有驳正。对引据的宋、清学者的论点,也常有考辨,并非单纯的罗列与堆砌。学界评说《汉书补注》是迄今《汉书》注释最为完备的本子,堪称允当。李家骥先生甚至认为,“总的说来,《汉书补注》已基本结束了《汉书》的注疏”。 主要版本: 1、中华书局两册精装影印本 2、江苏古籍出版社两册精装影印本 3、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册精装影印本 4、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二册平装点校本,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氏虚受堂刻本为底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时20余年精加校勘、细加标点,是为目前惟一标点版本。 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 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
合刻總議
三禮總議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岁
傳記類
春秋總議
帮朋友买的,他说还不错
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旋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荛”,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已没资格参说谎俱乐部。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敢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对于习惯了传统传记叙事风格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编年体结构无疑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它不是那种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小说式叙述,而是像一个精密运行的钟表,每一个齿轮(即每一条记录)都咬合得恰到好处,共同推动着时间的流动。初读可能会觉得有些干燥,信息密度过高,但一旦你适应了这种高密度的信息输入模式,它的价值便显现出来了——它为你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可供反复考证的资料库。我发现,仅仅是那些关于他参加某个会议、与某位学者通信的简单记录,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学术背景信息。对于那些希望进行深入研究的人而言,这本书的价值远超普通读物的范畴,它更像是一份高度提炼的“研究指南”,指引着我们去挖掘更深层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