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新世纪以来,将不同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并在方法上实现合理性大化,是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亦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必然选择。所谓将不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亦即从某一历史问题向其他相互关联的历史问题延伸,对历史问题作综合考虑,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观照。就古代交通史研究而言,则是充分体现交通本身的关联性,还交通之本来面目,将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互相连接,整体呈现交通之面貌,真正实现从一个门径尽可能整体认识过去的目标。在近十余年来的交通史研究中,不断尝试将交通史与边疆经略、日常社会秩序等议题相互连接,彼此关照。但这一研究亦还只是刚刚起步,其成果综合性程度还是非常有限,只是将交通史与政治史相结合。
《宋代的交通与政治》内各专题对宋代交通、政治多有兼涉。
作者简介
曹家齐,1966年生,江苏丰县人,师从徐规先生和龚延明先生,1997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又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辽金史、中国古代交通史等。著有《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等专著七部,发表《宋代书判拔萃科考》、《宋代身言书判试行废考论》、《宋朝皇帝与朝臣的信息博弈》等论文九十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自序
交通史料与研究回顾
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
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
地方志与域外汉籍:揭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
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以唐宋道路和驿传问题研究为中心
地理形势与交通路线
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南北差距之形成且恒久未变之原因的一种解释
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
南宋定都临安府对严州之影响
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
宋境通西夏道路新考
驿传设置与文书传递
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
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
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对外交往与交通行政
余靖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考议——兼说北宋仁宗朝廷对契丹之态度
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熙宁内诸司及其行政秩序——以参与接待成寻的御药院和客省为中心之考察
宋朝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大理国使入宋问题新探——关于熙宁九年后大理贡使“不常来”及政和入宋路线变化原因之考察
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
海外贸易与宋代广州城市文化
后记
前言/序言
对于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如何研究历史,是经常被问到及需要不断作出解释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亦正是历史研究认识论中难以回避、不得不阐说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几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却是众说纷纭,仁智各异。
对于什么是历史,尽管解释不一,但历史并非真实的过去,而是对于过去的记录和描述,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若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定义,历史归根结底就是记录或描述者(或可称撰写者)站在一定立场上,为着一定的目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述。因此,古今中外便从没有一部史书是对过去进行的公正、客观和完整的记录与描述。对历史作如此定义,似乎会令人丧失对历史之兴趣并怀疑历史研究的价值。然而细想一下即可明白,正因为历史历来如此,历史研究才更具有其魅力和意义。如果历史所记俱为公正、完整、客观之事,则人人皆可凭之了解真实的过去,便不需要所谓历史学家了。正因为历史知识撰述者站在一定立场,为着一定的目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述,而非对过去完整、客观的表达,才需要有人从学术的立场,通过符合学理和专业的方法,剥除重重障碍,去伪存真,帮助人们认识过去。此便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存在价值。
既然是认识过去,便会涉及到为什么研究历史的问题。此更是见解不一之问题。古今中外之历史人物各据立场和诉求表达对这一问题之认识,但深具现实关怀的功利意识无不贯彻其中。如中国历史上孔子编《春秋》明是非,是为尊天子,抑诸侯;司马迁撰《史记》,是继孑L子《春秋》之作,欲让汉朝据之承弊易变;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为标举名节,整饬道德;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为“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梁启超则提出“史学救国”的口号。在西方,现实的功利意识同样亦是对历史学功能的主流诉求。如作为英国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课程”教材的英国当代史家约翰·托什(JohnTosh)所著《史学导论》,在谈到历史学功用时,虽不明确给出答案,却仍是把历史学的用途解释为“一个有关各种可能性的清单”,并认为人们不仅可以“从熟悉的历史中获得教益”,还可以在直面痛苦时把历史学“作为疗伤的手段”。当然,在西方亦有极端的观点认为不可能从历史学中获得任何教益,而排斥历史学,这同样亦是立足于现实的功用而讨论研究历史之目的。鉴于对历史学功能认识的多种分歧,学者们力图寻求对此问题最为稳妥、最无可争议的表述。从人们理解现在皆是取决于对过去之认识阐释历史学之功用或即如此。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汉唐间的物质流动与权力结构》 导言: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汉代与唐代这两个中国古代辉煌王朝在长达近千年间的物质性流动——特别是商品、技术与人口的跨区域交换——是如何深刻塑造其内部权力结构、边疆治理模式以及对外关系格局的。我们着眼于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这一宏大命题,但并非仅仅将之视为商贸通道,而是将其视为理解帝国运作机制的活态实验室。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实物证据、官方史料中隐晦的记录以及地方志中零散的记载进行交叉比对和细致的文本分析,我们试图构建一幅关于古代帝国如何通过对交通节点的控制、对流通物项的规制以及对流动人群的管理来实现其政治合法性与军事威慑力的立体图景。 第一章:汉代帝国的物质扩张与边疆的“内向化” 汉代,特别是西汉,其核心动力之一在于对“河西走廊”的持续控制。本章首先考察张骞凿空西域后,帝国在资源调配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我们发现,与传统认知中丝绸之路纯粹的经济利益驱动不同,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对匈奴的战略优势,这涉及对特定战略物资(如马匹、玉石、战略性金属)的垄断性获取。 通过对敦煌、玉门关遗址出土的汉简(如肩水金关简牍)的重新解读,我们发现,在行政管理层面,边郡的物资调拨清单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不仅有官方的“贡调”,更有大量由国家直接组织或间接资助的屯田移民带来的地方性副产品。这种“官方主导下的市场化”模式,形成了早期帝国交通网络的独特形态。本章详细分析了长城沿线烽燧系统与驿站网络的相互支撑关系,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与中央财政的压力是如何逐步将边疆地带纳入一个高度依赖中央输血的“内向型”政治经济循环之中。当中央集权力量衰退时,这种依赖性如何迅速导致边疆防御体系的瓦解。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的碎片化与“地方性”贸易网络的重塑 汉朝的崩溃并未使物质流动完全中断,而是导致了流动模式的深刻转型。本章聚焦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分裂时期,探讨了在政权更迭频繁的背景下,交通线路如何被“碎片化”,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地方性权力中心。 我们不再关注统一的帝国体系,转而研究不同政权(如曹魏、东晋、北魏)对既有交通干线的继承、改造与弃用。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其交通体系深受游牧文化的影响,对传统的汉地水陆交通网络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通过对北方出土的窖藏文物(如金银器和钱币组合)的区域性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民族政权在资源获取上的“偏好差异”。 本章特别关注了佛教的兴盛与交通网络的关联。佛教寺院往往成为重要的物质集散地和信息交换节点,其跨区域的传播活动,在客观上维持了部分东西交流的生命力,但这种流动往往是“宗教优先”的,而非纯粹的“国家治理优先”。 第三章:唐代帝国的“全面开放”与交通的制度化管理 唐代是物质流动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但这种繁荣的基础是对前代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性总结。本章的核心论点是:唐代的交通管理从汉代的“军事控制导向”转变为“安全与税收并重”的制度化管理。 我们详细分析了唐代“驿传制度”的完善,包括陆路驿站、水路递铺以及专门的“急脚子”制度的建立。通过梳理《唐律疏议》中对交通违规(如私设驿站、盗用公文、超限运输)的惩罚条款,可以窥见国家对交通秩序的精细化管控意图。 对外贸易方面,本书将重点分析长安、洛阳、扬州、广州这四大都会在物质流通网络中的功能差异。扬州作为大运河的关键枢纽,其经济的繁荣与否,直接反映了江南地区向北方输送漕粮、丝绸等战略物资的效率。我们利用海关记录(如果能找到相应佐证,此处需谨慎处理,或侧重于海外贸易的记录)和地方志,重建了唐代“朝贡贸易”与“民间商贸”之间的张力与共存关系。唐帝国对“胡商”的容纳并非无条件的,其背后是对其携带的物质财富、技术以及对边疆稳定的潜在影响的权衡。 第四章:交通节点与权力辐射:以“安西都护府”和“河西五郡”为例 本章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聚焦于帝国的核心交通走廊——河西走廊及其西段延伸线——来论证交通节点的战略价值。河西五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帝国向西辐射文化与技术的“物质转换站”。 我们考察了这些地区在物资上如何实现“自给自足”与“对外输送”的平衡。屯田制度在河西走廊的实践,是帝国将农业生产力嵌入交通轴线上的重要尝试。这种模式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帝国在西域的长期驻军能力。 此外,本章还探讨了交通的非物质流动——信息流和人才流——对权力辐射的影响。沿途的寺院、军镇、商队,都是信息的传递者,他们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构成了帝国控制力的“弹性”。当信息传递失真或滞后时,交通的物理畅通并不能等同于政治的有效治理。 结论:物质流通的张力与古代帝国的韧性 本书总结道,汉唐两代的交通与物质流动,是理解其政治运作逻辑的关键切入点。汉代侧重于“防御性扩张”和对战略物资的集中控制;而唐代则发展出更为成熟和开放的“制度化管理体系”,试图在开放中实现对物质流动的最大程度的制度性吸纳。 物质的流动,无论是丝绸、茶叶还是马匹,都不仅仅是经济符号,它们是权力调动的载体,是军事供给的保障,是文化交流的媒介。帝国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这些物质流动的组织能力和控制密度。当交通线上的节点因战乱或自然灾害而断裂时,帝国的政治结构也随之松动。通过对这两大盛世交通体系的比较研究,我们得以更深刻地认识古代大帝国在维持其广袤疆域和复杂社会结构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面对的永恒挑战。
坦白说,我对市面上许多标榜“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往往持保留态度,它们总喜欢用一些空泛的词汇来描绘“时代精神”,却常常忽略了那些支撑起时代运转的微观实体。因此,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更为扎实、近乎“技术性”的视角来看待宋代的政治结构。我尤其关注书中是否会涉及宋代对“基础设施”的官方管理模式。比如,朝廷是如何选拔和任用那些负责水利工程、桥梁修缮的官员的?他们的考核标准是什么?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因为未能按时完成上级交代的筑路或疏浚任务而受到降职,这种行政问责机制在宋代是如何运作的?我更希望看到一些关于“非官方”交通网络的研究,比如商帮、僧侣或士人阶层利用私人关系和秘密路线进行的物资流通和信息传递,这些“灰色地带”的交通活动,对朝廷的管控能力构成了何种挑战或补充?如果书中能够通过具体的案例,比如某次大规模赈灾中,交通系统的响应速度与官员的政治前途之间的微妙关联,那无疑会极大地增强历史的真实感和可读性。毕竟,政治从来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权力游戏,它深深植根于那些泥泞的道路、繁忙的码头和精准的里程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