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史为师，重溯中国崛起道路。
揭示历代由富裕引发奢靡衰败的历史怪圈。
寻找秦、唐、辽、清等走向强盛的内在规律。
为什么宋代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了“举国奢靡，全民腐败”？
王安石为什么感慨宋代的失败在教育？
东北的振兴，为何关乎天下兴亡？
以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说李鸿章等“捐西守东”、“重南轻北”的战略，造成了清朝的崩溃
“延安道路”为何像“关陇府兵制度”一样，为大国崛起奠定基础？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揭示了包纳“内陆”、“边疆”和“四夷番邦”的“天下中国观”，描述了中国长期历史运动的构造：以诸夏辅京师，以四夷辅诸夏。作者以慷慨苍劲的笔触，从多民族视角，总结了北魏以来历朝，对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做出的贡献，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获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计划。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荣获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第一名，《天下·香巴拉的中国》一篇，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星火》、《毛岸英》均创中央电视台年度最高收视率。

修订版自序
海国图志
重新开眼看日本
曼哈顿的秘密
无穷花开鸟致院
北国风光
卢舍那
自远方
西北旺
日出西天
大雨落幽燕
亚细亚的心脏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香巴拉的中国
消逝的冰川
风雨下江南
几度风雨海上花
叹江南
白银之死
原版后记：历史的构造

精彩书摘

重新开眼看日本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之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不甚了了。于是，日本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而这种死结，只有通过对于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开。明治维新在“现代化”和“富强”的意义上．长期被美化了，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出来，受到不加分析的讴歌。这绝不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关化自己的历史，而是说在所谓“现代化意识形态”主导下，整个19世纪以来的残暴历史几乎没有被反思过。在这个意义上，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当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精英”的中国人。中国的皇权专制毕竞是有形的专制，而日本的天皇专制却是无形的、精神和法统的专制，中国的皇帝称“天子”，皇帝的上面毕竟还有“天”，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的天皇竟然自称“天”，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历代的幕府将军虽然将天皇虚位，但却没有取代天皇，原因就是如此。中国的革命可以打“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由于日本的天皇就是“天”，所以与中国相比，“革命”和改革，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合法性——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日本当然有比中国更强烈的专制传统。近代以来，日本出于种种目的，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日积月累，逐渐深入透彻——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首推郭沫若，而郭沫若对于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要竟是在日本作出的，对日本 “京都史学派”的巨大学术成就，郭沫若是很肯定的。与郭沫若并肩的历史学家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陈先生对国人之于自己历史的研究反不及日本人这一点，认识更是很痛切的。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近代以来，中国经常吃日本的亏，恰恰就是由于对日本准备、估计不足，研究了解不够所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宫崎市定曾这样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总之，即是所谓“愚蠢莫过于轻敌”这种态度。其后明朝灭亡、中国被另一个民族满洲征服时，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过抵抗，但大体上，抵抗是无力的，其中有种种原因，而在根本上是充满了这样的想法：对手不过是极为愚昧落后的夷狄罢了。最近，当日本向中国大陆扩张之际，最初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当然也是把日本当成了大傻瓜。历史证明：那些将日本当成了“小日本”、“大傻瓜”的人，所有的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罢了，如此下去，中国也只好继续吃亏。因此，重新认识日本，重新开眼看日本，或者说大一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日本观，乃是当务之急。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的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也不甚了了。于是，日本的 “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从而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而这种死结，也只有通过中国对于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开。而这些所谓“日本内部研究”的课题包括：从日本历史上看，它内部的基本矛盾何在？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的传统？今天的日本社会内部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走向、可能性后果怎样？——我认为只有这种深入的研究，才真正有利于我们正确判断形势。而所谓从日本制度的内在矛盾出发，建立“中国的日本观”，这里的基本方法，说句某些人也许不爱听的——还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得最为明了。他这样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看待日本问题，我觉得就能比较好地认识到：一，从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基本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二，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首先乃是为了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即对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国内矛盾所决定、促发的；三，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而中日之间的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则不得不未雨绸缪。一、从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从8世纪起延续近百年的奈良时代，以及持续了400年的平安朝时代，这50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古代史。P3-5

前言/序言

　　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提出“天下兴亡周期率 ” 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据黄炎培的回忆，毛泽东对黄所征询的“新路”的回答，似乎异常地简略：这便是“民主”。而上述著名的问答，当然是根据黄炎培个人的回忆，却并未见诸于毛泽东的文稿。今天，鉴于“民主”非常的普适、永远地正确，而又绝对的抽象，时贤纷纷然以“黄金周期率”相标榜，此固不能说是借黄老之酒杯，浇自己“ 胸中之块垒”，但也恰恰表明：正是根据黄炎培老人这著名的回忆，从此之后，所谓“民主”，便成为跳出“天下兴亡周期率”的万金油，成为“普天下最好的东西”，似乎只要一朝“民主”，从此后便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其实，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上述“天下兴亡周期率”的问题，做了极其著名的解释和回答，这就见诸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讲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这就是因为它对现状和自己有所不满，而所谓“不满”者，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日常化，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方才会埋头苦干、奋斗不息；同理，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之所以会停滞不前、“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那就是由于它骄傲自满，如此，就必然会丧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伟大的武器，从而也就会失掉了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意志：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毛主席语录，我以为比一切民主教条都更为具体，比一切“普适价值”都更为切中文明的积弊，它直指人心的深处，简明扼要地回应了“天下兴亡周期率”这个问题。 “不满”是一国、一族、一人、一家前进的动力，而“自大”则是其堕落的开始，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以为更加不幸的却是：由于中国开化最早，号称文明天下第一，自满、自负、自足便是我们文明的常态，而所谓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某些中国聪明人的眼睛里，经常反倒是无事生非、乃至犯上作乱了。宫崎市定教授曾经说过：“人类所抱的‘不满之感’，显著地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所产生的、对己对人的不满之感；其次是贫困者接触富裕者时所抱的不满之感；第三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现状而感到的不满之感”。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夷狄、年轻人和穷人(无产阶级），乃是人间“不满”的三大源泉，因此，他们也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而这似乎又不甚适合于中国历史的情况：我们自古便是一长幼有序的社会，德行以“忠孝”为先，而儒家学说的厉害，便在它自源头上就剥夺了年轻人“不满”的资格。加之我们长期又是一发展较均衡之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的差距相对较小，以至于1 800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无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还占不到人口的10％。何况阶级、阶层一经长期固定，贫困者也只能认命而已，所谓“不满 ” 亦无法泄露，比如今日之中国，所谓“仇富”，竟被视为天字第一号的原罪，其根底大抵就在于此。如此一来，上述“三大动力”中，便也就只剩下周边存在的夷狄，或者可以多少提醒和唤起文明社会被麻痹了的“不满之感”了。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然，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亦有西狄和北胡这样的说法）。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 “不满”一一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特别是发现其迷信教条、华而不实、倚强凌弱、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打我我便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一一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当着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取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墨法两家，成于魏、流于楚，墨翟、孟胜、卫鞅、韩非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 …… 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 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 “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户籍一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唯独在秦地能够大受欢迎。墨家子弟自魏赴楚，又去楚入秦，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人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一一于是，开化最迟、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便是秦入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这样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 ” 的中原文明说：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利；多利，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 “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这就是说：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一一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 “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日：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谷川秀，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其家，无有私事也；不周比，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文中所谓“四世”者，是指秦献公以来百年，而那正是墨法之徒入秦推行新政的时代。苟子所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这个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汉有天下，矫秦之枉，武帝弃“农战”而重“商战”，终使国库足而帝室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产愈大、宫廷愈富，外戚、宦官的力量则愈强，如此一来，国家势必要以宫延为中心，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薮，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是表现，汉文明重新陷入“文明与腐败循环”的辩证法，不可抑止地走向“自己反对自己”的文明异化——这却是历史的必然。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实行自治。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终其两汉，中央 “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也。” 这就是说：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相反，秦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天下之大公。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便是土地问题。贵族、豪族圈占土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于是，谁掌握了失地流民，谁就能够实现霸业、掌握政权，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汉末的豪族曹操。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此即所谓“清谈”。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五胡乱华”，这其实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扯淡：自晋惠帝以来，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二十五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仅剩下了三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这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 ”，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之惨剧；而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奴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如日月之皎然。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坚持这一底线的是夷狄一方的“小胡”石勒，而不是华夏一方的大贵族司马氏。 “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汉代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一一即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它一方面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分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佚一一自己打败了自己，而这就叫做“文明异化”的道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一一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北国的制度显然更为平民化，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自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而中原则迷信文词，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一一这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于是，他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订保甲、保马之法，叫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宫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商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的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一一虽独任，奈天下何！” 中原文明令人向往，但也使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