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刑法的边界理论研究
论新形势下刑法观念的变革
——以刑法中的人权保护为视角钟勇王昌奎
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与行政法关系辨析
——以无根豆芽案为例夏阳高斌
多元社会的新维度与刑法立法的层次性思维
——一种“双向互动式”新理念的运用陈伟熊波
论刑罚与行政处罚的同质性与择一适用原则赵赤
论法条竞合中特别关系的处断原则夏凯
行政处罚行为的刑事再评价邓德兵
对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中“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界定彭麟添李海蛟
共犯本质论彭德军
试论作用力大小在立功认定中的作用刘桂华
论刑罚执行期间发现漏事实进行数罪并罚存在的不合理性宋兴辉
一般累犯中如何界定刑罚执行完毕时间点
——以前罪为故意和过失犯罪并罚时为视角宋兴辉
“以暴制暴”刑事案件中正当防卫时间的认定
——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视角刘桂华
单位落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风险预警、衔接争议及关节点修复李洁
论司法实践中刑法的解释与运用邱净
下篇刑法的边界实务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唐继红董成帅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适用研究崔建华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限缩解释
——兼对法释〔2017〕10号司法解释第二条之评析胡江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认定研究
——基于91份裁判文书的展开张广超
信用卡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认定
——以将透支信用卡的资金用于正常经营为视角曹忠鲁刘海东李建龙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胡红军胡胜
恶意透支信用卡现金分期业务款项行为认定陈川郭潇
信用卡诈骗犯罪中“两次催收不还”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黄玲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之刑事推定
——以合同诈骗罪为视角陈健严颖婷
连环租车诈骗案件认定问题研究王国平
论合同诈骗罪之司法适用陈健
P2P网络借贷中虚假宣传行为的刑法认定研究胡江黄丽钦
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领域的非法集资行为
——基于中国各大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平台实证分析研究姚子健
互联网金融犯罪之刑法规制探析王远伟
通过“伪基站”发送虚假短信窃取银行卡信息和财产的行为应如何认定李鹏
浅析销售型电信诈骗的认定和规制对策周厚林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及应对策略研究
——以2017年中国裁判文书网212件案例文书为分析样本郭敏杨蜜
非法集资犯罪司法处置的困境及出路
——以重庆法院近三年来的审判实践为样本张波郑旭
骗取贷款罪疑难问题研究崔志鑫
秘密转移他人“支付宝”账户资金行为的定性分析龙燕
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诉求实现若干问题初探郑兴时
审慎认定“事后受贿” 赵长青
论贿赂犯罪数额基础性地位熊明明
职务犯罪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实证分析
——以C市职务犯罪罪犯减假暂为样本庞旭刘召华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实证研究
——以《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背景刘海东陈玮煌郑杰炜
“代购毒品”行为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以重庆市B区检察院为样本赵靖
毒品犯罪案件被告人涉案财物处置问题研究陈其琨陈超
盗窃毒品入罪的立法证成和司法认定方海涛
毒品犯罪案件侦办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实证研究
——以重庆市检察院第W分院辖区内九县区审查逮捕实践为分析样本高蕴嶙
吸毒者持有、运输毒品的司法认定
——从《武汉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展开唐艳周伟印聪
我国未成年人毒品再犯问题之检视胡江邬梦瑶
当前典型毒品犯罪新特点实证分析程天民
“代购毒品”批判王登辉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刑罚适用实证研究
——以2008~2013年6年间HN省审结的判决书为样本查国防赵甫
污染环境犯罪刑法干预姿态检视
——基于两个司法解释的比对分析彭景理
无许可证存放危险废物的行为属于“非法处置”罗倩
污染环境犯罪缓刑适用的实践与规范吴比徐良
浅论环境资源刑事保护的现状及策略范建平刘永棋
购买虚开的“假发票”的司法认定詹文渝张福坤姚振宇
虚假诉讼罪的刑法规制杨晓
统一盗窃、诈骗罪入罪数额之构想彭劲荣
论刑法第306条之妨害作证张涛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疑难问题精解
——以“5·22”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为例李建龙
抢劫罪的双重法益与财产法益双层论
——兼论抢劫罪对象问题陈健炜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认定
——以程某某、王某等抢劫案为切入点王美玉李清芸
刑事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误区王德凡
《刑法》第115条之财产损失的理解与适用詹惟凯
再论“人肉搜索”的刑法规制刘湘廉杨超林
骗取出境证件罪的罪刑缺陷及其重构陈伟张江飞
生产、销售假酒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欧阳海灵
论二次交通事故中交通肇事罪的认定
——以韩某某交通肇事案为例康钦平
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调试与完善路径胡斐斐

前言/序言

序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同民法、行政法等一样，是一门独立的法律，但民法和行政法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而刑法有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呢？对此，我国法学界一直都主张：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因为其他部门法调整的都是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除了较其他部门法更为广泛外（几乎包括所有其他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与其他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并无差别。区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标准不是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而是刑法特有的制裁措施——刑罚肖洪：《刑法的调整对象》，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因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界限问题，也就关系罪与非罪的问题，关系刑法的保护与打击范围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疑惑。大家熟知的天津摆射击摊的老太非法持有枪支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后全国舆论哗然，二审后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内蒙古王力军收购玉米非法经营案，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后经再审改判无罪。2017年在司法界影响最大的山东聊城于欢故意伤害案，一审也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但二审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上述案件，即涉及罪与非罪，也涉及实刑与缓刑、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一审与二审、再审的结果，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刑法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应如何区分刑法与其他法律的适用？如何准确认定犯罪？达到案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当前刑法适用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基于此，我们重庆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召集市内各高等院校、法律研究机构和公、检、法、司、安等司法实务部门的同志对刑法的界限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结集成册，希望对重庆乃至全国的司法办案有所借鉴，让“有罪的人”受到该受的惩罚，让无罪的人不被追究，让每一名人民群众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进程。
我们对刑法界限问题的研究，既有当前刑事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有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如针对当前高度重视被追诉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而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不够的问题，有资深检察官提出，刑法是不是“被追诉人的大宪章”？现有的法律对被追诉人的人权是否有过于强调保护之嫌？遂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和刑法的目的与任务等方面作出分析，强调刑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对被害人的保护同样重要。事实上，由于被追诉人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最直接的当事人，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确保公平公正，我们往往高度重视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但被害人的权利谁来保护？如何保护？被害人精神如何抚慰？经济损失如何得到赔偿或补偿？这无论是在司法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还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操作空间。
在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如何认定恶意透支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透支后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是否都可以认定为不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事审判参考》第1120号案例梁保权、梁博艺信用卡诈骗案撤回起诉案公开后，于是就有观点认为，只要将信用卡透支款项用于合法经营，即使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无力还款，就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而不能认定为恶意透支，也就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许多辩护律师基于此观点，对将透支款项用于合法经营的信用卡诈骗案多做无罪辩护。在实践中，将透支款项用于非法活动的，只是少数，但是否用于合法生产经营就不能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大家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将透支款项用于合法生产经营”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信对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必将有所裨益。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类型案件也层出不穷。如秘密转移他人“支付宝”账户资金行为如何认定？支付宝是当前国内用户占有率较高的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其“简单、安全、快速”的特点让网络支付变得更加普及，但同时也滋生了一系列与平台相关联的犯罪案件，如有的直接转移支付宝账户内资金到自己账户，有的冒用他人支付宝账户进行蚂蚁花呗套现，有的转移账户所绑定银行卡内资金等，行为相似，手段不同，如何从刑法界限的角度来准确定罪，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
此外，在一些常见犯罪中，也存在一些疑难复杂问题，如“事后受贿”定性问题，两次以上交通肇事犯罪中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盗窃罪与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标准倒挂的问题，P2P网络借贷中虚假宣传行为的刑法适用等互联网犯罪问题以及虚假诉讼罪、污染环境犯罪等新罪名的认定问题等的研究，也对刑法界限的认定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希望能够引领大家进行深入的研讨和思考，准确理解刑法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不枉不纵。
虽然本书提供了一些前沿的刑法学理论和当前司法实务中一些疑难复杂案例，但由于本书时间仓促，撰写文章的作者多为一线办案的司法人员，实践经验丰富，理论研究水平难免不足，请多提宝贵意见。
编者
20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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