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序
在实践中蓬勃发展的城市地理学
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
北京城市气温与下垫面结构关系的分析
关于我国城市规划中确定城市性质问题
关于我国城镇化的几个问题
论我国城镇化的地域差异一
城市发展战略要有阶段论观点
确定城市性质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The Futur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方法及问题
Definitions of Urban Places and Statistical Standards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Problems and Solutions
我国城镇等级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
中国城市(包括辖县)的工业职能分类——理论、方法和结果
中国城市工业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风象原则
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
中国城市工业经济效益的多因素分析
The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China：A Preliminary Hypothesis
关于我国市镇人口的几个问题
论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基本问题
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评价和展望
市带县体制对辖县经济影响的问卷调查分析
对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市镇人口比重的分析
《城市地理学》前言
对北京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的几点思考
建立中国城市的实体地域概念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分析的两个误区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
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
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避免“就区域论区域
再论中国城市的职能分类
中国乡村一城市转型的基础环节：乡镇企业的集中布局——考察“孙耿模式”有感
The Prospect：of International Cities in（2hina
二十世纪的中国城市地理学
中国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
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的新机制、新现象及要解决的新问题
从94届AAG年会看美国地理学研究的若干动向
人文地理研究能为制订国家政策作贡献：以城市发展方针研究为例
济宁曲阜都市区发展战略规划探讨
应用“主城”概念要注意的问题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区
认识上海，发展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为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进一言
强化山东区域优势的龙头带动战略
基于五普数据对我国及各省城镇化水平值的修补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I）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II）
就城市郊区化的几个问题与张骁鸣讨论
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基本概念的正确性
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
边缘的增长——新的中国大都市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美地理学交流30年：我的回眸
附录一人生足迹
附录二文字采撷

精彩书摘

　　利用美国人口情报社编制的《1977年世界人口资料表》提供的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上述两个指标的统计数字[4]，把它们绘到坐标图上[横坐标是人均总值（美元／人）、纵坐标是城镇人口的比重（％）]，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图上趋向于有规律的集中分布，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极少数国家脱离这种趋势呈零散状分布（图1）。这极少数国家如附表1所列，其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总值水平在世界上的位次相差悬殊、互不相称。这里分别有两种异常情况：
（1）有些国家人均总值相对很高，而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属于这种情况的又分两类：一类是人口不多的单一石油生产国，如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8个国家。这些只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人口的国家，依靠这些年国际石油价格猛涨赢得了高额的石油利润。除了石油以外，其他经济部门比较落后。尽管这些年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化水平仍相对较低或很低，相当高的收入水平并不能综合反映它们经济发展的程度。另一类是瑞士、挪威、奥地利等少数欧洲国家。它们有较长的工业化历史，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富裕程度都在世界前列。这些国家城镇人口比重虽然不算低，但相对说来却远远低于其他同类经济水平国家所达到的高度，主要原因是它们划分城镇的标准偏高。世界发达国家普遍把城镇标准的人口下限指标定在200～3000人，而奥地利是5000人，瑞士是10000人。挪威把人口在2000人以上、房屋间距不大于50米的居民点视为城镇，而条件相似的其他北欧国家，却把200人以上、房屋间距不大于200米的地方划为城镇[5]。此外，地理条件和经济结构也有很大的影响。多山，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没有很多大城市和城市群；它们的主要经济支柱如瑞士的精密机械制造，瑞士和奥地利的旅游业，挪威的航海业、渔业、森林工业、石油业，或者产值很高，或者用人较少，甚至并不必需集中在城市发展。
（2）有些国家是城市化水平很高，但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些国家也分两类：一类是新加坡、马耳他、巴林等面积特别小的岛国，它们人口密度很高，农业用地狭窄，人口多聚居在一个或几个城市，经济上却还属于独立不久的发展中国家；另一类是温带南美地区的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它们的经济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远距离，但主要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其城市化水平超过西欧、北美，十分引人注目。15世纪末以前，这个地区本来就不是土著印第安人的主要分布区，欧洲殖民者入侵后，散布在各地农村的印第安人遭大量屠杀，欧洲移民又主要聚居在城市。加上近几十年来工业有较大发展，以各自首都为主的大城市人口畸形膨胀，使本来就很高的城镇人口比重更显突出。哥伦比亚也存在类似情况。　　……

前言/序言

　　一代人只能做属于他那一代的事。
我是江苏常州人，生于中国抗战危难的1941年。脑海中留有日本兵在太阳旗下持枪站在老家中山门城门口的最初印象。父亲带我和胞姐到南大街观看抗战胜利大游行铁定是记住了，因为那一天姐姐被人群冲散而丢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8岁，念三年级，已经懂事。20世纪50年代的“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我都有感受，有些是通过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影响间接感受，有些是我直接参与而不能忘怀。幸好在政治运动频发的那个时代，我念书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质量较好，打下了后来有用的一点基础。1959年进北大赶上“困难时期”，大学毕业时“困难时期”刚完，风华正茂，盼望着支援边疆、建设祖国。很遗憾毕业留校刚刚备课《世界地理》，没有来得及上讲台，就赶上一年农村“四清”和十年“文革”。与很多人相比，我还算幸运地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特别要“感谢”史无前例的“文革”，在让国家和百姓遭难的漫长岁月里，促使我树立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文革”后期在“复课闹革命”中开始接触一点业务，1978年以后才真正安顿下来，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专业，直至2006年六十五岁时退休。我的成长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完全重叠，有幸见证祖国改革开放、由弱变强的伟大历程。
可以说，我属于五星红旗下见识过诸多曲折的有文化、有理想、爱祖国的“四零后”一代。充分了解国情、有独立人格精神是我从事中国城市研究的优势；但历史让我错过了深造的机会，成为后来发展的“短板”。
我能做哪些事？我与地理有缘。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喜欢地理课，初中就订阅《地理知识》，给老师画地理教学挂图，高中开始梦想当地理学家，大学如愿读北大经济地理专业，毕业后又在母校从教。受上世纪七十年代参与北京、邯郸、承德、芜湖等城市规划的启示，1978年开始进入城市地理学这个在中国几乎空白的领域。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城市地理在我国只有不多几篇论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一直没有出现在大学讲堂。1949年以后，它更是政治批判的对象。受当时我国城市地理学的“本底”环境决定，我的探索首先从学习西方成果和探讨中国问题开始。
从1978年至2008年，我的城市地理三十年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以下一些基本理念。
①注重城市地理应用理论层次的探讨。面对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和城市发展太多的现实问题，我力求既不脱离实际又不脱离理论，在实践中不陷入琐碎，在理论上不陷人空洞。我喜欢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再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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