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5
基本信息
书名:国学常识
:32.00元
作者:曹伯韩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01
ISBN:9787539290775
字数:
页码:232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kg
编辑推荐
①学者曹伯韩诠释国学与传统文化的经典佳作。
②学术泰斗周有光先生推重的国学读本!民国以来系统性强、传阅率高、影响力大的国学启蒙教材。
③贯通各时代,兼具各学科,一本书写尽五千年国学之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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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代国学大师曹伯韩专为普通读者写的国学入门书。在本书中,作者基于文化理念的关怀,以浅显流畅的笔触,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文学、科学、艺术及其代表性的学人、源流、派别及学术观点,一一作了评述。本书以极具现代性的学术眼光,为读者搭建了一个国学知识体系的大框架,内容之全面、要点之完备、条理之清晰,及至今日,依然是读者学习国学的必备书。
目录
作者介绍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当代语言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第二研究室(负责汉字简化研究)主任等职,对汉字简化工作做出过重大贡献。
曹伯韩一生著作颇丰,著有《通俗文化与语文》《中国文字的演变》《中国文法初阶》等六部语言学专著,以及《国学常识》《民主浅说》《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二十余部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均曾产生过较大影响。
文摘
一 所谓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产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这两个字的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产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二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二 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作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毋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
三 国学的分科
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一般儒者都是以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也有诗词歌赋的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可说对整个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所贡献。但就个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浅深说,本来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如朱熹以理学,李白以诗,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指李白为理学家。所以事实上,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
曾国藩把学术分成“义理”(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戴东原亦曾如是分类),他写给他弟弟的信说:“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在这个指导读书方法的信中,我们看到他怎样说明三大部门的学术,怎样主张选科,并且指出在义理一门之下,还可以按照经书的种类及史书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经史,整个学术范围,非常狭小。诸子百家,只当作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的范围以内。三大部门的重要性,是义理,词章第二,考据末了,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
义理之学,照理应该还有老学、墨学等的专科,但因儒家的独占,就没有它们的份儿了。
词章之学,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其次有赋、词、曲、骈文等。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过去不被重视。
考据之学,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考证学”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小学”,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校雠学”,是三大科别,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小学内分出音韵学、训诂学,以及金石学、甲骨学等,校雠学又分成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
四 国学的派别
讲实证的学术,分科繁而派别少,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国学以古书为对象,文字艰深古奥,又不免有遗漏和错误,后世的人无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来质疑,就只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因解释的不同,派别便产生了。以前说的“义理”“考据”“词章”三种学术,虽然是三个部门,但同时也是三个派别,因为学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对于同一古书的解释会得到相异的结果。所以曾国藩说他们“各执一途,互相诋毁”。
在考据学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谓桐城派词章之学也抬头起来。桐城派文人以“载道之文”相标榜而讥诮考据学的支离破碎,无补于圣道。考据学者则讥诮桐城派文章没有内容,根本无所谓“道”。考据学者批评义理之学的空疏,可是义理学派也讥诮他们的破碎支离。这几派之中,考据派在学术界虽然称霸,但清所奖励的却以义理之学为主。
义理学派即所谓宋明道学,因其解释经书遇着难解之处,不去找许多古书参证,考查原来的意义,只是“望文生义”,照字面去讲,所以人们说它空疏。其实这个学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义,不是完全不注意古书的遗漏错误,我们一看《四书》的朱注便知。这个学派的特点,是在于借孔孟的话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朱熹(晦庵)的《四书注》,就是宣传他的理气二元论。陆九渊(象山)更公然说“六经皆我注脚”。的确,他们表面上是注解经书,实际上是拿经书注解自己。可是朱熹还不敢公然这样讲,他的意思只是说,按照人情物理,孔孟的这些话应当这样解才对。朱氏是主张“格物致知”的,这就是从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因为这一点,使朱陆又分成两派。朱氏的学术,渊源于程颐(伊川),所以这派叫程朱派。陆象山之学,到明代王守仁(阳明)而有彻底的发展,所以这派叫陆王派。程朱之学,讲求穷理尽性,称为理学。陆王也讲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观性,而陆王的理是纯主观的,陆氏说“心即理”,所以人们为与程朱的理学分别起见,又叫陆王之学为“心学”。
义理之学大致和现代所谓哲学相同,所以有派别,无分科。考据之学和现代所倡社会科学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别。可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古书,所以考据之学的派别,不是从理论上分的,而是从古书的传授系统上面分的。汉代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提倡经书的研究,许多儒生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经书进献,据说是因为古经原本已不容易觅取,他们这些儒生都是凭着口耳相传的方法,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的。后来却有人贡献古本经书了,那些书据说是藏在什么古建筑物(如孔子故宅)的夹壁中间,或者什么山岩里面,被人家发现出来的。有了这一套古字的原本,于是就有一班儒生来研究它。由于这种版本和前面那种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于是在研究者方面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实两者的分别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内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这点后面再说)。这两派经学家所做的事,或系考证古书的真伪,或系考证古书上的名词器物和制度,或系探讨古代文字的意义,或系探讨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一般称为考据之学,因为考据之学创于汉朝,又称汉学,而和汉学相对待的义理之学,因为创于宋朝,就叫宋学。
在词章之学方面,古文和骈文不但是两个门类,同时又是两个派别的名称。骈文是四六对偶的文体,古文(这个古文和经学上的古文,名同而实异)是不要对仗的散文,研究骈文的就反对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对骈文,因而形成两大派别。清代除这两大派对立外,古文派内部又有桐城派和阳湖派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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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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