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的发展图景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线在内外各方面各领域展开。在政治领域，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理顺党和群众的关系，通过干部队伍、意识形态、军队等领域的重塑，保持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经济领域，面对新常态，通过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削减前置审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简政放权和经济转型，释放市场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法治领域，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外交领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主导筹办亚投行、与周边国家及亚非拉国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崭新的姿态重返世界历史舞台。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是北京大学下属的一个跨院系、跨学科、从事政治与法律综合性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科研机构, 于2010年1月成立，由北京大学及校外相关专家、学者组成，现任主任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始终关注中国崛起对中国政治秩序和全球政治秩序的可能影响，长期跟踪中国政治体制、公共政策和法治发展的进程和变迁，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法律秩序建构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中国政治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运作进行理论总结，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对策，并培养相关领域研究人才和治理人才。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承担多项重大课题研究，专门培养“法律与公共政策”专业方向的法律硕士研究生，举办各类学术讨论会及学术交流活动，推出“政法：中国与世界”文丛、“帝国与国际法”译丛、“法意看世界”和“动态中国”等系列学术丛书，编辑《政治与法律评论》和《法律书评》等学术期刊，并推出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PKUNOMOS）。

精彩书摘

后冷战时代以来，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走上了世界霸权巅峰，并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下致力于缔造“新罗马帝国”。从巴尔干战争，到漫长的伊斯兰战争，以及在中亚、北非、中东、东南亚等掀起一系列“颜色革命”，颠覆对立政权，缔造帝国盟友。一时间，世界格局似乎呈现出一幅“历史终结”的景象。

然而，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兴，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世界秩序发生巨变。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的崛起无疑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一方面，中国崛起在地缘政治上挑战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从而加速了全球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复兴展现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想理念，从而对统治世界近500年的西方文明构成了新的挑战。这意味着，历史并没有终结，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具有超越现代西方文明的巨大动力和潜力。

面对世界秩序的转型，在国际上，中国要应对美国为保持其全球霸主地位而针对中国展开“重返亚洲”的围堵，以“一带一路”为中心构设自主的战略空间和新的世界秩序；而在国内，则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经过百余年革命、建设和改革之后的历史性再出发，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早在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就提出了中国体制的长期战略构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20年后的2012年，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方面，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即构建完备、成熟、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地指出，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让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念、社会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正式启动以来，持续的高压反腐、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及各领域具体改革措施的陆续推出，各类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议程设置，凝聚了民心，扭转了士气，提振了信心，让社会各界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

如果说2013年中国政治发展格局还不明晰，那么2014年中国的治国理政走向日趋明朗，各种施政理念和制度建设都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方向发展，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党和国家的关系、党和群众的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

就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从过去过于强调党政分开、依法治国，转向强化党要领政，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从而奠定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新格局。一方面党在政治上集权，另一方面通过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用宪法和党章、党规和国法来约束权力。

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上，一方面，强调党在政治上集权，其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否则将无法树立中央决策的权威性，无法阻止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部门官僚主义以及各种商业利益集团的侵蚀，无法遏制执政党自身的腐化败坏现象，无法克服国家机器趋于官僚化、精英化和机械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强调执政要始终以民为本。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一方面，强调中央政府的行政放权，以调动地方政府自主决策的积极性，调动市场经济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愿望；另一方面，始终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正面作用不仅体现在通过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来引导市场经济发展，比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来释放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力，通过建构新型城乡关系、经济区划、产业布局等战略来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这种正面作用还体现在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引和基础。

党在政治上集权和政府在行政上放权的新型党政关系制度建构，来源于中国宪法中贯穿始终的“两个积极性”思想，既要调动中央的积极性，也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既要调动党的积极性，也要调动国家法律的积极性；既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要调动政府官员的积极性；既要调动政府的积极性，也要调动市场的积极性。这在理论上实际触及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对现代政治的洞见，即严格区分“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前者是指在涉及整个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形成统一的人民主权意志，这是现代政治面临的首要问题；后者是指在国家治理的具体问题上，甚至是在地方事业的发展上完全由中央决策。现代政治的良好治理既要避免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的完全结合，避免因此形成国家权力极度膨胀的倾向；也要避免政治分权和行政分权的完全结合，避免国家分裂倾向或无政府倾向，从而出现“治理失灵”，而将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适当结合无疑是良好的治理之道。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开始思考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适合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批评了地方完全服从中央计划指令的行政集权思路，赋予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从而开始从行政集权走向行政放权。�庇纱舜俳�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相对自主性，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兴办各种企业，积累了资金、技术和人才，为后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遍地开花、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地方经济发展展开相互竞争的良好局面奠定了基础。发端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普遍从几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城市开始，现代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虽然也通过行政计划创造了许多高度发达的工业城市，但“两个积极性”所提供的思路，实际上为经济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改革开放延续了“两个积极性”的思路，即通过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的方式，激活了各级地方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然而，随着经济改革和地方经济实力的增长，“地方主义”开始削弱中央的行政权力，危及国家治理能力。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央利用政治集权的优势，通过“分税制”等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治理能力，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行政分权格局。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央的政治权威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各种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渠道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政策制定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各种商业利益集团控制的传媒影响着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走向，企图不断削弱中央的政治权威。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与中央争权夺利的趋势，由此增加了中央协调地方、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难度。与此同时，执政党过分陷入政府行政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的日常管理中，未能有效地加强自身的建设，以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治思想作风、干部组织体系、纪律检查体系、意识形态斗争、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组织动员等领域中的重要工作常常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利用手中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试图通过增加行政集权来强化政治集权，建立一套中央集权的维稳体制，而这种倾向非但未能增强中央的政治权威，反而窒息了地方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而这一切缘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争论”背景下发展出的“政治行政化”或“政治治理化”趋势，试图用行政治理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最终导致行政的技术官僚化，弱化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政治权威。

回过头来看，当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基本路线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实际上其重心就已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特别是为了防止政治问题对经济建设的干扰，中央用“不争论”的方式弱化了政治的作用，以至于形成政治高度依赖于行政的局面。在行政分权的国家治理思路中，必然会出现政治分权的倾向。面对这种危机，中央主张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僵化教条的老路，但一度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在新形势下凝聚人心等问题，党内很多人还缺乏明确认识。

面对这种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的政治问题，而这涉及政治格局、思想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宪制法治和行政体制等根本性和整体性问题。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复兴”或“政治回归”。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行政治理体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系之间的磨合调试过程，而这种磨合调适经过30多年后已经到了重新梳理和整装再出发的时候。究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决定其他力量的根本要素，从而变成以市场和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还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让市场经济的活力最终服务于以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新型社会主义，这两种发展路径始终在改革实践中进行较量。由于受到过去30多年转型思维的影响，人们自然习惯用变的因素冲击不变的因素，而忽略了变的因素也要适应不变的因素，其后果是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得不到恰当处理，导致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经济社会活力被各种政治挑战、社会问题、市场风险所抵消，从而直接引发人民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因此，如何在变的因素改变不变的因素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具有活力，无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2014年中国的发展图景就比较清晰了，这就是要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深度调整，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消解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威的冲击，从根本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脉络和架构。一方面，对内在行政治理的层面，致力于行政放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削减前置审批、发展服务业，推动简政放权和经济转型，释放市场活力；对外则利用已有的中央行政集权优势，发展“一带一路”、倡导成立在全球经济治理意义上堪称划时代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拓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致力于巩固中央的政治集权，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措施，在干部队伍、意识形态、军队等各领域重新回归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而非精英型政党，重新强化党中央的政治权威，阻止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党的威信。对此，中央在原则上进一步理顺了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不断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制度现代化”这第五个现代化。按照上述思路，下面我们将对2014年中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政策进行概述。

前言/序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这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开始进入习近平时代的“强起来”。如果说在过去一些年，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并试图在理论上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崛起，那么最近一些年他们更加关注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个强大的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中国的复兴能不能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模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