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興衰(上) 中信齣版社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

[英] 保羅·肯尼迪著

下載連結在頁面底部

facebook linkedin mastodon messenger pinterest reddit telegram twitter viber vkontakte whatsapp 複製連結

想要找書就要到圖書大百科

book.qciss.net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頁

你會得到大驚喜!!

店鋪：中信齣版社官方旗艦店

齣版社：中信齣版社

ISBN：9787508637792

商品編碼：1031136822

品牌：中信齣版（Citic Press）

開本：16

齣版時間：2013-0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12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大國的興衰》全書共分上下兩冊，對公元1500年以後各國的軍事和經濟地位作瞭綜閤比較，內容涉及瞭軍事與國力、經濟發展周期等諸多理論問題，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綜閤分析諸大國國力此消彼長的著作，為那些渴望瞭解各大國經濟、軍事等國力對比不斷變化趨勢的當代讀者，提供瞭大量翔實的資料。
《大國的興衰》的重點仍未脫離傳統史學的領域——經濟史和軍事史，但其內涵卻有瞭質的變化。正如作者保羅·肯尼迪所言，《大國的興衰》並非一部軍事史，也不是一部經濟史。他通過追述公元1500年後世界經濟力量的變化，描繪瞭國際體係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和軍事戰略的相互影響。
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不光將軍事衝突同經濟變革聯係起來加以考察，而且在論述國際權力體係與全球經濟秩序的關係時，能對公元150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政治、軍事、思想、社會、地理、外交等方麵綜閤研究，勾勒齣這一曆史時段的總貌。這種寫法獨樹一幟，打破瞭陳陳相因的傳統，使《大國的興衰》具備瞭全球性的寬廣視野、引人思索的新穎觀點，旁徵博引翔實的曆史資料並富含邏輯嚴密的有力論證，因此《大國的興衰》在1988年齣版後引起瞭美國學術界、政界與讀書界的震動，也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大國的興衰（上）》，重點論述公元1500前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各主要大國國力“此消彼長”的情況。

作者簡介

保羅·肯尼迪，英國曆史學傢，曾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任皇傢曆史學會會長。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重點研究和講授當代戰略和國際關係，是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的客座研究員和客座教授，齣版有多部有關海軍史、帝國主義、英德關係、戰略和外交等方麵的著作，在世界史學界享有頗高聲譽。

推薦序興衰的秘密／許知遠
前言
第一篇
前工業社會
第一章西方的興起
明代中國
伊斯蘭世界
兩個特例：日本和俄國
“歐洲的奇跡”
第二章哈布斯堡傢族爭霸
（1519~1659）
角逐的目標與紀年
實力與弱點
國際較量
戰爭、金錢和民族國傢
第三章金融·地理·戰爭
（1660~1815）
金融革命
地緣政治
贏得戰爭（1660~1763）
贏得戰爭（1763~1815）
第二篇
工業時代
第四章工業化與力量對比
（1815~1885）
歐洲之外
英國充當霸主？
“中等強國”
剋裏米亞戰爭和俄國的衰落
內戰與美國
德國的統一
結論
第五章 “中等強國”的危機
（1885~1918）
世界均勢的變動
大國的地位（1885~1914）
聯盟與戰爭趨勢（1890~1914）
總體戰（1914~1918）

前言

本書論述的主體是近現代（即文藝復興之後）的國傢或國際力量，追述和闡明瞭自西歐建立“新君主國”和全球性跨洋國傢體係以來，5個世紀中各大國的相互關係與興亡盛衰。毋庸贅言，這將涉及大量戰爭，特彆是那些對國際秩序有巨大影響的、由大國集團進行的大規模長期戰爭。但是，這又不完全是一部軍事史，它也追述瞭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它也不是一部經濟史，它的重點是描繪國際體係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過程中，經濟與戰略的相互影響。
因此，本書副標題所講的“軍事衝突”，總是與“經濟變化”聯係起來考查（原書副標題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這一時期，任何大國的勝利或崩潰，一般都是其武裝部隊長期作戰的結果；同時，它也是各國在戰時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國可用於生産的經濟資源的結果。進一步說，從曆史背景來看，它也是由於在實際衝突發生以前數十年間，這個國傢的經濟力量與其他一流國傢相比是上升還是下降所緻。有鑒於此，本書認為，研究和平時期大國地位如何持續變化，同研究它在戰時如何打仗一樣重要。
這裏提齣的論點將在本書正文中詳細分析，在此概述如下：
一流國傢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在不斷變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不同；二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可使一國比另一國得到更大的優勢。例如，公元1500年以後問世的載炮帆船和大西洋貿易的繁榮，就使歐洲各國受益不同，一些國傢的發展速度比另一些國傢快得多。同樣，後來開發的蒸汽動力及其依賴的煤炭和金屬資源，大大增強瞭一些國傢的力量。這些國傢的生産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較容易地在平時承受大規模擴軍備戰所帶來的負擔，能在戰時保持和供養龐大的陸軍和海軍。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具有濃厚的重商主義色彩，但財富通常是支撐軍事力量的基礎，而要獲取和保衛財富，又總是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傢沒有把它的大部分資源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於軍事目的，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導緻該國國力的減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傢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占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為它付齣的巨大代價所抵消。如果這個國傢正處於相對經濟衰退時期，這種睏境將變得更加嚴重。自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和目前的美國等一流強國的興衰史錶明，從長期看，在國傢的生産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與軍事力量之間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
本書論及的“大國的興衰”情況，可簡單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論述為以後各章奠定瞭基礎，即考察公元1500年前後的世界形勢，分析明代中國、奧斯曼帝國及穆斯林在印度的支脈——莫臥兒王朝、俄國、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和中西歐諸國這些當時的“權勢中心”的長處和弱點。16世紀初葉，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齣，顯然未見端倪。但是，東方帝國中的一些國傢與歐洲各國相比，盡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但它們都深受實行中央集權製的後果之害。這些中央集權製政府都要求其國民統一信仰和實踐，不僅要國民信奉一個官方國教，而且在商業活動和武器發展等領域都有類似要求。在歐洲，由於沒有東方式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王國和城邦之間爭戰不已，這就推動人們經常尋求軍事變革，而軍事變革又有力地推動瞭在競爭、積極進取的環境中齣現的科學技術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歐洲社會碰到的變革阻礙很少，它很順利地進入瞭持續嚮上的螺鏇式的經濟發展，提高瞭軍事效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因素使歐洲社會走在瞭世界其他地區之前。
科技進步和軍事競爭推動著歐洲各國以慣有的互不相讓、各顯其能的方式嚮前發展。盡管如此，在各個相互敵對的國傢中，仍可能有一個國傢因擁有充足的資源而脫穎而齣，國力超齣其他國傢，控製整個歐洲大陸。在公元1500年以後的大約150年中，西班牙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企圖這麼做，而歐洲其他強國則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爭霸”活動——這在第二章中有詳細闡述。本書各章在論及一流強國的長處和弱點時，都進行比較分析，即放在影響整個西方社會的經濟和科技變化這個更廣闊的背景下進行分析，以便讀者更好地瞭解這一時期多次戰爭所造成的後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們盡管擁有大量資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中把疆域擴得過大，戰綫拉得過長，緻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經濟基礎無法維持過於龐大的軍隊。其他歐洲大國在這些長期戰爭中也損失巨大，但它們想方設法地（雖很勉強）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瞭物質資源與軍事力量之間的平衡。
第三章的內容是發生於1660~1815年的大國之爭，但這些戰爭很難輕易地概括為某個大集團與許多對手之間的競爭。在這個紛亂動蕩的時期，西班牙、荷蘭等以前的一流強國正淪為二流國傢；法國、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這5個主要大國脫穎而齣，逐漸主宰瞭18世紀歐洲的外交，並進行瞭一係列長期的聯盟（這些聯盟的成員變化很快）戰爭。在這一時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後來又由拿破侖統治的法國，是曆史上最接近於控製整個歐洲的國傢。但是，它的努力總是由於其他強國組成的反對聯盟而無法實現，至少是功敗垂成。在18世紀初期，供養龐大的常備軍和國傢艦隊耗資巨大，因此能夠建立先進的銀行藉貸係統的國傢（如英國）比金融係統落後的對手，享有多方優勢。但是，地理位置這一因素，對於決定大國在許多變幻莫測的鬥爭中的命運，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到1815年時，俄國和英國這兩個“側翼”國傢已變得十分重要。兩國既可隨時參與中西歐各國的鬥爭，又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而不易受這些鬥爭影響。此外，進入18世紀後，它們都在確保歐洲大陸均勢的情況下，開始嚮歐洲以外的地區擴張。最後一點是，在18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發生瞭工業革命，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並挫敗拿破侖統治歐洲的企圖。
在1815年以後的100年中，顯著的差彆是，長期的聯盟戰爭完全絕跡。在歐洲形成的戰略均勢，得到瞭歐洲協調機製下各大國的支持，因為沒有任何國傢能夠或試圖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後的數十年中，各國政府主要關注的是國內動亂，並在本國所在的大陸不斷進行領土擴張（如俄國和美國）。這種相對穩定的國際形勢，不僅使英國在海軍力量、殖民地和商業貿易等方麵發展到頂峰，成為全球強國，而且由於良性的相互影響，還有利於它壟斷以蒸汽為動力的工業生産。然而，19世紀下半葉，其他一些地區和國傢也開始實現工業化，這使國際力量對比逐漸變得不利於傳統的一流強國，而有利於那些既有資源，又善於組織利用新生産工具和新技術的國傢。在這一時期發生的幾場重要戰爭（如果說剋裏米亞戰爭有點牽強，那麼美國內戰和普法戰爭等則十分典型）錶明，一些國傢之所以在戰爭中失敗，是由於它們未能實現軍事係統的現代化，沒有基礎穩固的基本工業設施來支持其龐大的軍隊並製造正在改變戰爭性質的造價昂貴、結構復雜的武器裝備。
因此，進入20世紀後，由於科技進步和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快慢不同，國際體係與50年前相比變得更加動蕩，更為復雜。其主要錶現是：第一，1880年後，世界列強為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開瞭瘋狂的競爭，它們這樣做一方麵是為瞭掠奪財富，另一方麵是對落後的恐懼；第二，各國在陸地和海洋競相加強軍備；第三，各國政府為瞭尋求盟友，準備戰爭，在和平時期紛紛建立固定的軍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個時期內，除瞭各國為殖民地問題爭吵不休和發生瞭多次國際危機外，每10年統計一次的經濟力量增長指數錶明，世界各國力量對比發生瞭根本變化，這一變化不利於已持續瞭3個世紀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係。法國、奧匈帝國和剛剛統一的意大利等傳統歐洲強國盡管做齣瞭巨大努力，在競賽中卻逐漸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橫跨大陸的美國和俄國（這個沙皇專製的國傢生産效率較低）則脫穎而齣。在西歐各國中，可能隻有德國有足夠的力量躋身於未來世界強國之列。另一方麵，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長，隻想稱霸東亞。毫無疑問，所有這些變化將給大英帝國帶來難以剋服的巨大睏難。此時，英國確實感到比半個世紀之前更難保衛其全球利益瞭。
雖然1900年以後50年的主要發展過程可視為兩極世界的形成時期，但一些“中等”國傢（在第五、六章中將談到）卻多次陷入危機，整個體製的變動也絕非一帆風順。與之相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令人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規模戰役，卻顯示齣德意誌帝國比沙皇俄國具有某些優勢，因為德國的工業生産組織有序，全國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國雖然加快瞭現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後。在戰爭的頭幾個月，德國盡管在東綫取得瞭勝利，在西綫卻遭到失敗，且其盟國在意大利、巴爾乾和近東戰區也連連敗北。由於後來美國齣兵，特彆是提供經濟援助，西方盟國終於擁有戰勝其敵對聯盟的資源。但是，對所有參戰國來說，這都是一場使人精疲力竭的戰爭。奧匈帝國從地球上消失，俄國發生瞭革命，德國戰敗，法國、意大利和英國也為爭取勝利遭受慘重的損失。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國，前者進一步加強瞭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後者到1918年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頭等強國。
1919年後，美國迅速從國外撤軍，布爾什維剋掌權後的俄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使基本的經濟現實與國際體係之間變得很不協調，其程度甚於本書論及的5個世紀的任何時候。戰後，英國和法國的實力雖已削弱，但仍然是國際外交活動的中心。但是，它們的地位到20世紀30年代遇到瞭意大利、日本和德國等軍國主義化的“修正主義”國傢的挑戰，德國在歐洲稱霸的野心遠甚於1914年。從本質上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傢，而斯大林的蘇聯也正迅速發展成為超級工業大國。所以，“修正主義”的“中等”強國遇到的難題是，如果它們不想被美蘇兩個大陸強國超過，就必須迅速對外擴張。對原有的“中等”強國來說，它們的難處在於應對如德國和日本這樣的挑戰，它們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會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戰盡管過程跌宕起伏，卻證實瞭人們對國力衰微的擔心。軸心國在戰爭初期取得瞭輝煌勝利，但最終無法剋服生産資源比“一戰”時更為不足的弱點。它們確實占領瞭法國，削弱瞭英國，爾後即被同盟國的優勢兵力所打敗。1943年，人們在數十年前預測的兩極世界終於形成，軍事力量對比再次變得與全球經濟資源布局相一緻。
本書最後兩章涉及的時代是兩極世界時期。這一時期，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意識形態上，世界的確分為兩極。兩極世界在政治上的錶現是多次齣現冷戰危機，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屬於獨特類型國傢的地位，由於齣現瞭核武器及其遠程投射係統而再次得到加強。這說明，當時的戰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於20世紀初葉，更不用說19世紀初瞭。
盡管如此，大國興衰的進程仍未停止。當然，各大國力量增長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各不相同，不僅使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瞭變化，也逐漸影響到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從軍事上看，美國和蘇聯從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始終是一流強國。由於兩國領導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樣站在極端的立場解釋國際問題，它們之間的對抗必然導緻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這是令其他國傢望塵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間，世界各國生産能力對比的變化比以前的任何時期都快。在1945年後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業産值和國民生産總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後卻不斷增大。歐洲各國也治愈瞭戰爭創傷，成立瞭歐洲共同體，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集團。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非常之快，據測算，它的國民生産總值已超過蘇聯。相比之下，美國和蘇聯經濟增長速度卻慢得多，它們的國民生産總值和財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便急劇下降。因此，撇開所有的小國不算，隻從經濟指數上看，多極世界已經再次變為現實，這是不言而喻的。鑒於本書主要探討戰略與經濟的相互影響，用最後一章既論述目前各大國軍事力量對比與生産能力對比之間的不協調性，又指齣中國、日本、歐洲共同體、蘇聯、美國這當代五大政治經濟“力量中心”所麵臨的問題和機會，看來是適宜的。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處理好國傢擁有的手段與國傢目標的關係這一自古有之的難題。大國興衰的曆史絕不會到此完全結束。
由於本書涉及的內容極廣，不同的讀者將齣於不同的目的閱讀此書，這是顯而易見的。一些讀者將得到他們希望得到的內容：既概括又相當詳細地評述過去5個世紀的大國政治、經濟和技術的變化對各大國地位的影響，以及戰略和經濟的相互作用這一不變的話題。鑒於本書書名所限，筆者既不論及小國，也不談小規模的雙邊戰爭。同樣由於書名所限，本書論述歐洲的筆墨頗多，特彆是在中間幾章。對於這一課題的專著來說，這是很自然的。
對其他讀者來說，特彆是對目前那些熱心總結“世界體係”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戰爭發生規律的政治社會學傢來說，本書可能不盡如人意。為避免誤解，在此必須澄清一點，即本書未述及康德拉季耶夫經濟發展周期與大規模（或全麵）戰爭之間的關係的理論。此外，本書也未詳細探討戰爭起因的一般理論，以及是否由於大國的興衰纔爆發戰爭。同時，這也不是一部闡述帝國理論、帝國統治的影響（如邁剋爾·多伊爾在其齣版的《帝國》一書中闡述的那樣）或帝國統治是否有助於加強國力的專著。最後，本書也不打算提齣任何關於哪種社會形態和政府組成形式在戰時能最有效地利用資源的一般性理論。
另一方麵，本書匯集的大量資料無疑可供有關學者用來進行上述歸納與概括。曆史學傢（而不是政治社會學傢）在總結一般性理論時遇到的問題是，過去的史料浩如煙海，他們無法據此得齣“確實”科學的結論。因此，雖然我們可將某些戰爭（如1939年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原因歸結於決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但這一結論無助於解釋始於1775年的美國獨立戰爭、1792年的法國大革命戰爭和1853年的剋裏米亞戰爭。同樣，盡管我們可以指齣，1914年的奧匈帝國是一個“衰落”大國引發大規模戰爭的良好範例，但“興起的”大國德國和俄國在導緻戰爭爆發方麵也同樣起瞭關鍵作用。對此，戰爭理論傢們又如何解釋呢？所以，各種有關帝國好壞、帝國控製力是否受可測量的權力距離比值製約的一般性理論，由於所依據的史料不同，對同一問題可能做齣時而肯定、時而否定這樣毫無意義的迴答。
盡管如此，如果我們不管上述理論，隻是觀察一下過去500年的“大國興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認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個彆例外的前提下，能得齣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例如，我們發現在綜閤經濟力量和生産能力對比的變化與國際係統中各大國的地位之間，有一種因果關係。兩個最好的例證是：16世紀以後世界貿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漸移嚮大西洋和西北歐，1890年後的幾十年中世界工業品集中産地又由西歐慢慢移嚮其他地區。這兩個例子都說明，經濟力量的轉移預示著新大國的崛起。這些新大國總有一天會對世界軍事力量格局和各國領土狀況施加決定性影響。過去幾十年發生的全球生産的重要力量嚮“環太平洋地區”轉移，不隻引起瞭經濟學傢的關注，原因就在這裏。
同樣，曆史事實還錶明，從長遠看，在每個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為一個軍事大國（或世界性帝國）的興衰之間，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聯係。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龐大的軍隊離不開經濟資源；第二，在國際體係中，財富與力量總是聯係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國商業理論傢馮·霍尼希寫道：“一個國傢當前富強與否不取決於它本身擁有的力量和財富，而主要取決於鄰國力量的大小與財富的多寡。”
在本書各章中，這種觀點將多次被證實。18世紀中葉的荷蘭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它已不再是一個強國，因為鄰國法國和英國比它擁有更多的力量和財富。1914年的法國無疑比1850年的法國強大，但與強大得多的德國比較，法國就顯得遜色瞭，因此，它絕不會因為自己比過去強大而感到慰藉。與鼎盛時期（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相比，英國現在擁有的財富要多得多，其軍隊擁有的武器的威力也大得多。但這些已毫無意義，因為它的産品産量已由占世界總産量的25%下降到約3%。如果一個國傢比鄰國強大，它的日子就好過；如果一個國傢比鄰國弱小，它就會遇到麻煩。
但這並不是說，一個國傢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增減將同步進行。從本書提供的大部分曆史事例中可以看齣，在一個國傢的經濟力量升降麯綫與軍事影響升降麯綫之間，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時間滯差”。同樣，這一點也是不難理解的。一個經濟正在迅速發展的國傢（如19世紀60年代的英國、90年代的美國和今天的日本）總希望自己越來越富，而不希望將巨資用於軍備。半個世紀之後，國傢的投資重點就可能發生變化。以前的經濟發展造成的後果之一是，海外義務增多（因為要依賴國外市場、原料、軍事聯盟，可能還有基地和殖民地）。現在，其他國傢或敵對國傢在經濟方麵則以更快的速度發展，並同樣希望擴大在國外的影響。因此，世界上的競爭愈演愈烈，市場上股票的價值不斷下跌；悲觀主義的觀察傢談論衰退，愛國的政治傢號召“復興”。
在這種令人擔憂的環境中，大國往往會自然地把比兩代人之前多的多的費用用於國防，但仍然感到國際環境不夠安全，而這僅僅是因為其他國傢發展得更快，正變得更加強大。西班牙帝國在紛亂的1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軍費，要比16世紀80年代卡斯蒂利亞王國經濟繁榮時期多的多。愛德華七世統治時期，英國在1910年的國防開支，也比1865年巴麥尊勛爵去世時英國經濟處於鼎盛時多的多。難道1910年的英國人感到更安全嗎？美國和蘇聯似乎也麵臨同樣的問題，這在後文還要論述。大國走下坡路時的本能反應是，將更多的錢用於“安全”，因而必然減少經濟“投資”，從長遠看，這使自己的處境更為睏難。
從本書論及的500年曆史中，還可以得齣另一個普遍適用的結論，即為爭奪歐洲或世界霸權而進行的大規模聯盟戰爭的最終結局，與雙方動用的生産資源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為反對西班牙—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進行的戰爭，以及18世紀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拿破侖戰爭等大規模衝突，以及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證明瞭這一點。一場令人煩惱的長期戰爭是檢驗雙方力量的試金石。隨著戰爭的進行，交戰各方資源的多少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不過，我們應該既做齣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錯誤的經濟決定論的羅網。盡管本書作者對追溯500年世界事務的“主要發展趨勢”興趣頗濃，但並不是說“經濟決定一切，各國的成功與失敗都齣於經濟原因。”大量事實證明，還有其他多種原因，譬如地理位置、軍事組織、民族士氣、聯盟體係等許多因素都可以對各國的國力起製約作用。例如，在18世紀，尼德蘭聯邦是歐洲最富裕的地區，而俄國則最窮。可是，荷蘭卻衰敗瞭，俄國卻興起瞭。個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戰技能（16世紀的西班牙步兵團和20世紀的德國步兵都很善戰），都是決定戰鬥、戰役勝負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場大國間（通常是聯盟間）的長期戰爭中，勝利往往屬於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的一方，或屬於最後仍有財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艦長們過去常說的那樣。本書述及的許多事實都將證明，這個重要觀點雖然具有諷刺意味，卻是正確的。正因為5個世紀以來大國的國力與經濟力量相輔相成，弄清目前經濟與技術發展趨勢對當前力量對比可能産生的影響纔有意義。這並不否認人們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人必須在既可提供機遇又可限製機遇的曆史環境中創造曆史。
一篇較早論述本書探討的問題的論文，是普魯士著名曆史學傢利奧波德·馮·蘭剋1833年發錶的評論“諸大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蘭剋考察瞭西班牙衰落以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情況，並試圖說明為什麼一些國傢崛起後又逐漸衰落下去。在文章的結尾，他分析瞭當時的世界形勢，以及法國發動拿破侖戰爭想稱霸歐洲的企圖失敗後發生的國際事件。在審視各大國的“前途”時，齣於曆史學傢的職業習慣，他也踏入瞭預測未來這一無法確知的領域。
寫一篇論述“諸大國”的文章是一迴事，而寫一本關於“諸大國”的書則是另一迴事。我原來的打算是，寫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書，因為我認為，讓讀者瞭解（可能隻瞭解一些）有關各大國不斷變化的發展速度的背景知識，或各大國麵臨的地緣戰略問題就夠瞭。當我開始寄齣本書的前幾章徵求意見，或與有關學者談論本書的主題時，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測錯瞭。讀者需要更多的、更詳細的背景知識，因為他們得不到有關各大國經濟和軍事力量對比不斷變化的參考材料。正是由於經濟曆史學傢和軍事曆史學傢都尚未涉足這一領域，這方麵的資料纔較少。如果說在書中加進詳細的背景知識材料是有意義的話，那麼這樣做就是填補瞭大國興衰史中一個重要的空白。

精彩書摘

第一章西方的興起
16世紀初葉，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齣，顯然未見端倪；東方帝國盡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之害。
公元1500年被許多學者當作近代和現代的分界綫，這個時候歐洲的居民們絕對看不齣他們的大陸即將統治地球上其餘大部分的地區。當時人們對東方偉大文明的認識是支離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這些認識主要來源於旅行者的故事，他們在重述這些故事時常常添油加醋。盡管如此，許多人對擁有神話般的財富和龐大軍隊的廣袤的東方帝國的想象，還是相當準確的。當初次接觸這些社會時，它們必定顯得比西歐的人民和國傢得天獨厚。的確，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經濟活動中心同這些社會比較，歐洲的相對弱勢比其實力更加醒目。首先，歐洲既不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區，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印度和中國對它們在這兩方麵的地位都引以為豪。其次，從地緣政治學方麵講，歐洲“大陸”的形狀隱含著睏難和危險，它的北部和西部與冰天雪地和大海相連，東麵容易招緻頻繁的陸路入侵，而南麵則易受到戰略包圍。在1500年及以前很長時間和這之後，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象。僅僅8年以前，西班牙最後一個穆斯林地區格拉納達纔嚮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軍隊投降，但這僅錶示地區性戰役的結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軍隊之間更大規模戰爭的結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動，仍然影響著大部分西方世界，這一事件似乎孕育著更多的東西，因為它絕不錶明奧斯曼土耳其人嚮前推進的極限。到該世紀末，他們已奪取瞭希臘和伊奧尼亞群島、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爾乾半島其他大部分地區。到16世紀20年代，情況變得更糟，當時可怕的土耳其軍隊迫近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在南部，奧斯曼的戰船襲擊意大利港口，教皇開始擔心羅馬可能很快就會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運。
雖然這些威脅似乎是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繼任者們新領導的一個整體性大戰略的一部分，但歐洲人的反應是分散的、時斷時續的。不像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也不像莫臥兒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統治，從來沒有一個各部分都承認一個世俗領袖或宗教領袖的統一歐洲。不，歐洲是一些小王國和公國、邊境貴族領地和城邦的大雜燴。在西方齣現瞭一些比較強大的君主國，主要是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但沒有一個國傢能擺脫國內的緊張狀態，而且每個國傢都把其他國傢看成競爭對手，而不是反對伊斯蘭世界的盟國。
同亞洲的偉大文明相較，也不能說歐洲在文化、數學、工程學或者航海和其他技術方麵具有顯著的優勢。總之，歐洲文化和科學遺産的相當大一部分是從伊斯蘭世界“藉用”來的，恰如穆斯林社會幾百年裏通過通商、徵伐和殖民從中國“藉用”一樣。迴顧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紀末，歐洲在貿易和技術方麵的發展加快瞭。然而，或許最恰當的一般評價應是：在這前後，每個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處在大緻相似的發展階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個領域先進一些，而在彆的領域則要落後一些。奧斯曼帝國、明朝時期的中國，稍後是莫臥兒王朝時期的北印度和歐洲國傢體係及其俄國人旁支，在技術上因而也在軍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會先進得多。雖然這意味著1500年的歐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絕對看不齣有一天它將齣現在頂峰。因此在研究歐洲興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競爭者的實力和弱點。
明代中國
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傢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它有眾多的人口（在15世紀有1億~1.3億人口，而歐洲當時隻有5 000萬~5 500萬人口），燦爛的文化，特彆肥沃的土壤以及從11世紀起就由一個傑齣的運河係統連結起來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並且有受到儒傢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統一的、等級製的行政機構，這些使中國社會富於經驗，具有一種凝聚力，使外國來訪者羨慕不已。的確，這個文明受到濛古遊牧部落的嚴重破壞，並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後被濛古人統治著。但是，中國慣於同化徵服者而不是被後者同化，當1368年齣現的明朝重新統一帝國並最後打敗濛古人的時候，許多舊的製度和知識都保留瞭下來。
對於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學的讀者來說，中國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必定是其技術上的“早熟”。中國在11世紀就齣現瞭活字印刷，大量書籍隨後齣現。商業和工業受到運河開鑿和人口壓力的促進，同樣很發達。中國的城市要比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達。紙幣較早地加速瞭商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到11世紀末，中國北部已有可觀的冶鐵業，每年能生産大約12.5萬噸鐵，主要為軍隊和政府所用，比如，100萬人以上的軍隊是鐵製品的一個巨大市場。值得指齣的是，這一生産數字要比700年以後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鐵産量還多！中國也許是第一個發明真正火藥的國傢，而且在14世紀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濛古人的統治。
對中國文化和技術進步有瞭這些瞭解以後，再聽到中國人已轉嚮海外開發和貿易也就不足為奇瞭。指南針是中國人的另一發明，他們有些平底帆船同後來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樣大，而與印度和太平洋諸島的貿易，從潛力上說與往返大漠商路的貿易一樣有利可圖。許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在長江進行過水戰。13世紀60年代，為瞭徵服宋朝的船隊，忽必烈汗強製組建他自己的備有拋射器的大規模戰船序列。14世紀初葉，沿海榖物貿易興旺發達。據記載，1420年明朝的海軍擁有1 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艘設計用於遠洋航行的船舶。這樣一支力量還不包括許多私人經營的船舶，但後者同海軍比起來顯得黯然失色。這些私人經營的船隻那時已經在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甚至東非進行貿易，並為中國帶來收入，因為國傢試圖對這種海上貿易徵收捐稅。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遠徵，是1405年和1433年間海軍將領鄭和進行的七次遠洋航行。這支船隊有時由數百艘船舶和數萬人組成，遍訪從馬六甲和锡蘭（斯裏蘭卡）到紅海口和桑給巴爾的各個港口。一方麵他們嚮順從的地方統治者饋贈禮品，另一方麵強迫桀驁不馴的統治者承認明朝政府。曾有一艘船帶著長頸鹿從東非返迴，以取悅中國皇帝；另一艘船押迴瞭一個锡蘭首領，因為他極不明智，竟不承認天子的最高權力（但是應當指齣，中國人從不曾搶劫和殺戮，這與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從曆史學傢和考古學傢可以告訴我們的關於鄭和船隊的規模、實力和適航性（有些大寶船看來大約有400英尺長和1 500噸以上的排水量）來看，他們或許在航海傢亨利王子的探險開始熱心地嚮休達2以南推進之前好幾十年，就可以繞過非洲並“發現”葡萄牙。
但1433年中國的遠徵是這條航綫的最後一次遠航，3年以後皇帝一紙詔書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後一道專門敕令竟禁止保存兩桅以上的船舶。此後船隊船員受雇於大運河的小船。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盡管有種種機會嚮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誠然，這項決定有一種似閤情理的戰略原因。大明帝國北部邊疆再次遭受濛古人的威脅，把軍事資源集中到這個比較脆弱的地區或許是謹慎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支強大的海軍是一種耗資巨大的奢侈，無論如何，中國嘗試過的南下嚮安南（越南）的擴張被證明是徒勞的，而且代價很高。但當後來收縮海軍的弊端已經顯露齣來以後，看來它仍未重新考慮這個似乎頗為有理的論據。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不斷遭到日本海盜的襲擊，但它沒有認真重建帝國海軍3。甚至葡萄牙船隊在中國沿海的反復齣沒，也未能使當局重新估計局勢。達官貴人們推理說，陸上防禦就夠瞭，因為不管怎麼說，中國臣民所進行的一切海上貿易不是都沒有被完全禁止嗎？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費和其他起抑製作用的因素外，中國倒退的關鍵因素純粹是信奉儒傢學說的官吏們的保守性，這一保守性在明朝時期因對濛古人早先強加給他們的變化不滿而加強瞭。在這種復闢氣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關心維護和恢復過去，而不是創造基於海外擴張和貿易的更光輝的未來。根據儒傢學說的行為準則，戰爭是一種可悲的活動，而軍隊隻有在擔心發生蠻族入侵或內亂時纔有必要重視。達官貴人對軍隊（和海軍）的厭惡伴隨著對商人的疑慮、私人資本的積纍、賤買貴賣的做法、暴發戶商人的鋪張闊氣，都冒犯瞭這些權貴士大夫，程度幾乎如同他們激起瞭勞苦大眾的不滿一樣。雖然達官貴人們並不想完全停止整個市場經濟，但經常通過沒收商人的財産或禁止他們經商來乾涉個彆商人。中國民間進行的對外貿易，在達官貴人們的眼裏必定顯得更加令人疑慮，而這僅僅是因為外貿較少受他們控製。
對商業和私人資本的厭惡與上述大量技術成就並不衝突。明朝重修瞭萬裏長城，發展瞭運河係統、製鐵業和禦用帝國海軍，因為官吏們上奏皇帝說，這些都是必須的。但這些事業纔剛剛開始就受到忽視：運河聽任淤塞，軍隊缺乏新的裝備，天文儀器（約建於1090年）缺乏管理，鐵工場被廢棄。這些阻礙瞭經濟的發展。印刷僅限於學術著作，沒有用於廣泛傳播實際知識，更很少用於社會批評。紙幣的使用被中止。中國城市從來也不被容許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自治市民；一旦皇宮遷址，帝都亦隨之遷移。因為得不到官方的鼓勵，商人和其他企業傢無法興旺起來。即使那些發瞭財的人，也寜可把錢用於購置土地和興辦教育，而不情願投資發展基礎工業。同樣，禁止海外貿易和海洋漁業，消除瞭刺激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潛在因素。盡管在以後幾個世紀裏，受官方控製的（雖然無疑會有許多逃避監督的）與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奢侈品貿易之類的對外貿易仍然存在。
結果，中國明朝時期與400年前的宋朝比起來，活力和進取精神都大為遜色。明朝時期農業技術的確有所改進，但即使這種比較集約化的農業和對邊沿土地的開發利用，也很難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中國的人口增長隻受到馬爾薩斯所說的瘟疫、洪水、戰爭等方式的製約，而這些災害是很難預測的。甚至1644年以後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這種持續的相對衰落。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概括這段曆史。1736年，即（英國）亞伯拉罕·達比在科爾布魯剋德爾的鐵工場開始齣名的時候，中國河南和河北的鼓風爐和煉焦爐已被完全廢棄瞭，而鼓風爐的規模在徵服者威廉於黑斯廷斯登陸4以前就已經很大瞭。這下子它們要等到20世紀纔會重新恢復生産。
伊斯蘭世界
16世紀初葉第一批歐洲航海傢訪問中國的時候，他們雖然對它的麵積、人口和財富留下瞭深刻的印象，但或許已經看齣這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傢。那時對奧斯曼帝國當然還不能這樣說，它當時正處在擴張的中間階段，由於離基督教世界的後院比較近，因此對後者更具有威脅性。從更大的曆史和地理背景來看，大概可以這樣說，事實上伊斯蘭國傢在16世紀已形成瞭世界事務中發展最迅速的力量。不僅奧斯曼土耳其人在嚮西推進，而且波斯的薩非王朝也正經曆著國力和文化的復興，特彆是在伊斯瑪儀一世（1501~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時代；一係列強大的伊斯蘭化的汗國仍然控製著經喀什噶爾和吐魯番到中國的古代絲綢之路，這與諸如博爾努、富蘭尼和馬裏帝國等一係列西非伊斯蘭國傢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國在16世紀早期就被穆斯林勢力推翻瞭；而喀布爾國王巴布爾則從西北部通過徵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於1526年建立莫臥兒帝國。雖然最初對印度的統治並不穩固，但他的孫子阿剋巴（1556~1605年在位）順利地鞏固瞭這個帝國，他開創瞭西起俾路支東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國。在整個17世紀，阿剋巴的繼任者們繼續往南嚮信印度教的馬拉特人推進，這正好是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從海上侵入印度半島的時候，然而後者的規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締造的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還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與之比較起來，基督教傳教團的傳教活動就顯得黯然失色瞭。
但對近代早期歐洲來說，最嚴峻的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當然來自於奧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難以對付的軍隊和那個時代最好的圍城戰法。在16世紀初以前，他們的領地已從剋裏米亞（在那裏他們侵占瞭熱那亞人的商業據點）和愛琴海（在那裏他們夷平瞭威尼斯帝國）延伸到黎凡特。至1516年，奧斯曼軍隊奪取瞭大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用土耳其火槍摧毀瞭馬穆魯剋軍隊。這樣，他們在封鎖瞭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後，溯尼羅河而上，並通過紅海推進到印度洋，在那裏遇上瞭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這也令伊比利亞船員不安的話，那麼同土耳其軍隊給東歐和南歐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較起來，簡直算不瞭什麼。土耳其人已經占有瞭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並在瓦拉幾亞和整個黑海沿岸有決定性影響；但在嚮南攻擊埃及和阿拉伯以後，在蘇萊曼時期（1520~1566年）對歐洲的壓力重新開始。那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強大的東方堡壘——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優勢軍隊瞭，它在1526年第一次莫哈奇戰役之後受到蹂躪，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爾在帕尼巴特戰役獲得勝利的那年，通過這一勝利他為建立莫臥兒帝國奠定瞭基礎。是否整個歐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在有些人看來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圍瞭維也納。事實上，那時陣綫已在匈牙利北部穩定下來，神聖羅馬帝國從而得以保存；但以後土耳其人仍構成持續的威脅並施加瞭從來不能完全忽視的軍事壓力。而到1683年，他們再度包圍瞭維也納。
奧斯曼海軍的擴張在很多方麵幾乎同樣令人驚恐。土耳其人像中國的忽必烈汗一樣，發展海軍隻是為瞭攻下四麵環海的敵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這種情況，穆罕默德二世曾用戰艦序列和幾百艘小船對其進行封鎖，以協助1453年的攻城。此後強大的戰船隊曾被用於橫穿黑海的戰役，用於往南嚮敘利亞和埃及推進，以及為控製愛琴群島、羅德島、剋裏特島和塞浦路斯島而同威尼斯發生的一係列衝突。在16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中，威尼斯、熱那亞和哈布斯堡的艦隊都避免與奧斯曼的海上勢力接近；但到該世紀中葉，穆斯林的海軍在整個北非沿海都很活躍，他們常常襲擊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裏群島，並且最後於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戰役敗北纔受阻止步。
當然，奧斯曼帝國不僅僅是一部軍事機器、一個從事徵討的上層人物集團（像中國清朝時的滿族人）。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比羅馬帝國還大的一塊地區和許多臣屬民族中，確立瞭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語言的統一。1500年以前的幾個世紀中，伊斯蘭世界在文化和技術上都領先於歐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設備好，並有排水係統，而且其中很多城市還有大學、圖書館和極其壯麗的清真寺。在數學、製圖學、醫學以及科學和工業的許多其他方麵（磨坊、鑄炮、燈塔、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領先地位。奧斯曼從巴爾乾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來土耳其士兵的製度，造就瞭一支虔誠的、統一的軍隊。對其他種族的寬容使許多天纔的希臘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為蘇丹效命，穆罕默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鑄炮人就是一名匈牙利人。在像蘇萊曼一世這樣的成功領袖的領導下，一個強大的官僚階層管理著l 400萬居民，而這時西班牙隻有500萬人，英格蘭僅有250萬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時期擁有50萬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歐洲城市都大。
然而奧斯曼土耳其人也開始踉踉蹌蹌，轉嚮內戰，最後失去瞭支配世界的機會，雖然這種明顯的衰落比明王朝極其類似的衰落晚瞭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這一過程是早期土耳其勝利的必然結果：奧斯曼軍隊雖然管理良好，或許可以維持一條很長的國界，但如果不付齣大量人力和金錢的代價，則很難繼續擴張；而且奧斯曼帝國主義與後來的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帝國主義不同，它沒有順便帶來許多經濟利益。到16世紀下半葉，已有跡象錶明，奧斯曼帝國在戰略上戰綫拉得過長：一支龐大的陸軍駐紮在中歐，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在作戰，一些部隊在北非、愛琴群島、塞浦路斯和紅海作戰，而堅守剋裏米亞以防正在興起的俄國勢力則需要援軍。由於先以伊拉剋而後以波斯為基地的什葉派，嚮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遜尼派在行為與教義兩方麵發起挑戰，使伊斯蘭世界發生分裂，即使在近東也沒有一個平靜的側翼。有時局勢像當時德意誌的宗教鬥爭一樣嚴重，蘇丹隻有靠用武力鎮壓什葉派異端，纔能維持其統治。然而在邊界另一邊阿拔斯大帝統治下的波斯什葉派王國，已完全準備好與歐洲國傢聯閤反對奧斯曼人，就像法國曾與“異教”的土耳其人聯閤反對神聖羅馬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與這一係列敵人作戰，需要傑齣的領袖來維持其發展，遺憾的是1566年以後，陸續進行統治的是13個無能的蘇丹。
但外部敵人和個人的弱點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奧斯曼帝國的整個製度像中國明朝的製度一樣，越來越多地受到專製集權和對創見、異端、商業的極端保守態度的影響。一個愚蠢的蘇丹可以使奧斯曼帝國陷於癱瘓，而一個教皇或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對全歐洲卻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由於缺乏來自上麵的明確指令，官僚體係的各個分支變得麻木僵化，它們對一切變故持保守態度，從而扼殺瞭新鮮事物。由於1550年以後沒有擴張領土和隨之而來的戰利品，不滿的軍隊轉而進行內部劫掠。商人和企業傢（差不多都是外國人）早先曾受到鼓勵，現在發現自己遭到瞭不曾預料到的徵稅和對財産的非法沒收。越來越高的苛捐雜稅使商業凋敝，城鎮人口減少。也許受害最大的是農民，他們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隨著局勢的惡化，文職官員也開始掠奪，他們索取賄賂並沒收貨物儲備。由於戰爭花費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戰爭期間喪失瞭亞洲的貿易，因此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羅新的財源，而這必然會給那些營私舞弊的收稅人更大的權力。
對於什葉派的宗教挑戰的強烈反響，明顯地反映和預示著官方將對各種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強硬態度。印刷業遭到禁止，因為它或許會傳播危險的見解。經濟觀念仍很原始：進口西方商品是被允許的，但齣口被禁止；行會竭力阻止創新，阻止“資本主義”生産者興起的行為受到支持；宗教對商人的抨擊加強瞭。由於輕視歐洲人的思想和實踐，土耳其人拒絕采用抑製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們的人口受惡性傳染病的影響較大。在一次令人震驚的濛昧主義的行動中，一支土耳其軍隊於1580年搗毀瞭一個國傢天文颱，他們聲稱是這個天文颱引起瞭一場瘟疫。軍隊實際上成瞭保守主義的堡壘。盡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歐洲軍隊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時深受其苦，但他們自己現代化的步伐很慢。他們沒有用較輕的鑄鐵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戰役失敗以後，他們沒有建造更大的歐洲型艦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艦隊僅僅奉命停泊在紅海和波斯灣比較平靜的水域，這就排除瞭建造葡萄牙型遠洋船的必要性。也許技術上的原因是一個因素，但文化和技術上的保守性也起瞭一定的作用（對比起來，北非伊斯蘭化的各國非正規的海盜船卻很快采用瞭裝配大炮的快速風帆戰船）。
上述對保守主義的評論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適用於莫臥兒帝國。盡管這個帝國的絕對版圖正處於頂峰，並且幾位皇帝具有軍事天纔；盡管其宮殿富麗堂皇，其奢侈品的生産技術很高；盡管它甚至有一個復雜的銀行和信貸網絡，但這個帝國在骨子裏還是羸弱的。一個東徵西討的上層穆斯林處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廣大赤貧農民群眾的頂端。在城鎮內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躍的市場，印度教實業傢對製造業、商業和信貸業的態度，本可以使他們成為韋伯清教倫理的優秀典範。在變成英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以前，在企業傢社會正準備經濟“起飛”的圖景下，在印度生活中還有一幅較為陰暗的圖畫，它顯現齣許多固有的阻滯因素。絕對嚴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礙瞭現代化：嚙齒動物和昆蟲不許殺害，因此大量糧食受到損失；處理垃圾和糞便的社會習俗造成不衛生的環境，成為流行性黑死病的滋生地；種姓製度扼殺瞭創新精神，逐漸灌輸瞭教義，並限製瞭市場；而婆羅門祭司對印度地方統治者的影響，說明這種濛昧主義還起著極大作用。這裏存在著對任何激進變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會障礙。後來，許多英國人最初（在印度）進行搶劫，而後試圖根據功利主義原則統治印度，最後卻懷著這樣一種心情離開：這個國傢對他們仍然神秘莫測。這是不足為怪的。
但莫臥兒王朝的統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麗堂皇的王宮是窮奢極欲、揮霍浪費的中心，其揮霍的規模連凡爾賽宮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或許也認為有些過分。數以韆計的僕從和食客，奢華的衣服、珠寶、嬪妃和奇珍異獸，大批的衛士，這一切隻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奪機器纔能支付。收稅官吏要嚮他們的主子繳納固定數目的款項，就得無情地掠奪農民和商人；無論收成和商業狀況如何，錢款都必須收進。除瞭起義以外，沒有憲法或其他東西可以阻止這種劫掠，所以當時稅收以“吃人”著稱就不奇怪瞭。因為每年的貢賦如此龐大，人民幾乎一無所獲。交通很少改善，沒有對付飢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機構，而這些災害是經常發生的。相比所有這些來說，明朝中國顯得寬厚多瞭，幾乎可算是進步瞭。看來莫臥兒帝國必定要衰落，因為它在南部要抗擊馬拉特人，在北部要抗擊阿富汗人，最後還要對付東印度公司，它越來越難以支撐下去。實際上導緻它衰落的內因大大多於外因。
兩個特例：日本和俄國
到16世紀時，還有另外兩個國傢雖然在版圖和人口方麵都比明朝中國、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王朝差得遠，但已展現齣政治統一和經濟發展的跡象。在遠東，日本在其巨大鄰國開始衰落的時候，正嚮前邁進。地理位置給瞭日本人最好的戰略財富（就像它給予英國人的一樣），因為島國屬性可使它免遭陸上入侵，而中國就不具備這點。然而日本列島和亞洲大陸間的距離絕非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從那個古老文明的國傢藉鑒來的。但當中國已由一個統一的官僚體係治理的時候，日本的政權還掌握在以氏族為基礎的封建領主手中，天皇反倒是無足輕重的。14世紀存在過的中央集權統治被氏族間的頻繁鬥爭所取代，這種爭鬥有如蘇格蘭氏族間的鬥爭。這並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環境，但也沒有阻礙大量的經濟活動。在海上同在陸上一樣，企業傢要同軍閥和軍事冒險傢競爭，軍閥和軍事冒險傢們都要從東亞的海上貿易中抽取利潤。日本海盜沿著中國和朝鮮海岸進行掠奪。與此同時，其他日本人則熱衷於與從西方來的葡萄牙和荷蘭訪問者交換貨物。基督教傳教團和歐洲貨物滲透到日本社會，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給自足的明帝國容易得多。
這種雖說動亂但還活躍的場麵，很快就因越來越多地使用進口的西方武器而改變瞭。像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樣，日本的政權轉到瞭那些掌握大量資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帶滑膛槍、最重要的是帶有大炮的軍人和集團手中。結果大軍閥豐臣秀吉控製下的政權在日本鞏固起來。豐臣秀吉的野心導緻他兩次試圖徵服朝鮮。當兩次徵討失敗後，他於1598年死去，內亂再次威脅日本。但幾年之中全部政權又集中到德川傢康和以他為中心的德川氏手中，這次中央集權的軍事統治不會被動搖瞭。
在許多方麵，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紀在西方産生的“新君主製”的特點。重大的區彆是幕府放棄海外擴張，實際是放棄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實質上的聯係。1636年，遠洋船舶的建造停止瞭，而日本公民則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歐洲人的貿易僅限於停靠長崎港齣島的特許荷蘭船。甚至在這之前，實際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國的和本地的）都根據幕府命令改宗或被殘忍地屠殺瞭。這些嚴厲措施背後的主要動機顯然是德川氏決心實現沒有爭議的控製，因而外國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潛在的顛覆分子。其他封建貴族也同樣被看成顛覆勢力，所以要求他們每兩年都要前往都城江戶住一段時間協助將軍處理政務，且在他們被允許住在自己領地的期間，他們的妻子得留在江戶（東京），實際上是被當作人質。
這種強製性的統一本身並沒有抑製經濟的發展，也沒有扼殺傑齣的藝術成就。全國性的和平有利於商業，城鎮和總人口都在增長，現金支付的發展使商人和銀行傢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後者從未被容許獲得意大利、尼德蘭以及英國商人和銀行傢所取得的社會和政治的突齣地位，而日本人顯然還不能瞭解和采用彆人發明的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樣，德川幕府故意選擇瞭與世隔絕的道路，隻有個彆領域例外。這也許並沒有阻礙日本本國的經濟活動，但它損害瞭日本的相對實力。由於輕視經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慶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於主子的武士們過著刻闆沉悶的生活。整個軍事製度僵化瞭200年，所以當分艦隊司令佩裏5著名的“黑船隊”於1853年來到的時候，驚慌失措的德川幕府彆無他法，隻得同意美國人補給和獲得其他便利的
請求。
在政治統一和發展時期之初，俄國看來在某些方麵同日本相似。首先，它在地理上遠離西方，這部分是因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為周期性地與立陶宛、波蘭、瑞典和奧斯曼帝國的軍事衝突中斷瞭已經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國王室還是深受歐洲文明的影響，且不僅僅是受東正教的影響。其次，它從西方找到瞭對付亞洲平原騎兵攻擊的解決方法，這就是滑膛槍和大炮。莫斯科用這些新式武器可自立為一個“火藥帝國”，從而進行擴張。由於瑞典人和波蘭人也擁有這種武器，因此嚮西攻擊是睏難的，但利用這種軍事優勢嚮南部和東部的遊牧部落和汗國進行殖民擴張就變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國軍隊已到達裏海。伴隨這種軍事擴張而來的常常是探險傢和拓荒者，他們不斷嚮烏拉爾山脈以東推進，通過西伯利亞，並在1638年前實際上抵達瞭太平洋西海岸。探險者和拓荒者的活動常使軍事擴張黯然失色。盡管有來之不易的相對於濛古騎兵的軍事優勢，但俄國的發展並非輕而易舉或命中注定。被徵服的民族越多，內部紛爭和叛亂的可能性就越大。國內貴族也經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瞭他們中的很多人以後也是如此。韃靼人的剋裏米亞汗國仍然是一個強敵，它的軍隊於1571年洗劫瞭莫斯科，並且直到18世紀仍保持獨立。來自西方的挑戰更具威脅性，例如波蘭人在1608到1613年之間曾占領莫斯科。
俄國更深一層的弱點是，盡管它從西方有所藉鑒，但在技術上仍然是落後的，在經濟上仍是不發達國傢。氣候嚴寒、距離遙遠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嚴重的社會弊端也起瞭作用，其中包括沙皇的軍事專製主義、東正教對教育的壟斷、官吏們貪贓枉法和缺乏預見性，以及農奴製度——這種製度使農業處於封建和停滯狀態。但盡管有這些相對落後性，盡管有種種挫摺，俄國還是繼續進行擴張，把用於強製俄國人順從的軍事力量和獨裁統治強加給新的領土。在從西方藉鑒足夠多的軍事實力使現存製度獲得維護的同時，任何西方社會和政治“現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顛覆的抵製，例如，住在俄國的外國人被同本地人隔離開來，以免後者受到顛覆性影響。沙皇帝國與本章提到的其他專製國傢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續，並在日後成長為世界強國。但是在1500年，甚至遲至1650年，許多法國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未必清楚這一點，他們對俄國統治者的瞭解可能並不比對傳說中的普雷斯特·約翰6瞭解的更多。
“歐洲的奇跡”
……

編輯推薦

《大國的興衰》主要從經濟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日本等國的興衰，以及在興衰過程中，對世界格局等方麵造成的影響，尤其是我國讀者更願意關注的19世紀初到新中國建立前後各國國力此消彼長的情況。《大國的興衰》也分析比較瞭中國近現代曆史發展過程中，中外之間的關係，背後涉及到的相關國傢的深層次關係和問題。書中提齣的一些數字資料，還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評價，對我國讀者而言，可能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會接觸到傳統史學書籍中不曾有過的資料和觀點。通過《大國的興衰》，讀者會對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國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紀初英法衰落和美國的崛起，會有更清晰的認識。

媒體評論

這是一本齣色的，有新穎觀點的書……它用湯恩比式的寫作方法，為那些熱愛曆史的普通讀者齣除去瞭錯綜復雜的瑣碎信息，並引導他們關注那些最有價值的曆史細節。
——金融時報

這本極富見地的曆史書已落入每一個華盛頓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瞭分析公元1500年以後的世界範圍內的國力變遷之外，還以這些分析為基礎，宣稱要迴答一個問題：美國的大國徵程已呈夕陽之勢瞭嗎？毋庸置疑，這是每一個觀察傢都在關注的國際發展趨勢。
——衛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