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间世界金融市场发生了的巨变。电子数据处理方面持续而迅速的进步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剧降，并又带来了金融体系和产品的巨大创新。与这一过程同步并且交叉，管制与税收的广泛变革本身刺激了金融工具的创新。特别是影响广泛的管制放松，日益模糊了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差异。例如，在北美和英国，零售银行是否会继续扮演它们以往曾扮演过的金融中介中心的角色似乎令人怀疑。
这些货币与金融环境中的深刻变化发生得极其迅猛，而且人们经常并未充分预料到它们的后果。因此，实际工作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要了解现代理论的进展，学术研究者们要更好地知晓现代资本市场和信贷机构实际上是怎样运作的，这种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在每一种情况下，这部辞典都会提供一个开始获取此类知识的专家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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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显著的公开收益，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与兼并者之间的有效竞争使得兼并的主要收益转移到目标公司股东的假说一致。然而，标准的事件研究方法虽然非常适于衡量一个经济上的突然事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例如成为一个收购竞价的目标，但是用它来衡量对收购公司总体收益的影响则不太有效。这一点同样得到广泛的承认。大的收购公司经常连续进行若干个兼并活动，以引起市场对未来竞价的显著的预期，因而，当一个竞价发生时，所产生的价格效应却较小。有意思的是，有证据表明宣布全部兼并计划导致显著为正值的竞价者非正常收益。这与兼并活动竞价者正值租金的先期资本化的情况相一致（希珀（Schipper-）和汤普森（Thompson），1983年）。当兼并公司股权总量相对于目标公司的股权总量很大时，就产生了一个性质不同的度量问题。对于一个给定的收购收益，收购者相对规模越大，由宣布收购诱发的非正常收益的估计值则越小且更不精确。在美国，兼并公司股权总价值超过目标公司股权总价值的10倍以上，因而这种相对规模效应在美国兼并的研究中尤其难以处理。
同样有证据表明在兼并后2～5年间竞价兼并公司的收益，无论是非正常收益还是非正常收入，都下降了。这使得一些作者得到如下结论：兼并对于兼并企业是价值降低的投资活动（参见凯夫斯（Cayes）1989年的回顾）。然而，度量问题又使这个推论真伪难辨。多年期的非正常收益序列对风险收益模型的错误定位尤为敏感。弗兰克斯（Franks）、哈里斯（I-Iarris）和蒂特曼（Titman）（1991年）证明使用多因素收益产生的模型，与标准的单因素或双因素市场模型相反，经常会消除兼并后非正常收益的行为。当没有收购后非正常收益的行为时，负收益的证据同样有可能反映了兼并活动驱动的非正常收益的测量依赖于特定样本的因素或偏差的事实。
从产业水平上讲，有证据表明在美国水平兼并倾向于对竞价兼并者和目标公司的竞争者也产生一个正的财富效应（埃克博（Eckbo），1983年）。由于同一行业中，企业使用类似的生产技术，一个技术革新导致两个企业的合并对全行业中相互竞争的企业有一个正的外溢效果（也有可能促进相互竞争企业之间的合并）。另外，随着水平合并增加了集中程度，并降低了独立的竞争性企业的数量，一个合并诱发的产业财富效应或许反映了增加的产业垄断租金。后一个假说，通常称为市场集中学说，是公共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在美国）对大的水平合并可能导致的反竞争效果担忧的基础。然而，这个学说意味着水平合并的产业财富效应应该随着合并引发的集中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种预测被现有的经验证据所拒绝（埃克博，1985年）。

前言/序言

　　过去20年间世界金融市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电子数据处理方面持续而迅速的进步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剧降，并又带来了金融体系和产品的巨大创新。与这一过程同步并且交叉，管制与税收的广泛变革本身刺激了金融工具的创新。特别是影响广泛的管制放松，日益模糊了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差异。例如，在北美和英国，零售银行是否会继续扮演它们以往曾扮演过的金融中介中心的角色似乎令人怀疑。
　　这些货币与金融环境中的深刻变化发生得极其迅猛，而且人们经常并未充分预料到它们的后果。因此，实际工作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要了解现代理论的进展，学术研究者们要更好地知晓现代资本市场和信贷机构实际上是怎样运作的，这种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在每一种情况下，这部辞典都会提供一个开始获取此类知识的权威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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