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上下 主编/作者 王扬宗 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32857425 版次/印次 2009年10月 定价 95.00元
前言
第一部分 译著
《天文略论》(合信)
《格物穷理问答》(慕维廉)
《博物新编》(合信)
《博物新编初集》
《博物新编二集》
《博物新编三集》
《格致总学启蒙》(赫胥黎原著,艾约瑟译)
《物竞篇 天择篇》(英国达尔文著,桂林马君武译)
第二部分 译著序跋、凡例
《格物入门》序(徐继畲)
重增《格物入门》序(李鸿章)
重增《格物入门》叙(徐用仪)
重增《格物入门》自序(丁韪良)
《格致启蒙》序(李鸿章)
《格致启蒙》十六种序(曾纪泽)
《格致启蒙》叙(艾约瑟)
《格致新机》序(沈寿康)
《格致新机》重修诸学自序(慕维廉)
《西学辑存》六种自序(王韬)
《天演论》序(吴汝纶)
《普通问答四种》序(郭弼)
《江苏师范讲义》序(周馥)
近代科学在清末民初的输入和传播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关节之一。本书从浩瀚的清末民初科学文献中,编选若干重要资料。全书包括五个部分:一、译著,二、译著序跋、凡例,三、论说,四、人物、机构、纪事、诗歌,五、书目、提要、读书指南。本书所选资料大多形成于1849至1916年,其中包括《天文论略》、《格物穷理问答》、《博物新编》、《物竞篇》、《天择篇》、《日本调查算学记》、《益智书会书目》、《初学读书要略》、《东西学书录》和120余篇译著序跋例言等。编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校勘、标点和整理。可供对中国近代科学史、文化交流史、翻译史、思想史等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近代科学的曙光:观念、实践与社会变迁的交织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近代科学自19世纪中叶以降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我们将聚焦于科学知识的引入、科学机构的建立、科学教育的推行,以及科学思想在中国本土的生根发芽与演变,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科学图景。 第一部分:西学东渐的洪流——科学知识的初步涌入 19世纪中叶,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如同滔滔江水般涌入。这一时期,科学的传播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渠道: 传教士的桥梁作用: 基督教传教士是早期西方科学知识在华传播的重要媒介。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物理、化学等知识,并通过翻译、著述、办学等方式将其介绍给中国社会。例如,李善兰、徐家汇观象台的传教士们在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译著和研究成果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新的视野。 早期官办与买办的引进: 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清政府开始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设立了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机构,翻译西方科技书籍,聘请外国专家进行教学和技术指导。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买办也开始将西方的科学仪器、书籍和技术引入中国,满足了部分社会需求。 零散的知识传播: 除了官方和宗教渠道,一些留学生、海归、游历者也将西方科学知识带回中国。这些信息虽然零散,却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了解西方科学的更多途径。 然而,初期的科学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传统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士人阶层对西方科学存在着天然的隔阂和排斥,认为其“奇技淫巧”,不足以与“道统”抗衡。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是在与传统观念的碰撞和博弈中进行的。 第二部分:科学的种子——机构与教育的生根 随着西方科学的不断涌入,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建立专门的科学机构和推行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将零散的知识转化为系统力量的关键一步。 科学机构的萌芽与发展: 从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到后来的博物院、植物园、矿物局,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研究和传播机构逐渐建立起来。这些机构不仅是引进和消化西方科学的场所,也成为培养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摇篮。虽然规模和影响力有限,但它们为中国科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科学教育的起步与改革: “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新式学堂的建立,尤其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等综合性大学的成立,为科学教育的系统化提供了平台。课程设置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学科被引入,教学方法也逐渐向西方靠拢。同时,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成为培养高端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这批留学生在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 科学社团的活跃: 20世纪初,随着新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普及,各类科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中国科学社、中华数学会、中华物理学会等,这些社团的成立,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分享研究成果、组织学术活动的平台,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活跃度。 这一时期,科学教育的重心逐渐从单纯的知识介绍转向了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家。科学与实用、科学与救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科学的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第三部分:思想的碰撞与融合——科学精神的本土化 科学的传播不仅仅是知识和技术的引入,更重要的是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的培育。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与挣扎,也孕育出独特的中国特色。 “赛先生”的引入与解读: “赛先生”(Science)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讨论。如何理解科学的理性、实证、批判精神?如何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当时许多思想家面临的难题。鲁迅笔下的“呐喊”和“彷徨”,便是对这种文化碰撞的深刻写照。 科学与启蒙思潮: 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科学被视为反对迷信、愚昧和旧制度的有力武器。陈独秀等思想家高举“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的旗帜,倡导民主与科学,希望通过科学的普及来启迪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科学被赋予了强烈的启蒙色彩。 科学与民族命运的关联: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科学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命运紧密相连。许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认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科学救国”的观念,在当时激发了无数人投身科学事业的热情。 科学的本土化探索: 尽管西方科学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将科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例如,在农学、医学等领域,尝试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回顾与评价,也是科学本土化探索的重要方面,它试图在东西方科学之间找到历史的联系与价值。 这一阶段,科学不再是单纯的西学,而是逐渐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命运发生了深刻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科学传播与发展模式。 第四部分:时代的回响——科学传播的影响与反思 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并非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而是充满了挑战、妥协与演变。其影响是深远而多维度的。 社会结构的变迁: 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如近代工业、交通运输、通讯等,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知识分子阶层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专业科学家、工程师等新兴群体。 思想观念的革新: 科学的理性精神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挑战了传统的权威和观念。人们开始用更科学、更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和自身。 文化的反思与重塑: 科学的传入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许多人开始质疑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同时,也出现了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试图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科学的精华。 挑战与局限: 尽管科学传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科学研究经费的匮乏、科学人才的流失、科技与生产力的脱节、科学普及的不足等。此外,科学的“工具性”价值有时被过度强调,而其“人文性”价值却被忽视。 本书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力图展现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并非简单的“引进”和“模仿”,而是一个复杂、动态、充满创造性的过程。它既是西方文明东渐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自我革新、寻求出路的历史选择。我们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探讨科学知识、科学机构、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下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我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一股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油然而生。王扬宗先生通过大量史料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向我们展现了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复杂图景。这不仅仅是知识的转移,更是思想观念的碰撞与融合。书中对当时社会各界对科学的态度,从最初的排斥、怀疑,到后来的接纳、推崇,再到如何将其融入中国实际的探索,都进行了精彩的描绘。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一些科学家在中国早期科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建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努力的叙述。他们的坚持和奉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科技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读完这本书,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科学救国”的口号背后,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