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既然幻想建立一个礼制的社会，所以他就以维护和恢复周礼为己任。他对各种违反礼和破坏礼的行为都加以批评和斥责。如他指责鲁国的季氏用“八佾舞于庭”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于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祀时“以《雍》彻”，他批评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对于季氏行祭泰山之礼，他批评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对于鲁国的国君行稀祭之礼，他说：“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对于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皆见《论语·八佾》）与此同时，他积极地宣传礼、实践礼，并把礼作为他教育学生的科目之一。在《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关于礼的言论，占了很大比重，仅“礼”字就用了七十二次之多，此外还有许多虽未用“礼”字而实际是讲礼的言论，如上举《八佾》诸条，除批评子贡一条外，就都没有用“礼”字。
孔子关于周礼的知识，其来源盖有二途。一是勤问。如《论语·八佾》篇曰：“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日：‘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二是阅读有关周礼的文献记载。尽管春秋时期诸侯因“恶其害己”而“去其籍”’但各国的情况不一样。例如鲁国在当时就是保存有关周礼文献较多的一个诸侯国，因此晋国的韩宣子在鲁国“观书”之后，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赞叹（《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是鲁国人，又曾仕鲁，做过“能自通于国君”的官（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大约在他五十二岁时，还做过鲁国的司寇（同上卷二），因此他完全有条件、有可能读到鲁国的文献，从中学习和研究周礼。他还曾周游列国，因此也可能接触到其他一些诸侯国中所保存的文献。勤问加上勤学，就使他成为当时最知名的有关周礼的专家，并且要拿周礼来拯就当时的社会。
孔子既然如此热衷于周礼，那么他对周礼作一些加工修订的工作，按照他的理想使之更加严密和完善，并把他认为重要的礼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就是很自然的事。《孔子世家》载晏婴批评孔子说：“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可见周礼到了孔子手里，是被加工得更加细密繁琐了。这里说“殚其学”，“究其礼”，可见孔子已经有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礼学。《史记·儒林列传》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有学者认为，这里上文用的是“论”，下文用的是“修”，措辞不同，说明所做的工作也不一样。其实，这里的“论”和“修”，是用的“参互见义”的书例（参见江藩《经解入门·古书疑例》），都说的是修订编次的意思。《孔子世家》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司马迁在这里只用了一个“修”字，就是明证。我们再看《礼记·杂记下》中的一条材料：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孺悲所“书”的《士丧礼》，其内容不只限于今本《仪礼》的《士丧礼》，而是包括全部有关士的丧礼。据沈文倬先生说，它应该包括《仪礼》中《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和《丧服》四篇的内容（《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载《文史》第十六辑），这是说得很正确的。可见孺悲所书的这四篇丧礼是直接来自孔子。《杂记下》的这条材料可以说明以下几点。一、孔子确曾用他关于礼的学问来教育学生，不过孺悲奉鲁哀公之命只跟孔子学了士丧礼。二、礼是很容易被忘记的，所以孺悲要乘学习的同时，或刚学之后印象深刻的时候，赶快把所学的内容“书”下来，以备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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