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对突发性国的际危机的类型学进行研究，通过对历史上27个案例的剖析，比较分析了国际危机的根源、政治和结果。作者提出三种不同危机类型及相应的国内国际条件。通过运用信息处理的认知模型和动机模型，考察了危机与国际冲突根本原因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决策者在这些危机管理中为何表现出不善于学习和做出错误指导等问题。

作者简介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政治理论教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联合研究员，曾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詹姆斯·弗里德曼首席教授；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之后在美国海军学院和战争学院讲授战略学，并长期担任北约防务学院和伦敦皇家国防研究学院客座教授；在过去60年的学术生涯中共出版、发表35部著作和250多篇文章，并获得美英等国多项学术荣誉头衔和称号，主要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我们都输掉了冷战》（1994）、《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2008）、《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2010）以及《避免战争，缔造和平》（2017）等。

目录

第一章引言/ 1战争的深层原因与直接原因/ 1
危机的界定/ 9
案例的选择/ 15
本书的结构/ 22
第一部分危机的起源
第二章敌意的合理化/ 25敌意的合理化/ 27
敌意合理化的策略/ 32
危机的另一种模式/ 43
第三章派生性危机/ 48
派生性危机的起源/ 49
派生性危机的政治/ 63
第四章边缘政策/ 68
边缘政策的目的/ 69
边缘政策的根源/ 73
承诺与机遇/ 100
第二部分危机政治学
第五章认知闭合与危机政治/ 119认知一致性和错误知觉/ 121
决策冲突和防御性规避/ 126
认知过程和决策病理/ 130
防御性规避和无意识冲突/ 136
案例研究：七月危机/ 139
第六章错误知觉的来源/ 175
官僚机构的政治化/ 181
国内政治的首要地位/ 200
民族自我形象的角色/ 228
结论/ 263
第七章危机的背景/ 270
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目录军事选择的多样性/ 274
对战略不利地位的恐惧/ 280
军事自信的程度/ 285
对战争的态度/ 291
对冲突不可避免的感知/ 299
预防战争与准备战争的悖论/ 310
第八章危机管理与超越/ 313
危机类型和危机结果/ 313
压力和危机决策/ 316
威慑的局限性/ 321
协调和控制的诸问题/ 331
危机管理的未来/ 342
第三部分危机与国际关系
第九章作为一种学习经历的危机/ 361危机和敌意的加剧/ 362
危机和敌意的改善：法绍达危机/ 371
法绍达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 382
第十章结论/ 391
反驳“修昔底德陷阱”/ 391

精彩书摘

危机的界定
外交危机（diplomatic crisis）的概念最初由历史学家提出，但他们并没有揭示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关于危机概念发展历程的出色讨论，参见Ralph Starn,“Historian and Crisis,” Past and Present, no. 52 （August 1971）, pp. 3��22。最近，国际危机引起强调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政治学家的兴趣，他们试图给出更为严谨的定义，希望使之成为一个更有用的分析工具。
正如社会学中大多数重要概念一样，国际危机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可以想象，每位研究人员都是根据个人喜好或研究侧重来定义这一概念的。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社会学国际百科全书》中对危机的诸概念进行评估后，认为它们“要么极为精确和具体，从而无法广泛应用到很多其他情况、组织和课题，要么缺乏意义上的限定以致很难区分危机与非危机。
尽管如此，大多数危机定义仍然具有很多共同要素，其中包括威胁感知、决策者的焦虑增加、可能发生暴力的预期，以及必须在压力环境下基于非完全信息做出重要及影响深远的决策等。许多研究危机的学者一致认为，危机是一种紧急而非长期现象，对危机存在的认知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以上特点使危机决策与外交决策过程不同。许多定义还强调某种国内或国际稳定，认为危机是造成不平衡或不稳定的情况。
虽然上述情况对于思考危机的性质很有帮助，但是它们并没有提供在实证条件下一个充足的标准来区分危机与非危机。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相对简单，同时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来界定本书的主题内容。本书接下来的危机定义证明与格伦·斯奈德和保罗·迪辛在他们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的概念类似。
在阐释这一定义之前，应当指出本书的研究仅限于严重的对抗和危机，即至少危机一方认为战争的可能性非常明显。查尔斯·麦克莱伦提出了“严重的”国际危机的概念，用以区分看似具有战争威胁的对峙和那些被认为不大可能引发战争的对峙。Charles A. McClelland，“The Acute International Crisis,” World Politics 14 （October 1961）: 182��209.此类案例与本书研究的首要关注最为相关，即为什么一些危机被解决了，而另一些危机则导致战争。比如，慕尼黑危机、柏林危机（1948—1949年）和古巴导弹危机就吸引了笔者的关注。相对而言，笔者对1958年台海危机和1961年柏林危机则并没有给予关注，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危机任何一方认为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严重的。以1958年台海危机为例，研究该危机的一名学者就评论指出：“如果这是一场战争边缘危机，那么它只是一场彼此小心翼翼的战争边缘危机。”当然，一些读者可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为满足研究的目的，本书提出，一场国际危机应由三个可操作性的标准来界定。这些标准具体描述如下：
1. 一国决策者认识到另一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或威胁要采取的行动，严重损害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讨价还价声誉，或者保持政治权力的能力。
一场危机可以由上述威胁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共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美国之间爆发的几次危机，都是由德国潜艇袭击盟国或中立国的运输船造成的。威尔逊总统被迫做出反应，因为他相信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相比之下，俄国政治精英在波斯尼亚危机和七月危机中对威胁的感知，主要是与国家讨价还价的声誉相关。俄国领导人相信，如果他们默认奥匈帝国摧毁塞尔维亚的话，沙俄帝国将会不被人们视作一个大国。
政策制定者的行为通常不止有一种动机。比如，对至关重要利益威胁的感知还会威胁到国家讨价还价的声誉，从而可能会危及领导人继续执政的可能性。不同的领导人对这些成本的评估也不相同。美国决策精英在发现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后的反应，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由这三种威胁共同所造成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坚持认为，苏联导弹进入西半球将会使苏联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增加一倍，从而打破战略现状。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这一看法则不以为然。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麦克纳马拉对于苏联导弹部署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并不是很关注。而腊斯克则强调苏联导弹基地对国家讨价还价声誉的影响。他公开表示担心，美国如果不能捍卫其公开承诺，即若允许古巴拥有进攻性武器，那么苏联将会在世界其他地方挑战美国的其他承诺。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大使也非常有力地提出这一观点。他曾引用列宁的话形象地把苏联的扩张逻辑比作刺刀搏杀：“如果你击到的是钢铁，就后撤；如果你击到的是软绵绵的东西，继续前进。
波伦的观点给肯尼迪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充分意识到自身在古巴这一话题上的脆弱性，因此他对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可能造成的国内影响极为敏感。10月16日，当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告知肯尼迪总统U-2侦查照片显示苏联正在古巴建设导弹发射场时，总统最初的表情是大吃一惊，同时他的担忧也表露无遗。肯尼迪总统愤怒地大声吼道：“他不应该这样对我！肯尼迪总统认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是赫鲁晓夫本人对他的挑战，是要让他付出个人代价。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他一直敏感地看待这一政治问题。比如，在封锁期间，他询问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为什么他们要冒与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他弟弟则回答道：“我觉得没有任何选择。而且不仅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有可能会被弹劾。”肯尼迪总统对此表示同意，回答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可能会被弹劾。
2. 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他们应对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除投降外），将极大提升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个要素是被认知的风险性。这是危机区别于他者的一个本质特征。在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或现实的威胁时，必须伴以这样一种信念，即任何可能应对这一威胁的行动，都有可能会冒战争风险。对风险的认识形成危机所特有的紧张与压力。在被卷入的危机当中，政策制定者几乎总是会谈到风险因素。他们感到自己不得不在一个与日常情况非常不同的决策环境中采取行动。古巴导弹危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获悉在圣克里斯托巴尔发现苏联导弹发射场后，大多数美国官员的最初反应是两个超级大国瞬时处于战争的边缘。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是第一个得知U-2侦察结果的政府官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站到了“决定性对抗”的起点上，因为肯尼迪总统不可能容忍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Elie Abel, The Missile Crisis, p. 29.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反应与其类似。当时他正在国务院主持招待德国外交部长的晚宴。于是他把保罗·尼采（Paul Nitze）拉到一旁，讨论这一事件的影响。尼采回忆到：我们小声地讨论了可选择的方案，以免让德国人听到。总统已经说过，我们将不能容忍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我们两人知道五角大楼为实施入侵或空袭已经准备好了应急方案。但没想到，预想的紧急情况会突然成为事实。我们都感到，方案一旦实施，将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甚至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很难想象，苏联不会在伊朗、柏林甚至越南方向采取敌对行动以进行反击。因此，我们一致认为，美国必须三思而后行，不能仅仅根据已有应急方案采取行动。这段两人私下对话生动地描绘出危机的特有困境：如何捍卫自己的承诺而又不挑起战争。腊斯克和尼采推断，美国不会接受苏联在古巴的核存在，但是确信美国任何摧毁或对基地去功能化的行动将会引发苏联的报复。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保护核心利益需求和避免战争需求之间的张力，造成高度紧张的精神压力，成为随后危机日子里的显著特点。为了纪念这段经历，肯尼迪总统给参加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Ex Com）讨论的每位成员赠送了一个银色纪念章，上面是一个1962年10月份的日历，其中危机中的13天比其他日期镌刻得深一些。正如伊利·埃布尔（Elie Abel）观察到的，这个纪念章上不需要题字。
3. 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自己必须在时间紧迫的局势下采取行动。
由于一些危机的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艰难决策，从而可能对决策过程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一些研究者把高风险和短暂反应时间所带来的压力描述为危机的基本特征。比如，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就采用了这样一种定义，认为“在危机引发的压力环境下制定政策很可能与其他情势下的决策过程有很多的不同”。他断言，这些不同可能抑制了决策者在外交政策制定上的有效性。
如前所述，当前文献中对时间紧迫的强调，大多来源于人们喜欢选择对七月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进行案例分析。这两场危机的时间都极为短暂，但整体上看，它们并不是20世纪的典型危机。如表1.1所示，大多数危机持续时间明显较长。其中，一些危机持续时间尤其长且形势极为严重。美西古巴危机持续了150天，最后走向战争，压力达到顶点的时间为63天（从“缅因”号沉没到美国宣战）；苏联与芬兰的危机持续了189天，最终也导致战争，压力达到顶点的时间为30天（从苏联发表领土要求到对芬兰发动进攻）；柏林危机持续了311天。与政策制定者面对的能源问题和人口问题相比，危机决策者确实处于苛刻的时间压力下。因此，把时间紧迫当作危机的基本特征，用来区分危机和长期威胁是有用的。而且，在时间感受十分紧迫的危机中，危机对决策具有深刻的影响。

本书的结构
在我们进行危机分析之前，应该先交代一下本书的框架结构。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探讨前言中所提出的某一研究领域。
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危机的类型。它包括三章，分别探究三种危机类型的起源和特性。分析表明，这三类危机与迥异的国际和国内条件相关联。厘清这一点，是对危机发生进行预测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包括四章，主要分析危机引发的结果。它提出问题，即为什么一些危机得到解决，而另一些危机则走向战争。考察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危机本身的性质入手，因为不同类型的危机的解决模式不同，然后再从主要危机方决策过程入手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主要关注危机与宏观国际关系模式间的关系。案例表明，危机可以强化或减少国家间紧张与敌对关系的深层次根源。它既可以使决策者相信，未来战争的可能性会更大，也可能是原有敌对国家间和睦亲善的催化剂。笔者将在这一部分探究危机造成这些不同影响的主要原因。
上述框架清楚表明，本书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其目的是让学者及政策制定者们认清危机决策中的某些陷阱。尽管我们的危机研究非常倚重心理学的洞察，但单一的方法或理论都无法胜任这一任务。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研究古巴导弹危机时所表明的，他所采用三种方法中的每一种都可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但是只有几种分析模型一起使用时，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洞悉危机决策的复杂现象。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我们可以把危机比喻成切割精美的宝石。为了完整地欣赏这一宝石，人们必须从多种角度来观察它。因此，本书的研究将运用心理与认知理论、沟通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政府政治模型和精神动力学等不同视角的理论工具。依据这些研究视角所提出的假设将按照需要加以运用。诚然，这样一种多视角的研究方式看上去一定会稍欠精致，但在作者看来，它对分析国际冲突本质和过程提供的真知灼见，已远远弥补了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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