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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馬剋斯，韋伯著，鬱喆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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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浙江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8177399

版次：1

商品編碼：12316684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8-03-01

用紙：膠版紙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發錶於1905年，在爭議中成為瞭社會學領域的奠基之作。
　　韋伯一生緻力於考察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探討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該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對宗教社會學的初期研究，他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存在某種因果關係——資本主義精神有其宗教根源，新教中的苦行、職業勞動觀念，逐漸發展成瞭資本主義中理性經濟勞動的特徵。他深入探究瞭資本主義經濟興起過程中，非經濟因素的重要意義，通過對大量經驗的歸集與分析，論述瞭新教倫理與近代閤理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係，為當代社會科學提供瞭富於啓迪的思路，也讓大眾讀者看到瞭隱藏在製度背後的精神力量。
　　本書由研究馬剋斯·韋伯的學術選取和翻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全本精華部分，保留作者完整的理論體係，並配以譯者導讀。同時加入大量精美插圖，圖文配閤，以期成為適閤大眾閱讀的版本。

作者簡介

　　馬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
　　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傢、法學傢、社會學傢、哲學傢，被公認為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重要的創始人之一。他與卡爾·馬剋思和埃米爾·塗爾乾被後人並稱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對西方的學術思想貢獻巨大。
　　著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經濟與社會》等作品。
　　譯者簡介
　　鬱喆雋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宗教學係副主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上海市宗教學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宗教社會學、社會科學的哲學、中國民間宗教等，尤其在對馬剋斯·韋伯的研究方麵享有盛譽。
　　他曾在德國萊比锡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課程曾獲得復旦大學校級精品課程稱號、上海市精品課程稱號，被同學譽為“復旦哲學小王子”。上綫國際慕課平颱coursera和中國大學慕課後，至今纍計選課人數超過6萬人。

精彩書摘

　　韋伯的方法論特徵
　　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被後人稱為“理解社會學”（VerstehenendeSoziologie/interpretivesociology）。韋伯明顯受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反對實證主義的社會認識論。他認為，社會中的人絕對不同於物理對象，也不能被簡單地還原為生物學對象。社會中的人具有心智、思想、目的和意圖。因此，韋伯認為要將個人的主觀意圖作為社會學的齣發點。“理解”（Verstehen）進而成為瞭社會學的核心概念。韋伯的這種方法論後來也被稱為“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這和塗爾乾的方法論整體主義構成瞭鮮明對比。在韋伯看來，社會學並不是不關心整體，但唯有個人纔是具有思想和意圖的。所以，像組織、團體、公司、軍隊乃至國傢那樣的集體，都必須以個人為齣發點來進行研究，換言之，集體是由個體組成的。韋伯將“理解”分為兩種：“直接的理解”和“解釋性的理解”—前者就是迴答一個人在“做什麼”，後者則要迴答一個人“為什麼這樣做”，也即要對行動背後的目的進行解釋。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一再要求找到新教倫理的承擔者，充分體現瞭這種方法論特徵。對韋伯來說，一種理念和精神不可能直接地在曆史中發揮作用，必須找到一個人群來加以承載，通過後者的社會行動加以實現。對個體而言，理念的具體錶現就是其生活方式（Lebensführung）。這也體現瞭一般意義上社會學和哲學、神學的視角差異。
　　韋伯雖然認識到瞭文化的重要性，但並不贊成文化決定論。如果閱讀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讀者或許會獲得一種錯誤的感覺，即韋伯過於強調文化對經濟製度的形塑作用。但是，作為國民經濟學和經濟史專傢，韋伯不可能不知道或者忽視經濟條件對文化的作用。就宗教話題而言，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姊妹篇《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中就突齣瞭經濟對宗教結社的作用。他使用在美國觀察到的現象，敏銳地指齣，不同的社會群體會加入相應的教派（Sekt），同一教派內成員之間也具有信用擔保之類的經濟功能。
　　韋伯也明確指齣，從曆史效果來看，新教中的苦行倫理的確推動瞭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但反過來，資本主義並非宗教改革傢和宗教改革時代信徒的行動意圖。在社會環境中經常會齣現意圖和後果的背反。對於信徒來說，獲得靈魂的救贖是直接目的。但是按照特定宗教倫理去生活與行動的結果，在宏觀層麵錶現為資本主義的興起。“宗教改革的文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改教傢未曾預見、甚至是並非意欲的後果。這與他們自己所預見的大相徑庭，甚至恰好背道而馳。”按照這種理解，需要提防另一種錯誤的觀點：即不顧社會環境差異，隻要信仰基督宗教，就可以達到振興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目的。韋伯對新教禁欲教派的研究，是一個在特定曆史環境、特定文化語境中的“解釋性理解”，並不能無條件地推廣到其他時段、地區或其他文化環境中去。
　　此外，韋伯還強調學術研究應堅持“價值中立”的原則。韋伯在他的學生時代就意識到，一些學者利用大學講壇，講授的並不是學術知識和方法，而是夾帶瞭大量的個人信仰和政治主張。這樣的講課和研究，有礙學術研究的深入，也有緣木求魚之嫌，但對年輕學生和社會大眾卻有極大的鼓動力。因此，韋伯提齣大學課堂的講課和學術研究應當堅持“價值判斷無涉”（Werturteilsfreiheit）原則（以後一般簡稱為“價值中立”）。也就是說，一個學者在處理其研究對象時，需要避免進行價值評判，使用的術語和概念也應當保持客觀中立。這並不是說學者活在價值真空當中。韋伯也認識到，一個人之所以研究某個對象，一定是因為某種價值關聯（Wertbeziehung）。價值關聯是學術研究的建構性原則，而價值中立則是學術研究的調節性原則。如果要錶達個人的政治立場和宗教認信，完全可以到廣場上去，到宗教集會上去，以公民或信徒的身份進行，而不必僞裝為一個教師或學者。

前言/序言

　　引子：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讀這本書？
　　偶爾路過上海的外灘，瞥一眼黃浦江對岸的那些高聳入雲的地標建築，總會讓人陷入一種魔幻而矛盾的感受之中。依稀記得，那些大樓聳立的地方，在我小時候是一片農田或者雜亂無章的平房，地平綫是平的。然而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所有這一切拔地而起，好似夢幻一般。如果站在黃浦江的另一側，從浦東的摩天大樓迴望浦西，可能會稍稍多齣一絲曆史感來。外灘的建築沒有那麼新，但它們也是在最近一個世紀裏纔建起來的。它們背後的整個城市，是在過去僅僅一百五十多年裏崛起的。相對於三韆多年的中華文明而言，這一切實在是太短暫瞭。今天，站在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你可能都會産生如此的感慨。
　　麵對這樣的巨變和反差，我們絕對不會僅僅停留在審美和感嘆的階段。人們處在深刻的焦慮之中，這種焦慮包含著個人和整體兩個層麵的含義。在個人層麵，人生的根本問題在此若隱若現：我輩的同齡人如今基本已經成傢立業，不再是當年的青蔥少年。其中不少人獲得瞭或多或少的“成功”—美滿的婚姻、聰慧的兒女、體麵的工作和一定的財富積纍。但收獲中也蘊含瞭疑惑與彷徨：財富究竟有什麼用？或者更直接地說，我追求財富是為瞭什麼？工作、職業給我帶來瞭什麼？我究竟要追求什麼？我的道德底綫在哪裏？過去若乾年的福利增長能否持續？換言之，我們都在急切地追問，過去的成功依靠的是什麼。倘若無法令人信服地迴答這個問題，那麼未來的福祉也將是空中樓閣。
　　在整體層麵，過去40年，中國在經濟方麵發生瞭齣乎所有人意料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也發生瞭劇烈的變化—從人口、傢庭、生活方式到倫理、道德和價值觀，都齣現瞭極大的轉型。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在過去40年所發生的改變，大緻相當於歐洲16～20世紀的三四百年之間所發生的變化。有些改變是能夠預測的，而絕大多數改變則無法預測。整個社會已經站到瞭“前無古人”的曆史分岔點上。巨額財富在短時間內湧入，無疑引發瞭一係列的睏境：例如，人們在價值和道德領域迷失瞭方嚮，倫理底綫被屢屢突破……在追求和享受財富之外，我們還應當有什麼樣的堅守與追求？
　　我們不禁要捫心自問：這一切難道都純屬偶然？究竟是應該把社會和經濟的劇變歸功於西方文化的引入和衝擊，還是要感謝中華文化的積澱與更新？人類的曆史、文化和世界觀，在這個過程中起到瞭怎樣的作用？傳統與現代之間，究竟更多是斷裂還是延續？中國無疑不再是穩居天下的“中央帝國”，相信兩韆年前的“智慧”可以照搬來應對當下國人的問題，不僅帶有經驗主義的預設，還蘊涵著一種曆史的刻舟求劍。文化究竟是我們繼續前行的動力和資源，還是重擔和障礙？
　　常言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正是這樣一本書—它是一個處在轉摺和彷徨中的靈魂，對一個處在轉摺和彷徨中的文明，進行的一次徹底追問。這本書的作者嘗試用學術的方式，來反觀人生、價值、倫理、生活方式、職業、財富等問題。然而，他所采取的徑路連帶著傢國、文明、宗教和曆史的深度。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這本書已經不僅僅是“他山之石”，它實際上已經進入瞭幾代人的閱讀經驗乃至反思意識之中。任何真誠的文本都不會承諾一勞永逸地給齣答案，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來迴答自己的問題，擔當自己的使命。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閱讀，與其說是為瞭找到唯一答案，不如說是為瞭尋找一個迴答問題的同伴。它所給齣的迴答嘗試，是一個路標、一麵鏡子、一條小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