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队的队部是村边打麦场东头的一幢房子，房子的门前挂着“某某县某某公社五号大队六号生产队”的大牌子，房脊上安装了一个口径比洗衣盆还大的高音喇叭。用那个年头的标准衡量，六号生产队的宣传手段已经很先进了，除了这个一叫唤能传十里地的高音大喇叭，每家农户还都安装了有线广播，那是一个方形的小盒子，挂在家里堂屋的房梁上，平时可以播放革命样板戏，队里有什么事情了，也可以从队部的广播站把上至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新指示，下至某家某户找孩子、寻牛羊的启事直接发布到农户家里。平心而论，这种直接接到农户家里的有线广播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并不具备强迫性，每个喇叭上都有一个拉绳开关，如果不想听了，可以随时拉一下绳子关闭喇叭。
　　生产队里开大会，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儿，也是农村经常举行的集体活动。我记得有一首忆苦思甜的歌，名字就叫《生产队里开大会》，里面的歌词是“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云云。在厂里的时候，我对生产队里开大会这种事儿还朦朦胧胧地有一点浪漫情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就是留在我概念里的生产队里开大会的温馨浪漫的情景。
　　到农村当了驻队干部以后，经常参加甚至亲自召开生产队大会，脑海里生产队里开大会的浪漫色彩被荡涤得一干二净。眼前，我就不得不应付这一场荒唐到残忍的批斗大会。
　　那个年头的北方农村，封建意识极为严重，大男子主义猖獗无比。就像前面说过的，同样在地里干活挣工分，男人回家可以躺在炕上抽黄烟，女人就得下厨房烧火做饭，做好了，还要一碗一碗地端上来。如果家里有客人，女人就不能上桌吃饭，得等客人和男主人吃好了，女人把桌上的残羹剩饭撤下去，才能在厨房里悄没声地吃。女人的内衣不能晾晒到外面，如果哪个女人的内衣晾晒到外面，男人碰到了，会被认为“霉掉了”，晾晒内衣的女人肯定要遭到唾骂。男人的脑袋更是至高无上，女人根本就摸不得碰不得，如果不小心碰了男人的脑袋，男人肯定要大光其火，甚至动手打女人，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男人的脑袋让女人碰了、摸了跟男人看到女人晾晒的内衣一样，都是“霉掉了”的不祥、不吉利、倒大霉的事儿。记得生产队里放电影《红色娘子军》，大家都跑到麦场上去看，看到电影里的男演员将女演员托举到头上的时候，满场都是嘘声，到处都是男人们“霉掉了”、“霉掉了”的惊呼。
　　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队长驴拐拐让黄二婶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迫喂奶，“霉掉了”的感觉会何等深沉、何等难忍、何等痛入骨髓就不难理解了。难怪吃奶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挤出了浑浊的泪水。当时，屈于妇女们的群体暴力的胁迫之下，他蒙了，晕了，不知所措了，事后，痛定思痛，这种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让他采取任何极端的报复手段都不足为奇。
　　正是午饭时分，农民们到会场集中的时候，大都端着饭碗，男人们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家家中午都是面条，会场上众人集体吸食面条的声音哗哗作响。女人们席地而坐，有吃奶孩子的女人忙着吃饭，敞开怀露出奶子，让吃奶的孩子羊羔一样自己抱着乳房随意取食。没有吃奶孩子的妇女是少数，如果已经吃过了，这会儿就抓紧时间纳鞋底子缠毛线。老人们不停地抽黄烟，不停地“噗、噗、噗”把黄烟屎吹得满地都是。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把批判会当成了节日集会，兴高采烈地满地乱跑。
　　这种会场没有主席台，就是在大伙的正前方摆一张小学校的课桌，谁站在桌子后面谁就是等于站在主席台上。桌子旁边摆了两三张椅子，我知道，一张是让我坐的，一张是给支书坐的，支书眼下正带队到三十里外的水库战天斗地修灌溉渠，那个活苦得要命，但是每天可以挣一块钱的现金，况且支书主要是管理本村上渠的劳力，并不需要亲手干多少活，所以遇到那种事情支书每回都是当仁不让。此时，有资格坐在桌后面的人除了队长就剩下我了。队长驴拐拐没有坐，他已经坐不住了，他站在桌子后面，手里抓着麦克风，怒气冲冲地瞪着台下的村民们，好像随时随刻准备挑个不顺眼的出来决斗。民兵们把黄二婶捆了起来，押在主席台的侧面站着。还有几个民兵挎着半自动步枪散落在会场四周，担任警戒任务。
　　到了这个时候，黄二婶也胆怯了，吓坏了，不敢再撒泼骂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双臂被捆在身后，胸前的大乳被绳索勾勒得活像两座山峰。黄二婶的丈夫，一个满脸虬髯长得凶神恶煞，实际上却老实巴交比葫芦多了五官的庄稼汉，此刻蹲在角落里闷着头抽黄烟，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想去知道，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当自己的妻子捆在众人面前受辱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这种批判会，跟城里人那种正规的批判会不同，没有人拿着批判稿郑重其事地发言，也没有人领头高喊口号对批判对象施加精神压力。生产队里的批判会其实就是队长臭骂批判对象，根据批判对象的罪过轻重，以及队长个人对批判对象的感情指数，骂得重或者轻，时间长或者短，如果骂完了队长还不解恨，也有可能让民兵押着批判对象游村，在村子里的街道上转悠几圈。今天队长驴拐拐对黄二婶算是恨到了骨头里，大有怎么骂也不过瘾、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劲头。所以，当村民到得差不多了的时候，队长驴拐拐就开骂，“杂巴辰”、“妈妈个日”这些当地农民喜欢的、常用的骂人话被队长驴拐拐狂风暴雨一样地泼洒在黄二婶身上，他能对黄二婶唯一加诸的罪名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春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