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01
葛劍雄跨越三十餘思想隨筆精粹,縱論曆史,激評現實,“我們還沒有值得陶醉的勝利,毫無盲目樂觀的理由,隻有深刻反思的責任!”
自序 / 七十而思
1978年
我的1978年
1980年
清朝全國地圖的測繪
1981年
西漢人口考
1982年
略論我國封建社會人口增長的不平衡性
1983年
漢武帝徙民會稽說正誤──兼論秦漢會稽丹陽地區的人口分布
1984年
西漢時期西北地區的人口遷移
1985年
我國部分省界形成的曆史──政治因素舉例
1986年
關於我國古代人口調查的幾個問題
1987年
耕耘曆史地理園地五十年的結晶──讀譚其驤《長水集》
1988年
統一分裂與中國曆史
1989年
論新文化在中國傳播的政治機製
“炎黃子孫”不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同義詞
1990年
中國移民史發凡
1991年
中國人口發展史?餘論
1992年
秦漢時期的人口遷移與文化傳播
全麵正確地認識地理環境對曆史和文化的影響
1993年
宋代人口新證
1994年
中國人口:21世紀的憂思和希望
論秦漢統一的地理基礎
1995年
我們應有的反思
1996年
納稅人的義務和權利:社會公正的基礎
開放觀念與世界新文明
1997年
永恒的追求:真實的曆史
1998年
邂逅霍金
尋訪李約瑟
1999年
在曆史與社會中認識傢譜
2000年
麵嚮新世紀的中國曆史地理學
2001年
我親曆的南極
2002年
玄武門之變真相推測
2003年
有財未必富,開源勝節流
為何“太空見長城”的謬說會長期重復
2004年
人與自然:不僅是敬畏
從曆史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
2005年
河流倫理與人類文明的延續
得天下與治天下
2006年
中國曆史地圖:從傳統嚮數字化和現代化的轉變——“中國曆史地理信息係統”的研製及其意義
惟有人文足韆鞦
2007年
利用、改造、普及代替不瞭保護
從曆史地理看長時段環境變遷
2008年
中國古代為什麼有重視曆史的傳統
建議以5月19日為全國哀悼日
2009年
改革開放與中國人觀念的現代化
廁所:雜憶和現實
2010年
移民與都市文化
禮失求諸野
2011年
從中國曆史地理認識鄭和航海的意義
三峽大壩,責任誰負
2012年
地圖上的中國與曆史上的中國疆域
方言的“傳”和“承”
2013年
中國的傳統生存智慧與生態觀
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序
2014年
中國的教育問題還是教育的中國問題
懷念侯仁之先生
自序 七十而思
2007年,復旦大學齣版社賀聖遂社長策劃瞭一套“三十年集”係列,邀我參與。“三十年”,是指1977年恢復高考與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至此已30年,因此他想在這兩年或稍後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人中物色一些人各編一本集子。集子的體例是每年選一二篇文章,學術論文與其他文章均可,再寫一段簡要的紀事,逐年編排成書。我按體例編成一書,取名《後而立集》。“三十而立”,可惜我到33歲剛考取研究生,學術生涯開始得更晚,能夠編入此書的任何文字都産生在“而立”之後。
到瞭今年,梁由之兄得知12月將是我七十初度,極力慫恿我續編至今年,重新齣版。他又主動接洽,獲賀聖遂先生慨允使用《後而立集》的內容。於是我仍按原體例,續編瞭2008年至2014年部分,同樣每年選瞭兩篇文章,寫瞭一段紀事。新齣版的書自然不宜沿用舊名,由之兄建議以其中一篇《我們應有的反思》的篇名作為書名。開始我覺得題目稍長,在重讀舊作後就深佩由之兄的法眼,欣然同意。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每到逢十生日,總免不瞭用孔子的話對照。但聖人的標準如此之高,每次對照徒增汗顔,因為自知差距越來越大。年近七十,不僅做不到不逾矩,而且離隨心而欲的境界遠甚。這些舊作基本都是我四十歲後寫的,卻還談不上不惑,相反惑還很多。但畢竟有幸躬逢改革開放,特彆是當初倡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否則我不可能在1988年寫齣《統一分裂和中國曆史》這樣的論文,並且能入選“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並獲奬。這些文章在學術上未必有多少貢獻,差堪自慰的是我始終在反思,所以盡管時過境遷,對今天及以後的讀者還有些意義。
就以《我們應有的反思》為例,那是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在1995年寫成的。由於此文的重點是反思,有些觀點和說法與主流有差異,發錶過程還頗有周摺。有幸發錶後引發瞭不小的反響,包括日本的輿論在內,後來一位日本學者還專門到復旦大學找我討論,一位旅日學者發錶贊同我觀點的文章後還引發激烈爭論。19年後,麵對中日關係的復雜形勢,我認為我的反思不是過頭瞭,而是還不夠,但基本是正確的。去年和今年我兩次嚮政府建議應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是當年反思的繼續。但當年的反思也有兩點失誤:一是沒有料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如此迅速,以至不到20年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而我對中國的評價與預測都偏低;一是當時尚未瞭解曆史真相,還沿用瞭蔣介石、國民黨不抗日的陳說,涉及曆史的一些說法在今天看來多有不妥。還有一點,當時不知道中日建交後日本究竟給瞭中國多少援助,政府贈款和多少,日元代款有多少,直到200年中日建交三十周年時政府纔公布總數達1900多億人民幣,並嚮日本政府錶示感謝。我支持我國政府的立場,這筆援助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確起瞭很大作用,該感謝的還是應該感謝,不能與戰爭賠償混為一談。
在其他方麵,在學術上也是如此。我在研究生期間開始研究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以後發錶瞭《中國人口發展史》,閤著瞭《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參與撰寫《中國人口總論》也發錶瞭相關的論文,參加過多次專題討論會。由於這也是一個反思的過程,所以在1995年我提齣,國傢計劃生育政策應及時作齣調整,從獨生子女改為“鼓勵一胎,允許二胎,杜絕三胎”。但今天看來還不夠,從中國人口的發展趨勢,從上海等大城市已經齣現的變化看,還應進一步調整到“確保一胎,鼓勵二胎,允許三胎”。除瞭政策調整外,還應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那就賦予孝道新的內容,教育青年將生兒育女當作自己對傢庭、對社會和國傢的應盡的責任,當作真正的孝道。
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一直鼓勵我們要超越前人,包括要超越他。他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給我們樹立瞭榜樣。在他留下的最後一篇未完成的論文中,他還極其坦率地承認他的成名作《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中對移民數量估計的失誤。在他的鼓勵下,我也質疑他的某些觀點。例如,在編繪《中國曆史地圖集》過程中,他形成的觀點是“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韆年來曆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曆史上的中國。至於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範圍瞭,而是這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瞭我們的部分領土的結果,所以不能代錶我們曆史上的中國的疆域”。而我近年來的看法是,如果說1840年前的中國疆域是“自然形成”的話,那麼此後到今天的中國疆域也是“自然形成”的。(詳見本書《地圖上的中國和曆史上的中國》。)
我當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達到“隨心所欲”的境界,但隻有不斷反思方有可能。隻要不斷反思,即使永遠達不到這一境界,也能逐漸接近,所以在年近七十時,我想到的是“七十而思”。這並不是說以前沒有思過,而是思得不夠,要永遠思下去。我們還沒有值得陶醉的勝利,毫無盲目樂觀的理由,隻有深刻反思的責任!
——葛劍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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