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本深入、细致记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深度报道实践故事和变化历程的书籍。该书以告别之事、启蒙之热、监督之惑、调查之力、记录之真等五个篇章，细致揭示了不同时期数十家深度报道媒体、栏目的足迹及故事。“告别之事”回顾了《新周报》、《现代人报》、央视《社会记录》、《外滩画报》专注深度报道的短暂历程；“启蒙之热”回顾了1987“深度报道年”、80年代的纪实性报告文学热和90年代辉煌一时的《中华工商时报》；“监督之惑”展现了“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青年报?冰点》、《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华东版的舆论监督实践，此篇还特别收录了河南报人马云龙的口述新闻史；“调查之力”则聚焦央视《新闻调查》、《财经》、《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报道理念及故事；“记录之真”真实讲述了央视新闻评论部、《北京青年报》、上海电视业、《华商报》、《青年报?焦点新闻》的深度往事。

内容简介

　　深度报道是新闻产品金字塔的顶端，也是传媒内容竞争的利器，更是记录历史、揭示真相的烙印30年来深度报道的实践轨迹，见证着社会转型的艰难曲折，折射若传媒改革的起伏跌宕，亦成就着几代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
　　《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以告别之事、启蒙之热、监督之惑、调查之力、记录之真等五个篇章，忠实记录了不同时期数十家深度报道媒体、栏目的足迹及故事无论坚守或消逝、记录或影响、突进或挫折，这些关于转型时代的传媒真相都将激励无数新闻人为服务于民主的新闻业而不懈前行。

作者简介

　　张志安，浙江安吉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传播学博士。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传播学会（ICA）会员。研究方向：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深度报道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驻华外国记者的职业意识及影响因素”、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新时期深度报道史（1978-2008）：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等课题，曾主撰或主编出版《中国怎么样：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等多本著作，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个案研究》、《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特征研究》、《深度报道的轨迹回望与问题反思：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视角》等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曾多次赴美国、我国台湾、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内页插图

导言深度报道80年：轨迹回望与专业反思
第一篇告别之事
这是一群远去的背影，它们中有要延续“擦边球”调查传统的《新周报》，有处沉闷环境而发清脆声响的《外滩画报》，有在主流体制中另类生存的《社会记录》，还有试水第一份合资媒体的《现代人报》。可惜，这些努力都或明或暗地最终告败。难道结局真的只有两种：要么被驱逐，要么被改造？且回望它们的背影，消弭胸中的惆怅，期待别后的重逢。
在细雨中呼喊：《新周报》的短暂历程
探求它存亡的真相，定格它曾经的理想，“做中国第一新闻周报”总会在历史的长河里回响。
《社会记录》：一个异类央视节目的五年史
五年，66个精华，1000多期节目，《社会记录》已成标本，却肌理丰富、结构复杂，且留下回忆、摇曳梦想。
《现代人报》：“中国第一报”的九年征途·
第一份合资媒体、第一份全彩日报，九年的《现代人报》已经在中国新闻史上重重地写上了一笔。
《外滩画报》：深度报道的“另类”探索
《外滩画报》短暂而另类的深度实践史，充分说明缺乏政策土壤的调查之花无法常开不败，没有市场养料的深度之果无法瓜熟蒂落。

第二篇启蒙之热
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主义的年代，也是理想主义的年代。鼎盛期的“深度报道年”好作品呈井喷态势，新闻与纪实文学的联姻体现出浓厚的批判色彩，中央级媒体引领着探求改革、激辩体制的思想前沿。如今，属于那个年代的启蒙之热已逐渐降温，又到哪里去寻找新闻业的温暖乡愁聊以慰藉？
1987“深度报道年”：特征、动因及影响
历史就像一条长河，经过一段湍急的加速后，可能会遭遇浅滩而减速。深度报道在1987年，到达了高潮期，之后，很快就改变方向，折返而去。
双重身份的时代宠儿：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热的回顾与思考
从文学性报告文学向纪实性报道文学的转型，让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成为深度报道的“变种”，进发出比新闻作品更具思想性的时代强音。
改革守望者：20世纪90年代的《中华工商时报》
最早走市场化道路，却元气大伤；最早“打擦边球”，却遭遇重创。报人丁望，让我们记住他的壮志与惆怅。

第三篇监督之惑
高举舆论监督的旗帜，《南方周末》从一张周末文艺报转型为调查性报纸，《中国青年报·冰点》也从关注平凡生活渐入历史深处。然而，这种监督又因特殊的新闻环境呈现出季候性、差异化特征，要么是倚仗“中央工作”的集体行动，要么是非市场化身份的“治理技术”，要么是艰难空间中的个体坚韧。就算这样，制度层面的缺钙并不会妨碍监督的力量，民粹主义的不足亦不能掩盖监督的锋芒。
集体行动式的舆论监督：“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回顾
一次自上而下的集体策划，一次联合作战的批评报道，重启了公众舆论的汹涌大门，成就了舆论监督的行动起点。
《中国青年报·冰点》：当代中国的政治标本
“冰点”是温暖的，“冰点”也是残酷的，“冰点”是个性的，“冰点”也是集体的。“冰点”寄生于中央大报中，“冰点”也存活于制度夹缝中。
《南方周末》：从告别《真理报》模式开始
为什么只有《南方周末》，才能够独家对话奥巴马，从告别《真理报》模式开始，你才能读懂它。
未曾远去的背影：《人民日报》华东版深度报道回顾
《人民日报》做起舆论监督既猛且烈，深度博弈背后的启发是：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之后，新闻改革需要的不再是形式的创新，而是观念的变革。
报人马云龙的新闻口述史
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大，老马的故事能回答；一位老人的心可以多年轻，老马的激情能回答。

第四篇调查之力
在这里，你能读到故事：《新闻调查》撕开运城渗灌工程的谎言，《财经》挖开银广夏的陷阱，《新京报》冒险记录嘉禾拆迁事件，《21世纪经济报道》爆出汉芯造假丑闻；在这里，你能感受精神：戴镣铐跳舞的智慧，打“擦边球”的勇气，冲黄灯跑步的果敢……调查的力量更多时候，不在于使多大的体力，而在于费多大的心力。
《新闻调查》：追问与自问
《新闻调查》的追问，是电视深度语态的变迁史；《新闻调查》的自问，是专业主义精神的心灵志。
《财经》十年：专业调查的力量
只要能有效地存活，就能更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只要能缜密地调查，就能更扎实地推进社会变革。《财经》十年，借助权力以监督权力，追求专业亦践行专业。
《新京报》的“核心”之道
“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新京报》，“一出招就身手不凡”的深度报道，“核心”之道飞过新世纪的高空，留下求真相的烙痕。
《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如何彻底
在一份锐气十足的报纸上，《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作品，阐释着职业记者最大限度的话语空间，也见证着日报深度报道的专业实践。

第五篇记录之真
从央视评论部对电视语态的改造，到《青年报·焦点新闻》对“大特写”体裁的优化，再到《北京青年报》对深度报道多元类型的实践，如何讲好故事始终至关重要。事实的记录方式折射着从业者的生产观念，真相的阐释模式影响着受众的新闻解读。怎样避免.因强烈的正义伸张而影响报道的理性客观，值得我们在记录中反思；怎样在概念提供与实践过程中追
央视新闻评论部：电视语态的十年变迁
历史是机遇创造的，历史更是人创造的。CCTV不仅改变了中国电视的语态，也深刻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北京青年报》：概念提供与深度实践
新闻竞标、精确新闻，以及听证、访谈、暗访及回访，逐渐形成了
《北京青年报》的深度报道模式。
守望理想：上海电视的深度追寻
在相对温和的氛围中保持锐气，即便这股力气不在本地挥洒，只在异地放逐，其守望理想的坚持也依然令人慰藉。
生态、故事与价值：《华商报》深度报道的足迹
“奔走在这杂草丛生的大地上，做一个记录者。记录世道，记录人心，记录这时代的悲喜。”由此，《华商报》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传奇。
《青年报·焦点新闻》的口述往事
已经暗淡的“焦点新闻”，在回味中再度提起；已经消逝的“口述往事”，在记忆中再度清晰。被称为“黄埔军校”的《青年报》如何才能延续当年的惊喜。

后记当80年已成往事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鲇鱼入水
　　谈及创办该报的初衷，赵世龙说：“创办这样一份报纸，是我们一群原南方周末同仁想要恢复老南周‘正义、爱心、良知’风骨所进行的尝试。”
　　在杨海鹏看来，《新周报》更多想要恢复的是1996年到1998年之间，那个带点草莽色彩的《南方周末》。
　　1995年底，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旗下的《南方周末》开始由文化文摘类报纸向新闻时政类报纸转型。转型，也是南周人才引进的开始，通过招聘，《南方周末》有了第一批比较职业化的记者。
　　转型后的《南方周末》奠定了舆论监督和启蒙的价值基调和理念，新闻操作集中于对权力、腐败的监督，日益成为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心目中“正义、爱心、良知”的代表和诉求对象。
　　时任《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女士在回顾新闻价值观时谈到：“那么多年司法不公正、不完善，很多东西在那个阶段积聚起来，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应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报道是比较集中的，而且跟现在相比来说缺少一点理性的东西，天然地觉得应该站在弱势群体一方。因为感觉到他们几乎没有说话的空间。”
　　1996年底，在为南周做了一篇《六千年古城横空出世》的独家报道之后，赵世龙以不在编制的身份进入报社，此前他先后在广州《现代人报》、《粤港周末》等媒体工作。
　　“泼喇喇如鲇鱼入水，”在为赵世龙《调查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江艺平这样评价以赵世龙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流浪记者，“新闻界后来变得众语喧哗，这群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元素。”
　　在南周的两年里，赵世龙“始终在路上”，凭借着一种浪迹江湖的不驯与不羁，很快显示出异于庸常的职业特质，“有正义感，有激情，爱冒险，不盲从，尤其对揭开真相有一种特别的执拗与坚韧”。
　　1998年是赵世龙在南周新闻事业上的一个高潮阶段，3月到8月间，他就报道了三个头版新闻，其中，抗洪报道还获得了当年南方日报社特等奖。然而职业荣誉的获得却在抗洪报道归来后没多久就戛然而止，因为内部人事纠葛等方面的原因，这年12月份，他收到了南方周末不再与其续约的通知。离开报社时赵世龙心里有个抱负：“一定要胜过你们，做得比你们好，让你们看到我的价值。”这种为自己“正名”的想法，也是他日后创办《新周报》的初衷之一。
　　离职后，赵世龙到了同城的《羊城晚报》工作。这段时间，他先后发表了“南丹矿难调查”、“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调查”等轰动一时的报道，然而在羊晚传统的党报体制下，做舆论监督报道的空间很小。“很多报道都是我逼老总发的”，包括那篇给他带来极高声誉的《长洲戒毒强卖戒毒女为娼案》报道，最初见报仅有600余字，1万多字的全文后来是在央视国际网站发表的。赵世龙自觉在羊晚报社是不太受欢迎的记者，“领导觉得你是个刺头，老惹事”。
　　囿于既有平台和个人新闻理想的冲撞，离开南周3年后，赵世龙向时任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和副主编钱钢表达了希望回去的意愿，两位主编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因其他一些原因，调动迟迟没有办成，而随后《南方周末》遭遇的重大变动，更是让他回到南周的打算成为泡影。
　　《南方周末》在2001年底遭遇的那场变动，不仅导致原高层的调离，也使得曾经为这张报纸“流过汗、流过泪”的一批记者离开。作为这场变动中最早离开的记者之一，杨海鹏在日后分析时说：“大家觉得以后在中国找不到那么好的媒体了，或者有好的媒体也没有那么好的收入，所以都带了非常强的悲情在里面。同时这些知名记者编辑觉得自己的名字加起来就是《南方周末》了，很多人有这种意识，觉得我们可以再造一个南周。”
　　这批出走记者中，一手打造南周“消费广场”的编辑曹西弘是对“复制南方周末”一事最热衷的人，他曾草拟过一份办报的商业策划书，并向国内几个富豪和媒体投资商人推介自己的计划。
　　“曹西弘的计划偏重民生环保等，与十六大后主旋律颇为合拍，在这一领域搞舆论监督，政治正确，会减少报道风险。曹西弘在《南方周末》，属于‘技术流’，做编辑非常精细，对与报道内容相关的法规条例抠得很透，因此，即便报道触犯权贵，对方也很难寻找出内容上的瑕疵，无法通过管理部门施加太多压力。”杨海鹏回忆说。
　　目睹南周人员流失的赵世龙认为这份报纸“精华已尽”，和这些前同事一样，他也产生了自己打造一个新闻平台的想法。当时他已经与湖南广电合作筹办一份日报，却因为刊号问题而搁置。回到广州后，赵世龙开始和曹西弘等人为办报计划寻找资方和刊号方。
　　在杨海鹏看来，《南方周末》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特例，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由名编辑、名记者光环所笼罩的成功景象，却忽视和遮蔽了很多维系南周生存和成功的关键要素：20世纪90年代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南方周末》与可以提供强大政治保护的母体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以及报纸创始者左方等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应对技巧。
　　即使可以秉持一份报纸的品格，其赖以维系的宏观和微观环境也是难以复制的。在不同的背景下，想要再造一个《南方周末》似乎很难实现。
　　尽管意识“比较清醒”，杨海鹏仍不免被悲情和激情裹挟，他对当时正在寻找资方的曹西弘说：“看你们做吧，如果能拉到一个大的、有理想的投资商，那我也算一分子，我就当上海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