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人们死去，他们不可能被取代。因为这是命运——与神经的命运。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应该寻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
　　“我在解剖学、心理学和生物学中得到了很多智慧，在检查病人的过程中，我也获得了人生的智慧，医学叙事几乎绝迹，而我成了一个说故事的人。”理解比诊断更重要，所以奥利弗·萨克斯选择讲故事。
　　医学界的桂冠诗人文学界的临床专家《纽约客》专栏作家脑神经科医生奥利弗·萨克斯生前亲笔自传
　　这是一个有悲悯情怀，才情兼备的医生的故事。萨克斯医生在医学和写作上都，从年轻的神经病学家到热衷与千奇百怪的神经性病人打交道，以写故事为终身乐趣的畅销书作家，他的一生注定充满传奇，且处处充满智识。
　　《纽约时报》2015年度非虚构图书，英国《卫报》2015年度科普书。J.K．罗琳说，“伟大、仁爱、鼓舞人心的奥利弗·萨克斯去世了。他近来写道：‘每个人都注定要成为的自己，去寻找他自己的道路，过他自己的人生，赴他自己的死亡。’他度过了幸福的一生。”J.K罗琳、英国神经科学家亚当·泽曼、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德·霍夫曼、哈佛医学院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等文学与科学领域意见均高度评价这部作品。

　　奥利弗·萨克斯是美国的神经学家，在医学和文学领域均享有盛誉。
　　他将神经病学原本艰深难懂的理论，深入浅出地穿插在生动的病例中。在他的笔下，每一个病例都不只是病例，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每个病人也并不是病人，而是大脑中住着另一个灵魂的人。
　　在他笔下，那些冰冷的医学名词和临床病例，更像一场场触及心灵的奇特冒险，等待我们用深刻的理解与洞见，走进那个未知的精神世界。
　　他的一生为三则信条影响：友爱他人，寻找归属，坚信不疑。他以身试药，体验各种感官产生的幻觉。他把病患的经历变为人类共同的经验，为我们揭示生命的偶然与无常。
　　萨克斯医生在82岁的时候离开人世，生前留下这本珍贵的自传与回忆录，记录他完整而精彩的一生，跨超学科的界限，充满悲天悯人的巨大力。

率然而行/ 1
我12岁时，一位眼光独到的老师在学期报告中写道：“萨克斯会有出息的，只要他做事别太离谱。”
离巢/ 45
我前一天晚上才遇到教授，便向他吐露了我逃离家庭和祖国的故事，以及我对于是否继续医学事业的犹豫。
旧金山/ 73
你们还记得萨默塞特·毛姆写的那个关于一个人被某个被遗弃在荒岛上的姑娘施了魔法，不停打嗝，zui终致命的故事吗？我们有一位患有脑炎后型病症的咖啡大王患者，在术后连打了六天嗝……我建议去请一个好的催眠师来：我很想知道这样能否奏效。
肌肉海滩/ 107
我有时会想为什么如此无情地逼自己练举重。我认为动机很简单；我不是健美广告上说的那种体重98磅的病夫，但我胆小如鼠，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逆来顺受。通过举重，我变得强壮起来（非常强壮），体重增加了……
回天乏术/ 147
一天，我坐在咖啡馆里，开始经历zui疯狂的幻觉，它突如其来，就像我在《幻觉》中描述的那样：我正在搅拌着咖啡，它突然变成了绿色，继而又变成了紫色。我吃了一惊，抬头看去，只见一个顾客在收银台那里付账，他长着一颗长鼻目动物的巨硕头颅，像一头象海豹……
苏醒/ 185
1973年初，我看到《苏醒》一书的长条校样时非常激动。7月份我正好年满40岁，希望到时能说：“虽然我已经40岁，青春不再，但至少我还有所成就，我写了这本书。”
山上的公牛/ 227
无论在哪里，我看过的每一个病人都是鲜活、有趣的，给我带来了收获；从来没有哪个病人没有教给我一些新东西，或是没能让我生发出新的感觉和新的思考；而且我认为，和我一起经历了这些现场的人们也跟我一起分享并促成了这种探险的快感。
身份问题/ 263
在《错把妻子当帽子》问世之后，讲话的邀请和各种各样的要求让我应接不暇。无论好坏，它的出版让我成了一个具备公共形象的公众人物，尽管我本性孤僻，并妄自相信zui好、至少是zui有创造力的性格特点，就是孤僻。
锡蒂岛/ 297
1979年的晚些时候，我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岛上找到了自己的家。那里有小时候得过脊髓灰质炎的神经科同行绍姆堡医生，他会骑着三轮车沿着街道来回磨蹭，还有“疯玛丽”，这个女人不时发病，会站在自己的皮卡货箱宣讲地狱之火。但大家都觉得玛丽只是个平常的邻居而已。
旅行/ 343
我们看病人，与医生、植物学家和科学家们谈话；我们在雨林里乱逛，在暗礁中潜游，还收集了醉人的卡瓦胡椒的样本。直到1995年夏，我才安顿下来，撰写在这些岛屿的经历，我事实上认为《色盲岛》这本书是由两个叙事性游记组成的：“色盲岛”是关于平格拉普岛的；还有“苏铁岛”，是关于关岛的怪病的。
思维的新视角/ 373
1995年2月，我给弗朗西斯寄了一本《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这本书刚刚出版，里面有一篇详细版本的《色盲画家的病例》，我还跟他复述了在平格拉普岛的经历，以及克努特和我如何试图想象他的大脑因为色盲而发生了什么变化。
家/411
2008年6月，我听说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英女王寿辰的授勋名单上，大吃了一惊——我就要获得大英帝国勋章了！这就像是她乃至英国在说：“你做了非常有用和可敬的工作。回家吧，我们原谅你了。”
致谢/ 427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闻名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医学和文学领域均享有盛誉。毕业于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神经科。
　　他是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的会员、纽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是英国牛津大学、加拿大女王大学、美国乔治敦大学等多所名校的荣誉博士，也是古根汉学术奖获得者，还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他常年为《纽约客》、《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专栏供稿，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胜作家。因其在文学和科学研究上的杰出贡献，萨克斯荣膺霍桑登奖、乔治·波克奖，以及专门授予科学作家的刘易斯·托马斯奖。其脍炙人口的作品有《幻觉》《脑袋里装2000出歌剧的人》《火星上的人类学家》《钨舅舅》《错把妻子当帽子》和《苏醒》（后这一部被改编成电影《无语问苍天》，并获得1991年奥斯卡奖提名）
　　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充满幽默、谦逊，是速度与激情的结合，充满智慧和恩典的生命旅程…… 我们终于能一窥这位极富人文关怀的医师兼作家那完整多彩的人生故事。
　　面对如此坦诚的告白，读者怎能不爱上他。
　　《洛杉矶书评》
　　萨克斯医生是一位专注的倾听者、敏锐的观察者，也是一位超棒的说故事的人……加上他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使他的作品总是这么强而有力。
　　《旧金山纪事报》
　　奥利弗的笔端总流露出优雅、聪慧和深不可测的人性。
　　——《福布斯》
　　“萨克斯首先是一位临床医生，他写作时既心怀悲悯又头脑清晰……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人道主义佳作，事关我们脆弱的大脑，大脑所栖居的身体，以及我们用大脑创造出的周遭世界”
　　——英国《每日电讯报》
　　“温柔可亲、情深意重、彬彬有礼、才思敏捷，萨克斯可以成为人类大脑研究领域的戴维·阿滕伯勒”
　　——英国《星期日独立报》
　　1993年初的一天，凯特把电话递给我说：“是约翰·斯蒂尔，从关岛打来的。”
　　关岛？我还从来没接到过关岛来的电话呢，甚至都不清楚它在哪儿。20年前，我和多伦多的神经科医生约翰·斯蒂尔有过一阵通信，他和我共同署名了一篇有关儿童偏头痛幻觉的文章。那位约翰·斯蒂尔因为确定了一种名为斯蒂尔理查德森奥尔谢夫斯基氏综合征（SteeleRichardsonOlszewskisyndrome）的病症（这种退行性脑病如今被称为渐进性核上性麻痹症）而知名。我拿起电话，果然是同一位约翰·斯蒂尔。他跟我说他后来去密克罗尼西亚生活了，先是在加罗林群岛的一些岛屿上，如今住在关岛。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他说，关岛土著居民查莫罗人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叫作利替可波帝格流行病1。很多患者的症状与我描述和摄制的脑炎后型患者极其相似。因为我是现今见过这种脑炎后型患者的极少数人之一，约翰想知道我能否见一见他的病人们，把我的看法告诉他。我回忆起来，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听说过关岛的这种病；有时它被认为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罗塞塔石碑1，因为患有此病的病人经常表现出与帕金森病、肌萎缩性侧索硬化或痴呆症患者相似的综合征，或许能对这些病症的治疗有所启示。几十年来，神经科医生不断前往关岛，试图找到这种疾病的起因，但大多数医生都放弃了。
　　几周以后，我到了关岛，约翰来机场接我，我立即就认出了他的样子。天气酷热，除了约翰以外的每个人都穿着色彩艳丽的衬衫和短裤，而他却穿着整洁的夏布西装，打着领带，还戴了一顶草帽。“奥利弗！”他喊道，“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他开着一辆红色的敞篷车，一路上给我灌输了不少关岛的历史；还把苏铁指给我看，这种非常原始的树种起初覆盖了整个关岛；他知道我对苏铁等原始植物很感兴趣。的确，他在电话里就建议我以“苏铁科神经学家”或是“神经科苏铁学家”的身份来关岛，因为很多人认为苏铁种子做的一种面粉（这是查莫罗人的一种常见食物）是这种怪病的罪魁祸首。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约翰一起出诊。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跟父亲一起出诊的日子。我见到了约翰的很多病人，其中一些的确让我想起了《苏醒》中的病人们。我决定要再次来关岛，多待一段时间——下一次要带着照相机来，为这种独特的病人拍照记录。
　　我发现关岛之行在人性层面也意义非凡。脑炎后型病人被冷落了好几十年，他们住在医院里，往往被家人遗弃，而患有利替可波帝格病的人至死仍然是家庭和社群的一员。这让我明白了在所谓的“文明”世界，我们自己的医疗和习俗是多么的野蛮，我们会把病人或疯子轰走，企图忘掉他们。
　　我小时候，他们叫我书呆子，而我现在还像70 年前那样会染上墨渍。我从14 岁开始坚持写日志，后积累了将近1000本。它们形状和大小迥异，从我带着四处去的小小的袖珍型到巨型的大部头都有。我的床头总是有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梦境和晚上的想法，我还设法在游泳池、湖边，或海边也放上一本；游泳时也是我必须将思想记录下来的高产期，特别是在它们以完整的句子或段落的形式呈现自我的时候，思想有时的确会这样出现。我在写《单腿站立》一书时，大量引用了自己在1974年作为病人而坚持记录的详细日志。同样，《瓦哈卡日记》也严重依赖自己手写的笔记本。但对于大部分著作而言，我很少参看自己在大半生里坚持记录的那些日志。写作的行为本身就已足够，它的作用是澄清我的思想和感觉。写作是我的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思想会出现在写作的过程中，并在其中逐步成形。
　　我的日志不是为他人而写的，我自己通常也不会去看，但它们是自言自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形式。
　　在纸上思考的需要并不限于笔记本。思考会蔓延到信封的背面、菜单，以及任何就手的纸片上。我还会经常抄写自己喜欢的语录，把它们书写或用打字机打在色彩鲜明的纸上，钉在布告牌上。我住在锡蒂岛的时候，办公室里满是用活页圈装订在一起的语录，我会把它们挂在写字台上面的窗帘绳上。
　　通信也是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总的来说，我相当喜欢写信收信——这是与他人（特别的他人）的一种交流，在无法“写作”时，我常常发觉自己还能写信。我保留着所有收到的信件以及我自己所写之信的副本。如今，在试图重建我的部分人生时，比如我在1960年来美国这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时刻，我发现这些旧信是一个宝藏，可以纠正记忆和幻想中的虚假部分。
　　我的临床记录占了很大一部分——并且坚持了多年。其中包括贝丝·亚伯拉罕医院的500位患者，小姊妹会养老院的300个住户，以及布朗克斯州立医院内外的数千个病人，我在数十年时间里写了超过一千份临床记录并乐在其中；我的记录既漫长又详细，别人说，这些记录有时读来很像小说。
　　无论好坏，我都是个说书人。我怀疑喜欢故事和叙述是人类普遍的本性，这与我们的语言能力、自我意识和自传式的记忆相伴相随。
　　写作的行为在一切顺利时会给我带来的愉悦和快乐。它会把我带往他乡，不管主题是什么，我会在那里全神贯注，忘记一切分心的想法、烦恼、成见，或是时间的流逝。在那些罕见而神圣的精神状态下，我会写个不停，直到再也看不见纸才会停笔。只有到了那时，我才会意识到夜幕已经降临，我已经写了一天了。
　　我一生写了数百万字，但写作的行为似乎还像将近70年前我刚开始时那样新鲜和充满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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