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说： “公正的审判是不容易的事情。许多外界因素会欺骗那些最认真、最审慎的法官。不确切的资料，可疑的证据，假证人，以及得出了错误结论的鉴定等，都可能导致对无辜者判刑。”在司法活动中，尽管明镜高悬，错案却时常难免。一旦发现错案，归责问题会立即成为人们争先躲避的灼烧的炭块。趋利避害本是人类普遍的心理状态，面对错案，有人隐瞒、有人推卸、有人拒绝承认，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勇于承担责任的，寥若辰星。

谁有权利宽恕凶手||追念李离然而，李离殉于错案。

李离死后若干年，项羽被汉兵追至乌江，有亭长劝其上船渡江，曰： “江东虽小，亦足以王，愿急渡！”项羽叹息： “籍与江东子弟八千而西，今无一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父老乎？”竟拔剑自刎。项羽本不必自裁，登舟而东，继续为王，卷土重来亦未可知，却因对江东父老深感内疚而选择死去，项羽正与李离一样，乃勇于承担责任者。项羽乃霸业之李离，李离乃司法界之项羽也。

我们无从揣测李离对错案中受害者的歉疚心情，所知道的，他是以死补救司法公正的第一人。在诸侯林立剑戟林立的春秋时期，在斑斓的历史中，有如此境界的，这位固执的大理是第一人。

李离往矣。石奢的选择情与法，颇难两全。

在情与法冲突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对选择中的两难境地会变得四顾茫然，手足无措，与哈姆雷特相仿佛。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楚昭王的司法官石奢，刚正廉洁，无所阿避。一日道有杀人者，石奢奋力将其追获，令石奢大为震惊的是，被追获的杀人凶手竟是他的父亲。石奢立即陷入两难选择的煎熬：不徇私放纵其父，将背负不孝的罪名；不尊奉国家的法令，要负不忠的罪名，无论如何选择，都与他的忠孝品格冲突。焦灼思忖再三，石奢将其父释放，同时在“以父乖攻不孝，不行君法不忠”的强烈感情冲突中刎颈自杀。

石奢最终使得忠孝得以两全，却付出生命的代价，读书至此，真为他唏嘘不已。

然而，对于石奢之死，不同论者因各自立场不同有着不同的评价。

依先秦法家的观点，面临情与法的冲突，应当大义灭亲才合乎正道，石奢放纵其父的行为属于挠法而徇私，罪合当死，无可称道。难怪司马氏谈论六家要旨时说：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思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儒家倡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恩爱与慈孝，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温和而浓厚的亲情，期冀以这种人伦秩序为基础，实现礼教、德治的理想社会。破坏了人伦秩序，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上述理想就成海市蜃楼矣。

谁有权利宽恕凶手||石奢的选择我国古代法律，采儒家观点解决情与法的冲突。儒家认为父有罪过，子应为父隐，这样才“直在其中”，因此允许亲属相为容隐，否则以不孝治罪。这种以法律向人伦让步从而使它们处于和谐状态的做法，成为中华法系的特色之一。

时至今日，情与法的冲突仍然困扰着现代人。不过，现代人有这样的信念：在适用法律时，对法律所能适用的一切人都应当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因此，现代社会依回避制度解决情与法的冲突。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国家法律规定，知情之人有权因唯恐其近亲属受到刑事追究而拒绝作证，因同样理由提供虚伪证言也不受法律追究。这与中国古代法律中亲亲相隐的规定如出一辙，不知仅为巧合，还是如我国儒家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一样，中华帝国的法律及法律思想也对西方国家法律产生过影响。

生于现代，不必如古代的石奢那样刎颈自杀了。李斯来信敬启者：

我乃秦之丞相也。受中车府令赵高陷害，衔冤而死，去今何止两千年矣。

我虽居天国，未尝一日敢忘世事。此间消息，皆来自陆续赴天国之人，有人言司法改革事，以我之惨痛经历，当然尤为关注。闻之或喜或忧，拊掌扼腕，何可胜道也哉！

数年里每闻人言，世间改良司法，倡言人权，优化程序，轰轰烈烈，人神鼓舞，斯亦深感欢欣。偶有不尽意处，亦视为不可避免，岂肯久置于心。

不过，近来闻“被告人都招认了，还有什么可审的”之议蜂起，一时间诸多司法机关热衷于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乃至从域外趸进“辩诉交易”之类制度，只要被告人认罪，不待法庭细致调查，不惜含糊了结，忽又勾起心中郁结，不禁为之痛心疾首也。

当年我贵为丞相，不期为人所诬，不但拘执束缚，居囹圄中，而且竟至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我之所以不肯自杀，是因为自信能言善辩，而且有功，实无反心，期望能够上书自陈，幸得二世醒悟而赦之。不意赵高曰： “囚安得上书！”使吏弃去不奏，斯之沉冤遂得不雪。后世之司马迁于《史记》记载甚详，可供参阅。

我至今切齿痛恨的是，赵高使其下属十余人假充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前来提讯，我误以为机会已到，以其实对，结果重遭榜掠，反复几次，终于不敢翻供。后二世真的派人复查此案，我已经难辨真假，以为还是赵高的花样，最终不敢讲出实情，终以“辞服”（供认不讳）结束审查。

我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辅始皇，卒成帝业，心不可谓不忠，功不可谓不大，一旦被人构陷，落入狱卒之手，虽有辩才，竟不敢发一句真言，落得在咸阳被腰斩，夷三族。后世的司法官员怎可不怵惕警醒，以为殷鉴？

谁有权利宽恕凶手||李斯来信今日之被告人，其地位、其权利与我秦国之阶下囚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司法经验教训古今如一，不可不铭记。刑狱理当务必发现实质真实，不受认罪之约束，即使被控之人业已认罪，法官仍需查验其他证据，确认供述真实与否，这一制度深惬我意。试想当年，若二世指派查验之人不为“辞服”的假象所惑，深入调查，我尚有一线昭雪机会，历史上未必有李斯冤案矣。

被控告之人“辞服”就减免调查，要使判决公正，至少得保证自白出诸自愿，而要保证自白出诸自愿，须得保证没有刑讯和逼取、骗取口供之恶行。此类恶行不杜绝，焉知其陈述为自愿？非自愿之陈述，焉知其为真实？不能确定其真实又不细致调查，岂非鲁莽？不具有必要的条件，贸然简化法定程序，岂不容易酿成冤错案件？

我去国已久，识见有限。偶有所闻，触动旧日伤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言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李斯敬上酷吏的终局武后也依仗酷吏

揭开斑驳的历史，会揭开历史的疮疤。穿行秦砖汉瓦之间，雨疏风骤之时，人们常看到置身其中的酷吏——以惨刻为性格，以罗织人罪为能事，在别人的辗转哀鸣中，绽破欢颜。

这些酷吏，以别人的血涂染自己的功绩，他们在各自舞台上威仪棣棣，炙手可热。

然而，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惨史与荣历常常相伴相随。也许，没有什么比“请君入瓮”更能揭示酷吏的宿命了。

《史记·酷吏列传》中诸多酷吏，除一人善终、一人身陷囹圄最终幸免于死外，余皆死于刑狱：河内太守王温舒以罪自杀、定襄太守义纵以罪弃市、御史减宣以罪自杀……

同样，唐朝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侯思止等，各个死于非命。

相似的酷吏，相似的结局，在不同朝代轮番出现，应验了人生的因果报应。

想这些酷吏，当其盛时，执法苛毒，杀人如麻。转眼间，富贵成尘，身家性命付诸斧锧，怎不叫人怵惕惊骇！

酷吏，本是“治乱世，用重典”的产物，但“治乱世，用重典”以期达到“治世”“无讼”的理想状态，这一善良想法却建立在想当然的虚幻基础上。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对于很多犯罪，当权者故意把刑罚搞得很残酷，但时间一长，对这些刑罚中的恐吓成分人们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酷刑还有一个不良作用，即可能造成不良社会环境。我国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指出，残暴酷虐的行刑方式，不但无助于震慑犯罪，反而起到导民为恶的副作用，沈氏认为： “谓将以警戒众人，而习见习闻，转感召其残忍之性。”沈家本暴君以酷虐治世，酷吏以酷虐争宠，都显露出视人如犬彘、视生命如草芥的残忍本性。这种滥施酷刑的行为，对社会起着嗜血虐杀的反面榜样作用。一旦社会形成轻贱人命的风气，暴君、酷吏也往往饱尝自己植出的恶果：国如秦、隋，人如周兴、来俊臣，莫不如此。

谁有权利宽恕凶手||酷吏的终局酷吏死于非命并非偶然。酷吏为鹰犬、行酷虐，往往引得怨声鼎沸，平息这种怨恨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将这些酷吏处死。正如《北史》所载：秦州刺史于洛侯贪酷残忍，常将犯罪者截腕、拔舌、断足而后斩决，以致百姓反叛，孝文帝只好派人将于洛侯处死谢众了事。

孟子云： “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

前言/序言

收拾来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

——[明]高攀龙

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人民。

这是一片我想发出声响的空间。

——[荷]马斯曼序读一篇美国学者的文章，文章中反复提到“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我对这个短语产生了一点兴趣。按照作者的说法，“像法律人一样思考”意味着相信法律工具（首要的是对抗制）是解决所有难题的理想手段。如果与法律制度无关的某一生活领域的事项出了问题，这个解决手段会将法律制度扩张到该领域。在英美人眼里，“法律人”包含受私人委托的律师，也包括在检察机构从事诉讼活动的律师（检察官被称为“控方律师”），甚至在法庭上执槌司法的法官。所以，在这里，对“法律人”一词不妨作宽泛理解。

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应当是指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律师思维方式的特性，这种特性植根于法律职业的特性、法律活动本身的传统和性质。它是一种职业习惯，一种角色心理，是养成的，熔铸在律师的群体属性里。我想，一个法律人的意识构造中应当包括如下要素：

现代诉讼中实行证据裁判主义，认定案件事实应依赖于证据，证据是律师武器库中的制胜利器，法律人进行诉讼活动和诉讼外的咨询代理活动，不能不注重证据。有证据意识者，能够注重保全证据、提供咨询意见或者辩论言之有据（证据）、依证据为判断。对于检察官来说，更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胡适）。

律师以维护权利为己任，受私人委托的律师，基于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目的进行活动，应勇于和敏于维护权利。作为“控方律师”的检察官，不但要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对于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也要加以公平注意。故而许多国家的法律要求检察官对待有利于和不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应一律加以注意，以维护其正当权益，体现和实现正义。法官居中裁判，更应有尊重当事人自由权利的强固意识，否则怎么配做“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要知道，裁判人之善恶的法官的位置是人间的法官代坐的。

谁有权利宽恕凶手序||公平竞赛（fair play）旧译“费厄泼赖”，来源于竞技中的概念。在运动场上，公道待人，注重竞技的公平性，不但与本队的队员通力合作，即使对竞争对手也尊重其人格。流风所及，在政治舞台和司法领域，亦以公平竞赛为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英国，人们素来认为，“英国政治家的风度是在球场上养成的”，英国的对抗制诉讼也表现出鲜明的公平性质。在诉讼中，公平竞赛意识促使人们遵守自己的本分，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亦尊重对方的权利，在司法竞技中不逾矩，不以不正当手段拆对方的台，而以正当手段追求胜诉。

法律人有证据意识、权利意识、公平竞赛意识，归结到一点，是信赖法律的正当程序能够实现正义。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出现纠纷时，自然会选用正当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且为了使法律工具保持有效性，能够自觉抵制败坏法律程序纯洁性的做法。如果法律人对法律工具失去信仰，就会为获得胜诉而大肆钻营，就会竞相逐利而不择手段，从而进一步败坏司法环境，最终使法律工具在解决人们的纠纷中被弃如敝屣。

无须强调，“像法律人一样思考”中的“法律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是有正义感、道德感的法律人，只有这样的法律人才能够如此思考。毫无道德感和正义观念的法律人，其意识构成有别于此。这样的法律人越多，司法越颓败。

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能够培养出一种公平诉讼的风气，以及对法制信赖的风气。社会中多数人能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则法治的社会基础就容易形成，社会正义就容易得到维护。对于社会法治意识来说，法律人建立起一种道德秩序，树立一种形象，有助于促成和强化这种意识，法律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可以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从而促进司法环境的改善。所以，当我们想到“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这样的概念时，心目中的法律人应当是值得信赖的，值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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