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现代以来的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尤其是不断更新与迭代的科学技术创新，已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和自由。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出现，新行业、新领域的诞生，以及不同技术、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相互交叉、重叠，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与复杂性。国家作为社会自我约束、自己管理的工具，所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也越来越复杂和繁多。为了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国家设立了越来越多的管理部门，配置了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制订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管理规则，设计了越来越周密的管控机制，给管理人员配置了各种各样、层次繁复的管理权限。可以说，国家机器的特点已经由工业社会以前那种结构简单、设计粗糙、规模有限、职能明了，逐步变化为结构越显复杂，设计更加精细，规模不断扩大，职能趋向模糊，并且这一发展趋势似乎成为了国家机器应对后工业时代社会复杂性的必然选择。然而，国家权力就像一匹野马，只有套以缰绳随时能够加以约束和控制，才能够使其正常发挥作用，一旦失去控制，脱缰的野马就可能将主人送进坟墓。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机器不断复杂、庞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国家权力的异化危险越来越大.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国家权力运行失控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严重威胁，正是构成风险社会时代政治风险的主要内容之一，因而也是需要高度警惕、重点防范的社会风险。
　　其中，无论是古代及晚近的历史经验，还是当代社会治理的现实都表明，国家权力异化的主要方式非“权力腐败”莫属。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弄权渎职之别，就有廉洁奉公与权力寻租之隔，就有“为官一任、造福四方”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分。权力腐败严重影响国家权力正常运行，妨碍国家社会治理职能的实现，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还会严重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损害社会普遍的公平正义价值，引发社会公众的憎恨情绪，离间人民群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甚至危及国家政权的政治基础。纵观古今中外，很少有政权的丢失与官场极度腐败，导致民怨爆发没有关系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何约束公权力正常运用，如何有效防治权力腐败，是当前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和重视的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举世瞩目，无可置疑。与此同时，不断聚积的公权力腐败风险，也日益成为困扰历代领导人和社会公众的一大难题。权力寻租，卖官鬻爵，贪污挪用，徇私舞弊，弄权渎职，报复陷害，官黑一家，欺压百姓，将会严重败坏执政党形象，严重危及共产党执政基础。虽然中国的高层领导不断高调反腐，无不将反腐倡廉提高至关系到执政党安危、国家存亡的政治斗争高度，然而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前，反腐成效并不明显。腐败现象越来越多，涉及领域越来越广，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涉案人数越来越多.犯罪数额越来越大，危害后果越来越重，民众怨愤情绪有增无减。再这样下去，中国重现苏联政权一夜之间垮台的悲剧，就不再是妄言。可以说，官场腐败确实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大政治风险，因而也引起了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严重关切，决心下大力气，拿出不惜壮士断腕的勇气痛下杀手，查获了一大批腐败官员，严肃党纪国法，从严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取得可喜成绩，官场风气为之一新。然而，我们绝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更不能掉以轻心，相比较庞大的腐败存量来说，没有查获的案件还是多数；相比较源源不断的腐败后备军来说，遏制腐败的任务还远没完成。可以断言，在我国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内，反腐败一直会是需要常抓不懈，时刻也不能放松的政治任务。

总序
前言

第一辑预防结构性腐败的制度与政策
第一章风险社会背景下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
第二章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第三章 “反腐败基本法”建构初论
第四章网络反腐法治化的路径规划
第五章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立法完善

第二辑围绕公权力滥用风险的罪与罚
第六章贪污贿赂犯罪最新定罪量刑标准体系化评析
第七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与认定
第八章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若干问题探讨
第九章行贿犯罪最新立法研究
第十章性贿赂犯罪化的理性分析
第十一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现实困境及出路
第十二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第十三章美国联邦法中公务人员受贿行为的多元惩处体系

第三辑市场和企业的腐败风险及其法律应对
第十四章商业反腐的结构性治理和模式
第十五章商业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新发展
第十六章市场操纵犯罪：资本市场价格机制干扰行为的刑法规制
第十七章信息监管：遏制金融腐败的锐利武器
第十八章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之规范解释
第十九章高频交易与操纵市场的法律规制
第二十章外国公司涉华犯罪的刑事管辖
第二十一章国际视域内白领犯罪的预防和治理

后记

精彩书摘

　　《腐败的风险与刑法综合治理》：
　　一、职务犯罪已经成为危重危害我国社会稳定的政治毒瘤
　　所谓职务犯罪，通常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严重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或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职务犯罪主要包括三个类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私分侵占等腐败性职务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国家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实施的渎职类犯罪。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以腐败来形容官场的种种丑恶现象，而不太习惯使用职务犯罪这一表述。腐败与职务犯罪两个概念确有不同，腐败者不一定都有职务犯罪，而职务犯罪者不一定都有腐败行为，不过从现实情况看，这两者则具有密切关系，绝大多数职务犯罪者都搞腐败，而腐败分子发展终局基本上都要职务犯罪，能将腐败行为始终控制在一般违纪程度而不踏踩刑法红线的腐败分子非常少见，除非在违纪初期就被遏制，因而两者具有很高的重合度。正因为如此，本章研究职务犯罪会经常使用反腐败的相关资料。
　　职务犯罪是伴随国家权力产生的一种政治现象，当人类社会由无阶级、无国家的原始社会形态迈向国家形态，国家权力成为脱离并凌驾于任何个人权利之上的巨大力量之后，国家权力失控的风险就始终存在于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之中，一旦对其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与控制，掌握权力的人随时都有滥用权力或懈怠权力的可能，从而对社会公众造成严重危害，轻则害人，重则误国。翻看中国几千年各个朝代更替历史，吏治腐败几乎无一不是压垮各个末代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现代国家中，科学技术迅猛使技术风险的威胁逐渐加大，而公民个人都很难靠一己之力孤身应对，人们对于国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又导致国家权力日益膨胀。国家公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职能分工更加复杂，权力的能量越来越大，运行机制越来越复杂。这虽有利于抵制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国家权力异化的风险却同时加大。由于国家公权力监督机制失效而导致职务犯罪增多和危害加剧的政治风险，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何有效防范职务犯罪所带来的风险威胁，已经成为现代各国执政者主要的任务之一。而在所有职务犯罪对策中，刑事政策无疑占据着重要位置。
　　官吏腐败曾是中国历史上各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是由其政权剥削性质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新政权与职务犯罪的天然对立性和不可调和性，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把惩治腐败，整肃吏治，防控职务犯罪提高到事关执政党生死存亡和国家政权得失的战略高度。在解放初期，针对建国后出现的官员贪污犯罪现象，党中央果断发起“三反”“五反”运动，不惜动用死刑严惩曾经为国立过战功的功臣罪犯，收到良好社会效果，官场风气立刻为之一新，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队伍的清廉程度得到举世好评。此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也都毫无例外地持续强调整肃吏治，严惩腐败。
　　令人遗憾的是，职务犯罪的防治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相反似乎越来越严重。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治集权向民主政治过渡，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对公务人员产生诱惑的各种不良因素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各领域秩序的规制功能却不断减弱，计划经济下掌握巨大权力和丰富公共资源的官员，开始利用手中权力从事犯罪活动，或谋取经济利益，或谋取政治地位，或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加上监管不到位、处理不严，导致官吏腐败、渎职现象渐变严重，由个别现象渐渐普及、蔓延到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危害不断加重，直到今天也未有根本好转。
　　……

前言/序言

　　近现代以来的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尤其是不断更新与迭代的科学技术创新，已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自由。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出现，新行业、新领域的诞生，以及不同技术、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相互交叉、重叠，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与复杂性。国家作为社会自我约束、自己管理的工具，所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也越来越复杂和繁多。为了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国家设立了越来越多的管理部门，配置了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制订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管理规则，设计了越来越周密的管控机制，给管理人员配置了各种各样、层次繁复的管理权限。可以说，国家机器的特点已经由工业社会以前那种结构简单、设计粗糙、规模有限、职能明了，逐步变化为结构越显复杂，设计更加精细，规模不断扩大，职能趋向模糊，并且这一发展趋势似乎成为了国家机器应对后工业时代社会复杂性的必然选择。然而，国家权力就像一匹野马，只有套以缰绳随时能够加以约束和控制，才能够使其正常发挥作用，一旦失去控制，脱缰的野马就可能将主人送进坟墓。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机器不断复杂、庞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国家权力的异化危险越来越大.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国家权力运行失控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严重威胁，正是构成风险社会时代政治风险的主要内容之一，因而也是需要高度警惕、重点防范的社会风险。
　　其中，无论是古代及晚近的历史经验，还是当代社会治理的现实都表明，国家权力异化的主要方式非“权力腐败”莫属。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弄权渎职之别，就有廉洁奉公与权力寻租之隔，就有“为官一任、造福四方”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分。权力腐败严重影响国家权力正常运行，妨碍国家社会治理职能的实现，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还会严重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损害社会普遍的公平正义价值，引发社会公众的憎恨情绪，离间人民群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甚至危及国家政权的政治基础。纵观古今中外，很少有政权的丢失与官场极度腐败，导致民怨爆发没有关系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何约束公权力正常运用，如何有效防治权力腐败，是当前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和重视的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举世瞩目，无可置疑。与此同时，不断聚积的公权力腐败风险，也日益成为困扰历代领导人和社会公众的一大难题。权力寻租，卖官鬻爵，贪污挪用，徇私舞弊，弄权渎职，报复陷害，官黑一家，欺压百姓，将会严重败坏执政党形象，严重危及共产党执政基础。虽然中国的高层领导不断高调反腐，无不将反腐倡廉提高至关系到执政党安危、国家存亡的政治斗争高度，然而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前，反腐成效并不明显。腐败现象越来越多，涉及领域越来越广，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涉案人数越来越多.犯罪数额越来越大，危害后果越来越重，民众怨愤情绪有增无减。再这样下去，中国重现苏联政权一夜之间垮台的悲剧，就不再是妄言。可以说，官场腐败确实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大政治风险，因而也引起了最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严重关切，决心下大力气，拿出不惜壮士断腕的勇气痛下杀手，查获了一大批腐败官员，严肃党纪国法，从严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取得可喜成绩，官场风气为之一新。然而，我们绝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更不能掉以轻心，相比较庞大的腐败存量来说，没有查获的案件还是多数；相比较源源不断的腐败后备军来说，遏制腐败的任务还远没完成。可以断言，在我国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内，反腐败一直会是需要常抓不懈，时刻也不能放松的政治任务。
腐败的风险与刑法综合治理 [Corruption Risk and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Based on Criminal Law]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