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新版 蘇力批評與自戀 讀書與寫作2018年增訂本 北京大學 蘇力教授經典代錶作修訂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在線閱讀 2026

第一部分“逮誰批誰”，主要收錄瞭作者為部分書籍寫的書評，文辭犀利，逮誰批誰，既把握好瞭批評的分寸，又用心透徹的理解瞭原作者的思路，充分凸顯瞭作者所要追求的學術批評的目的。第二部分“不務正業”， 反映瞭作者對法律以外的其他相關學科的關注與思索，此外還涉及學術批評和西學中譯等製度問題。第三部分“敝帚自珍”，主要介紹瞭作者為自己齣版的著作所做的序和跋，以及對已經齣版的書籍所撰寫的解釋和說明，為讀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其他作品提供瞭一個便利的渠道。

讀書樂新版序Ⅰ
初版序Ⅰ

逮誰批誰
在學術史中重讀瞿同祖先生
曆史·理論·方法
法律與文學的開拓與整閤
法律文化類型學研究的一個評析
《解釋學法學與法律解釋的方法論》評議
讀《走嚮權利的時代》
學術批評的艱難
禮失而求諸野
範愉教授報告的評論
驛外斷橋邊
讀《鄉土中國的司法圖景》
《理論法學的迷霧》（修訂版）序
要一點理論自信
中國司法中的政黨
福柯的刑罰史研究及其理論貢獻
關於中國法律史研究
超越《不過如此》
我喜歡的10本書
如何研究中國的法律問題？

不務正業
費孝通、儒傢文化和文化自覺
較真“差序格局”
《新鄉土中國》序
發現中國的知識形態
經濟學帝國主義？
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學術傳統
如何思考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
需要中國的法律學術批評
到前方去
形成中國的學術共同體
如何深入學術批評和對話？
追求不可替代
走馬挑刺
翻譯中的製度問題
真實的謊言與真誠的謊言
喜歡什麼期刊？能有什麼期刊？

敝帚自珍
關於“本土資源”的幾點說明
關於法治的本土資源
《閱讀秩序》序與跋
《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法學捲）前言
你看到瞭什麼？
“上載”與“下載”
法學研究的對外開放
序四篇
豐富對法律的理解
法學的前沿？
法學的藉鑒與發展
《送法下鄉》及其他
就《走不齣的風景》答《華商報》記者問
談轉型背景下的中國司法
對話蘇力：什麼是你的貢獻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天元講席教授，長江學者。祖籍江蘇，1955年愚人節齣生於安徽閤肥。少年（1970年）從軍，再當工人；1978年恢復高考後，復員軍人進瞭北大法學院，獲學士學位；1985年讀研期間，赴美留學，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 1992年起任教北京大學法學院至今。先後獨立發錶論文200餘篇，齣版個人獨著、文集和譯著20餘種，包括北京大學齣版社齣版的：《製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訂版，2007）《法官如何思考》（譯著，2009）《並非自殺契約》（譯著，2010）《送法下鄉》（修訂版，2011）《走不齣的風景》（2011）《波斯納法官司法反思錄》（譯著，2014）《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第三版，2015）《超越法律》（譯著，2016）《大國憲製》（2018）

一讀，作者文筆。樸實錶達枯燥的理論，體味蘇力式文字魅力。
二讀，如何批評。學習如何不“學術道德”式的批評，有分寸感地批評。
三讀，寫作方法。這是一本無形中教你如何寫作的書。

讀書樂新版序十多年過去瞭，目的和追求都沒有與時俱進，就想實踐生動的學術批評。因此書名也就沒改。但這一版其實有很大的增補和調整。篇目隻增加瞭1/3，篇幅增加則超過瞭1/2，由於刪瞭幾篇收入其他文集中的書評，全書新增文字則超過瞭2/3。“逮誰批誰”批的人更多瞭，包括更多尊敬的前輩、同輩以及一些年輕學者。由於自己寫的文字也多瞭，自我辯解或解說也多瞭，“自戀”的範圍也就擴大瞭。還有四篇訪談或對談文字，談的是自己的書或研究，也收入這一編。而且，還不甘心自我蜷縮在法學圈內，作為讀者，我也時不時上相關地界溜達溜達。不僅關注其他相關的學科，也關注瞭學術批評以及西學中譯等學術製度問題，甚至問津瞭一部很少人聽說更少人問津的電影。會有人認為，這該屬於法律與文學（電影）。但我批評的切入角度，並非法律與文學，而是社會學或人類學的，是廣義法學研究的。我關心的也不僅是影片呈現的婚姻傢庭製度，也關心社科法學人研究製度時，或是閱讀相關社科法學文獻尤其是所謂田野經驗研究時，應時刻注意並一定要靈活使用的分析方法問題。其他兩編的一些文字中也有這種對方法的關注。我將這些相關文字單獨一編，名為“不務正業”。蘇力 2017年5月28日於北大法學院陳明樓初版序初版序本來想把過去十年裏我譯書、讀書和寫書之後留下的一些文字匯成一個集子。蔣浩先生說太厚，讀者看著不方便。於是一本書就拆成瞭兩本。一本都與自己的翻譯主要是波斯納法官的著作有關，因此叫做《波斯納及其他》。這一本則分彆與自己讀書和寫作有關。其中有些文章曾收集入其他文集，這次為瞭凸現學術批評，省略瞭就可能不足以展示學術批評的多樣進路，所以又收進來一些，還請讀者原諒。本書分為兩編，第一編基本上都是書評，盡管有的是作為代序。由於這些文字大都以批評為主，似乎“逮誰批誰”。第二編則主要是自己著作的序和跋，少量則是為北大法學院的一些編著寫的序，還有一些是對自己著述中某些問題的解說或辯解；多少有一種敝帚自珍的“自戀情結”。因此有瞭兩編的題名。其實，把這些文字匯集起來就是一種“自戀”的錶現。盡管說起來不好，但是，自戀不就是自愛嗎？在如今這個世界上，即便是在學術上，自愛一點，有什麼不好？再說，也不是每個人想自愛就都能自愛的。但是，將這些文字匯集起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推進中國法學的學術批評。我認為中國法學界的學術書評就總體而言實在很差。不但絕大多數書評往往流於唱贊歌，而且相當老套。往往是“主題新穎”“材料豐富”“結構閤理”最後加上“瑕不掩瑜”的半頁。許多為他人著作寫的“序”也大都如此。除瞭作為一種變相的商業廣告，實在是有它不多，缺它不少，不利於中國法學界在競爭中發展。盡管近年來，這種狀況略有好轉，但主流沒有變化。而且還有少量批評愛上綱上綫，愛猜測作者的政治態度，而不是關心作品和作品的問題和思路，不關心學術問題；近年來甚至有學者隻關心“學術道德”，這實際還是關心政治，不關心學術。書評差的原因很多。有政治上的原因，因為批評曾經被政治玷汙，至今在法學界還有這種習性殘留，包括在年輕一代身上。這一點我在本書收入的《需要中國的法律學術批評》一文中已有簡論。但鑒於這個年代畢竟已經過去20多年瞭，相比其他某些學界，法學的學術批評仍然相對落後，因此可能還有一些更隱性的重要原因。我想大緻是，第一，法學界是另一種熟人社會，因此熟人社會中“多栽花，少栽刺”和“拉不下臉”等不成文規範就會支配這個學術社區。第二是法學的學術傳統不夠，至少我沒看到老一輩法學傢寫的有分量的長篇法律學術書評；沒有人帶，而“文革”遺風還有，因此一寫，不是“歌功頌德”，就是“上綱上綫”。針對第一個原因，因此，就必須有人以學術為重，堅持“君子之交淡如水”，從身邊開始逐步展開說理的、對“書”不對人的學術批評，逐步建立一種與現代工商社會、陌生人社會和法治社會相適應的個人主義的學術人際關係。學界應當確立一個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一步步嚮前邁進。其次，法學界一定要有一些“傻冒”，願意為瞭這個目標冒犯一下目前學界的熟人社會規範，犯一犯這個忌諱，哪怕是損失瞭些什麼；而一旦忌諱犯多瞭，也就不成忌諱瞭，就覺得平常瞭。到那時，大傢批評起來就會自在多瞭，就不會為一句不好聽的話甚至個彆字眼而交惡。孔夫子倡導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樣一種傳統。而且，從社會發展的多元化和異質化趨勢來看，這也是勢在必然。在學術上，我們不可能也不應當迴到“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思想統一”的年代瞭。我願意做這樣的學界“傻冒”。事實上，過去十年來，我在法學界一直堅持一種批評的學術態度，堅持一種相對邊緣化的學術立場，或多或少在法學界有點“異端”，甚至“怪胎”。左者覺得我“右”，右者覺得我“左”；好“洋”者覺得我真“保守”，好“土”者覺得我太“西化”。其實這些標簽都不適用，因為這都是政治性的或潛在的政治性的，而我的立場和追求一直是學術的。這本書裏的文字就是證據——我有立場，也討論政治性的話題（例如書中關於毛主席著作的半篇書評），但我不是從政治切入的，你從中找不齣一句上綱上綫的批評文字，也沒有什麼流行的政治術語。我一直在學術上批評瞭許多朋友，有些甚至很嚴厲，交往越多、越深的朋友往往還越嚴厲。書中有許多“鐵證”，例如對高鴻鈞、賀衛方、梁治平、夏勇、許明月、楊念群、張誌銘以及鄭永流等的批評；有些還是第一次暴露齣來的“罪證”，例如對梁慧星、梁治平、鄧正來、徐忠明的著述的批評。說實話，每一次（包括這一次）這樣做我都有點忐忑不安，生怕不經意的或自己認為正常的學術批評文字傷害瞭這些朋友，甚或被人利用瞭，甚或朋友不能理解，因為畢竟人們的立場不同，感受力也不同。但為瞭改變中國學界特彆是法學界的風氣，為瞭中國法學的發展，也隻能請多包涵瞭。我相信，十年後，再迴頭來看這些批評文字，又算得瞭什麼呢？針對第二個原因，是要努力寫齣好書評，寫齣一些可供模仿的“範本”，形成一些大緻的格式，這也是我多年來的一個追求。要聲明的是，“範本”不是“經典”，範本隻是小學生的描紅本，是《應用文大全》，是《如何寫英文信函》。這樣的書評並不一定好寫。書評要寫得好，首先要尊重被批評的書和文。不僅要讀，而且要讀得細緻，要努力理解和體會作者的追求和匠心。否則就可能隻是書評者自己發議論，與被評的書沒有什麼關係，看或不看都成。說實話，我寫一篇像樣的書評，常常比寫一篇文章還費勁，因為寫書評首先要清楚人傢的思路和理路，而自己寫文章隻要清楚自己的思路就行瞭。當然，其他寫字作文的基本規範也要遵循，要寫得明白、清楚、平實，韆萬彆同作者比學問，掉書袋，那不是寫書評，而是爭高下。最後，批評的標準不是你的或人類的終極理想，而是現有的學術傳統——是否推進瞭這方麵的理解，是否有更充分的說服力。這樣寫書評也可以分為幾類。第一類是針對人傢的理論思路提齣批評。這需要讀懂被評的文章或書籍（甚至多本書），而且必須放在作者遵循的學術傳統中，批評者纔可能厘清作者的思路和問題，提的問題纔可能打到要害，即使贊賞也纔能體會到作者的用心。在這本書中，就有一些這樣的書評，不僅有對中國學者的（例如對梁治平的兩篇解釋學的文章、對夏勇主編的書、鄧正來的文章以及楊念群的書的批評），也有對外國學者的（例如對哈耶剋的批評）。這樣的書評最難，最花時間。第二類則是針對作者書中的某個問題或某一點，“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錶揚也是如此）。例如對梁慧星、鄭永流、徐忠明、許明月的批評，對劉燕、賀雪峰的錶揚，都屬於這一類。這是稍微偷懶一點的辦法。但無論批評還是錶揚，都隻關注學術思路和論證邏輯，關心其觀點的經驗性，不關心被評論的書文的結論與我自己的觀點是否相投。批評和錶揚都一定要令自己信服，要拿齣證據來，要盡量與人為善把對方往好裏想，盡量多體諒人傢寫作的時間、地點和對象，考慮作者的難處。這種批評看起來有點“麵”，但實際上骨子裏是更強悍——如果我事先都已經把作者你可能的後路都想到時，你還有什麼後路呢?第三類書評是藉書、文中的某一個問題發錶自己對中國法學界存在的問題的某些感想，特彆是在評外國學者的書。這樣處理的理由，在於我自己是中國讀者，我的書評麵對的也是中國讀者，這可能是勾連中外法學的更好途徑。但這種書評仍然不容易寫好。因為固然感想人人都有，但書評者必須要有自己的發現，還必須找到自己的切入點，提齣一些可能隻有自己纔可能看到的，或——即使彆人也看到瞭——至少隻有自己纔會這樣錶述的感想。你的文字中必須有你自己。為瞭有效交流，除瞭要有一點自己對於問題的獨立學術思考外，還必須在一些思想之外的地方“用心”，在書評的結構、錶達方式和文字上，甚至要有書評者個人的體悟、風格和特點。要有文字的分寸感——哪怕是寫作時激情如潮。要注意，這種分寸感並不是說什麼話都留三分，那不是分寸感，而是“鄉願”。真正的分寸感是好就說好，不好就說不好，一定要說到位，包括到極端——如果必要的話。隻有這樣，纔是你寫的書評，纔是你對這本書或這篇文章的評論，纔可能不重復他人，同時也不或少重復自己，而隻有每個批評者都堅持這種標準，中國法學界的學術批評纔有所纍積，纔能夠發展起來，形成一個建立在學術理解基礎之上的學術批評的傳統。此外，我也期待著他人對我的學術批評。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看到父親有一枚閑章，上麵刻著大小不一但看上去非常和諧的、奇拙的三個陽文篆字——“讀書樂”。父親的許多書上都蓋著這枚章。多年之後，盡管我讀的書籍類型有諸多流變，但我一直並日益感受到這種快樂——包括挑刺的快樂，並且用筆記錄下這種快樂。我將這本書獻給我的父親——他已經故去將近五周年瞭。是他將我領上瞭這條幸福快樂的道路。蘇力 2003年7月26日淩晨於北大藍旗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