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以扎实的史料分析为基础,把唐代江南农业放在一个较大的时空范围中进行多重的比较考察,提出了唐代江南农业变革的观点,并修正了学界关于宋代农业革命的传统看法。在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平原一直是我国最重要、最先进的经济区;而到了宋代,江南地区起而代之,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所在,直至今天。这一伟大的历史变化,就始于唐代中后期。
作者简介
李伯重,1949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系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先后任职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国外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并任日本东洋文库荣誉研究员。2007年当选为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多视角看历史:南宋后期至清代中期的江南经济》、 《千里史学文存》等。
目录
再版自序
序一 韩国磐
序二 胡道静
第一章 导 论
第二章 发展的背景
第三章 生产技术的进步
第四章 集约化水稻农业的形成
第五章 农村副业的成长
第六章 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七章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水平
第八章 余论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导论
在把本书奉献给读者时,我觉得,首先应当向读者简略地介绍一下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所用研究方法的特点。其次,鉴于本书是一部经济史著作,不能不涉及诸如度量衡、亩积、匹端制、比价及其折算等许多技术性问题。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进行说明,无疑会更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以下各章。上述几个方面,便是本章的讨论内容。
第一节 本书题解
本书的主旨,是研究唐代江南地区农业发展的状况,以及发展的背景和历史意义。
很明显,这项研究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时间——唐代;(二)地点——江南;(三)对象——农业;(四)着眼点——发展。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换言之,这个研究的主题在中国农业经济史上具有何种意义?下面我们通过题解的方式予以简要说明。
(一)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唐代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出现一系列有别于唐代以前的新特点。史家对发生在唐代的这些重要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由前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过渡的转折时期。由于唐代在中国社会封建经济史上的这种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唐代经济史的研究便有着特别的意义。
……
前言/序言
本书于1990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近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刊出。学界尚未忘记此书,说明它也还有一些可取之处。俗话说敝帚自珍,如果这把敝帚对他人还有一些用处,那么就更使人感到高兴了。在此我感谢北大出版社再版此书,并希望此书能够为更多的学人的唐代经济史研究起到垫脚石的作用。
在本书出版后的十八年中,唐代经济史和江南农业史研究都有很大进展,同时我对本书中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和概念(如“封建社会”、“封建经济”等)的看法也已发生了颇大改变。由于我多年未再做唐史,如今再作冯妇,兹亦难矣。因此此次重版,只做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而未能根据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朝廷修改,同时由于当年使用的文献资料有许多不在手头,因此亦未能依照今天的方式详细注明史料出处的出版信息。
本书脱胎于我的硕士论文《唐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民个体生产的发展》。该论文于1981年通过答辩,但到最后完稿交付出版社,前后历时十二年之久。当年攻读唐代经济史,由于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有幸得到诸多名师的指教。除了恩师韩国磐先生予我精心指导外,王仲荦、傅衣凌、史念海、吴枫、黄永年、柯有根先生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仔细审查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王毓瑚、胡道静两位前辈也对我学习农史以亲切关怀和帮助。此书完成后,国磐恩师和道静先生又惠赐序言。但是在此书完成之前,王仲荦、傅衣凌、王毓瑚三位老师就已仙逝,而在本书出版后。其余各位师长亦先后作古。将我带上治史之路、并对此书写作予以多方指教的家父李埏先生,也于今年5月12日驾鹤西去。这些前辈的谆谆教诲,至今犹在耳际;他们的音容笑貌,也依然历历在目。但如今已天人永隔,令人曷任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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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是李先生早期的作品,内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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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的书。很经典。送货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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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先生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完成的著作,让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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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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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为该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担任执委会委员的中国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以扎实的史料分析为基础,把唐代江南农业放在一个较大的时空范围中进行多重的比较考察,提出了唐代江南农业变革的观点,并修正了学界关于宋代农业革命的传统看法。在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平原一直是我国最重要、最先进的经济区;而到了宋代,江南地区起而代之,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所在,直至今天。这一伟大的历史变化,就始于唐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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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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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父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的书也读不成了。所谓的“封”就是传统,“资”就是西方文明,“修”就是苏联创造的文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剩下的就只有虚无。我感到非常困惑,所以也就没有参加什么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