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与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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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专院校师生，文学、哲学工作者

约翰·R.塞尔的《言语行为》是对语言哲学的一个创新性贡献。随后面世的《表达与意义》着力于发展和完善塞尔在早先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并将其相关应用扩展到其他类型的话语，如隐喻、虚构、指称和间接言语行为。塞尔还对言语行为类型进行了科学分类，探讨了句子意义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本书提出了这些问题中固有的一个更大的话题——大脑意向性的某些基本的言语特征问题，甚至更宽泛地说，是语言哲学与大脑哲学的关系问题。

[这些文章]具有典型的塞尔风格，生动、明了、富有创意。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之后，用含糊其辞的“你应当读读此书”的言语行为是表达不了其中奥妙的，因为“你应当读读此书”的下文很可能就是“要是没有时间就算了”。我是直接发出一个指令：研读此书！

――《社会中的语言》

内容简介

本书是塞尔把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理论研究交织在一起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收入了塞尔对于言语行为理论具有重要推进意义的经典篇章，而且还包含着与文学理论研究具有密切关系的经典论文，无论对更深入地理解言语行为理论还是对文学理论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

约翰·R.塞尔（J.R.Searle），当今世界*著名、*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长期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精彩书评

《表达与意义》收入了一些有关重要话题的论文，具有直截了当、引人入胜的特点。

――约输·麦克多威尔，《伦敦书评》

不出所料，此书非常发人深思。塞尔对细节明察秋毫，但我印象*深的是他的大胆分类和解释，而且他的分析很有条理。此书大大发展了先前的理论。

――布莱恩·劳尔，《哲学评论》

塞尔对隐喻的讨论与本书其他部分一样，内容非常详实，在发展语言行为理论的基础、蕴含和应用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门罗·C.比尔德斯利，《国际哲学研究》

目录

致谢
引言
文章出处
第一章 言外行为分类
第二章 间接言语行为
第三章 虚构性语篇的逻辑状态
第四章 隐喻
第五章 字面意义
第六章 指称与归属性
第七章 言语行为与近期语言学
参考书目
索引

精彩书摘

　　《表达与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II.不同言外行为类型之间的差异类型
　　要对言外行为进行分类，就必须有一个区分不同言外行为类型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在三个不同的句子中区分出哪个是陈述，哪个是预言，哪个是承诺，那么我们秉承的标准是什么？为了提出更高级别的类别，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承诺、预言、陈述等种类之间是如何区分的。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会发现有好几种区分原则，也就是说有好几种类型的差别。正是由于这些差别类型，我们才能断定这个话语的语力不同于那个话语的语力。因此在“言外意指”这个表达方式中，“力”这个隐喻实际具有误导作用，因为这个隐喻暗示着不同的言外之力在一个力的连续体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但实际上有数个曲折的连续体。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问题，是我们弄不清言外动词和言外行为类型的区别。例如我们往往认为只要有两个非同义言外动词，它们就必然代表两种不同的言外行为。在下面的段落中我将说明言外动词和言外行为之间的区别。言外行为是语言的一部分，与某个具体语言是不同的。言外动词总是某个语言（如法语、英语等）的一部分。言外动词的不同对于理解言外行为有很好的帮助作用，但有时不可靠。
　　在我看来，不同的言外行为之间（至少）有12种主要不同，简要列举如下：
　　1.言外行为（类型）目标（或目的）的不同命令的目的是让受话人去做某事。描述的目的是表述（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假的；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是不准确的）事物的状态。承诺的目标或目的是说话人对某种义务的承诺。这些不同与我在言外行为分析中说明的必要条件是一致的。见第三章言语行为（Searle，1969）。
　　最后，我认为必要的条件是形成分类的最佳基础，并将在正文进行说明。我们应当注意到，“目标”或“目的”这个词的目的并不是暗示着下列观点或以下列观点为基础，即每一个言外行为都有一个确定的相关言后意向。对于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最重要的言外行为来说，基本言后意向在定义上与相应动词并无关联，例如陈述和承诺在定义上并非是想在受话人那里产生言后效果。
　　我将某种类型的言外行为目标或目的称为言外之的。言外之的是言外之力的一部分，但不等于言外之力。因此可以这么说：请求的言外之的与命令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受话人去做某事。但言外之力有明显的不同。一般来说，可以认为言外之力是多个因素的结果，而言外之的则只是某一个因素（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个因素）的结果。
　　……

前言/序言

　　自从20世纪初西方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已成为哲学、诗学、美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前沿问题，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角度研究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诗学”亦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领域。尽管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转向，但并没有使“语言学转向”成为历史的遗音，相反，这各种各样的转向都可以从语言学转向找到根据，并使语言学转向在更为深广、更为基础的层面上继续发挥作用。人们对语言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的热情和兴趣，不仅在于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这一重要的思想事件，而且亦由语言本身的性质和地位所致。我们知道，语言既是我们生存的空气又是我们存在的方式，既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又是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既是构成文学的最基本元素，又是文学最直接的存在方式，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理应是文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与诗学》中曾经说：“一个对语言的诗性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学方法所知甚少的文学研究者都同样是不能容忍的不合时宜之人。”雅各布森的这一陈述虽然是在50年前做出的，但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知道，西方文学理论学界，自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把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相结合以来，历经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和后结构主义，以至今天盛行于英美和欧陆各国的文体学、叙事学研究，把语言与文学，语言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的努力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1980年，“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简称PALA）在英国成立，其宗旨就是要推动语言学与诗学的交叉研究。这个学会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学术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年会，并拥有一份国际性的专业刊物《语言与文学》（Languageand Literature）。除《语言与文学》这一会刊外，1972年，由伊顿·特雷弗（Eaton Trevor）创办的《文学语义学》（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也旨在推进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和探索。而近些年来在西方欧美学界兴起的语言与文学、文化之间“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也是运行在这一理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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