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岱古钱新解》其探索研究的重点自然是集中在海岱区域。是书不但对海岱的钱币文化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同时也做了一些横向的比较研究，对山左先秦古国的历史也都有所涉及，从而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也会启迪读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
　　20世纪60年代在益都（今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中出土海贝3790余枚，这是除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6880多枚之外，数量*多的一次。齐、鲁为西周新封到海岱区域的诸侯国，齐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铸造流通形体较大的刀币，后期还铸行过方孔圆钱，但墓葬中仍大量出现随葬的实物货币海贝，以及各种不同材质的仿制贝类；鲁国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赏赐海贝和金属块的记载，说明当时社会尽管已经诞生了金属铸币，但贝还如以前一样继续使用。薛国据称是夏代奚仲之后，在考古发掘的数百座商代薛国墓葬中，几乎均随葬海贝，这在国内同时期的墓葬中亦属较为少见的现象。莒乃老牌的东夷古国，文献称之为少嗥之后，考古证明莒文化尤为发达，尤其在春秋时期，莒与齐、鲁在海岱区域形成鼎足三分的格局，但是迄今尚未发现莒国铸行金属货币的资料，或以为莒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所谓齐明刀铭范，是莒国铸造货币的遗留。
　　秦汉时期，海岱区域的货币文化仍称发达，西汉初年临淄为齐国，《汉书·高五王传》载主父偃进言汉武帝云：“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而在临淄发现多处汉代铸造钱币的作坊遗址，充分证明此地经济和钱币文化的发达。还有先秦时期的其他城邑，尽管其社会地位因行政区划统辖发生变化，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发达的城市，其商业贸易、经济发达的地位有的仍继续保留，诸如即墨、城阳、东平陵、剧、平阳、滕、薛等历史名城，则往往发现铸造钱币的铭范。

作者简介

　　孙敬明，字泉，号辰生，1952年11月生于山东省潍县南孙公社东北孙村（今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东北孙村）。先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后于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主办全国古文字讲师研究班结业。1993年被评为山东省文博界*年轻之研究员；1995年始为市级拔尖人才，连续三届；1996年始受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至今。曾先后任潍坊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近数十年以云水淡薄之操，谢却冗务，蛰居十笏园知松堂，潜心攻读，其尝谓：“东厢房三间，门前青松一株，坐拥书城，清静惬意，终日与古人游，耳闻松风涛韵，稽考三代之上，时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慨！”并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博系统高评委、山东大学兼职教授、烟台大学兼职教授及硕士生导师、山东省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
　　其积数十年之功，致力于古文字、古兵器、古钱币、古国史与古文明以及区域文化专题研究，立足齐鲁，面向全国，以坚实的文物考古资料为基础，与古文字、古文献和民俗资料相结合，奉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去探讨相关问题。迄今已发表论文250余篇，出版专著9部，获得国家、省社会科学成果奖57项。现正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BF052）“陈介祺研究”与省部级课题，进行金石学与考古研究。

序一
序二
序三
海岱区域钱币文化考古通览
山东古国货贝分域研究
考古发现与齐币探索——铸造、流通两论
试论环渤海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刀币
刀币蠡测
从货币流通看海洋文化在齐国经济重心之发展形成中的作用——论临淄、海阳、临沂出土的大批货币
由重大考古发现看齐国盐业与货币流通——兼释圜钱“賹”字
潍坊新出齐币与研究
齐币研究论略
齐币类览
齐明刀释地补征
齐刀一则
齐币偶札
齐钱三笺
考古新得齐燕泉讯三则跋
齐币形制之比较研究及影响
齐鲁货币文化比较研究
齐刀辨伪举例
鲁泉摭谈
莒城铸币作坊及相关问题
莒国货币文化初探
莒故城燕下都刀币铭范比较研究
薛贝初探
山东商周薛齐曾邾古国散见贝币摭谈
春秋战国邢邑货币铸造与流通
山东两汉墓葬出土钱币及相关问题研究
山左金石学与钱币学述略
王懿荣与潍县金石学界之交游
《李佐贤生平著述考》序
附录
《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后记
《潍坊古代文化通论》后记
《潍水集》后记
孙敬明著作简目
后记

精彩书摘

　　《海岱古钱新解》：
　　一、新石器时代货币起源探析
　　所谓“海岱”区域，乃是先秦时期理想的行政区划概念，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称日：“海岱惟青州……潍淄其道。”蔡沈注云：“青州之域，东北至海，西南距岱。”大致相当于今泰山到黄海、渤海之间的区域。而今天结合考古发现数十万年连绵发展延续的文化共性与特点，历史上所谓的“海岱”区域，应该大致包涵今山东省行政区域所统辖范围，或其西南、西和西北部有所出入。当然，我们所谓的“海岱”区域，应该是一个既以历史地理范畴所大致框定的区域，同时又依据考古发现的文化共性所勾画的区域轮廓。文化区域随时代而变化，有时甚至变化极大，而我们所大致划定的范畴，应该略当于战国时期齐国最大的疆域范围。
　　大致早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广仁、邵望平伉俪即提出“海岱历史文化区”的观点，他们提到《城子崖》报告序言称：“凡此一切都给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就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同时还提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中所谓之黄炎、东夷与苗蛮集团，以及蒙文通《古史甄微》中关于江汉、河洛与海岱民族的划分。并且在以上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新见，认为海岱区域“自公元前四千年间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区。称其为‘海岱历史文化区’较之‘东夷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更觉恰当一些”①。我们认为这是历史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对“海岱历史文化区”最好的诠释。
　　（一）考古所见家猪随葬与货币起源的关系
　　尽管海岱区域人类文化的肇始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但是关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相互交换生活所需品的证据，迄今尚未清楚。依据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之间相与交换的行为应是与生俱来。尽管推论如此，但事实依据还必须得从考古资料实证谈起。迄今所见可供做探讨的相关考古资料，这显然已经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了。1959年秋，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发掘宁阳县堡头大汶口、龙山文化以及商代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有多座随葬猪头的例证，并且各墓随葬的数量有差距，多者14个，一般三五个，少者1个，同时还有兽头、龟等。此时每座墓葬随葬品的数量已经产生大的差距，大型墓随葬品多达160余件，而且异常精致；中型墓随葬品则三四十件；小墓则一两件，或者没有。由随葬大量人工饲养的家猪来看，说明当时该地的家畜尤其家猪的养殖业已较为发达。社会氏族公社成员之间已经存在明显的贫富差别；同时社会的自然分工已经普遍存在，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应已较为普遍。②1961年夏，发掘滕县岗上村大汶口文化墓葬8座，其中4座随葬猪头或猪骨，Ml、M2猪头骨均随葬在墓主足部；其余墓葬因全部或局部破坏，起初是否也随葬猪头、猪骨，已难清楚，但是，用家猪随葬的情况与宁阳大汶口遗址大致相似。③1962年秋，发掘曲阜西夏侯遗址11座墓葬，其中3座墓均随葬1个猪头，还有M3随葬猪牙、猪肩胛骨等；其中两座墓猪头随葬在墓主足或腿部。④1976年秋冬发掘诸城呈子遗址墓葬99座，其中一期12座，二期87座。二期墓葬有用猪随葬现象，其中用猪下颌骨随葬的8例，均为大型墓葬，有的墓葬随葬猪下颌骨或13块、或7块、或5块，而以4块者为多见。主持发掘者杜在忠先生当时即指出：“大型墓葬中用多量猪下颌骨随葬，反映出畜牧业的发展。这时氏族内部的手工业有了重大发展……尤其像薄胎高柄杯、罍等胎薄如蛋壳，黝黑发亮，造型优美，是制陶业高度发达的代表作。但是这类器物已无多大实用价值，只是少数氏族显贵的一种奢侈品。这反映了当时制陶业不仅能成批生产一般生活器皿，也开始了为少数人特需品的生产。这样的生产水平必然要由制陶经验的专门家族来承担，他们的产品已不仅是为本氏族的需要，可能以商品交换为目的了。”⑤1980年冬，北京大学会同烟台地区文管会、长岛县博物馆联合对长岛史前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砣矶岛大口遗址发掘了龙山文化墓葬，其中M4出土一件极为精美的蛋壳陶双层杯。严文明先生指出：“最精彩的是大口村M4那件有壳有胆的双层杯，做工精细，造型大方，花纹雅致，同潍坊姚官庄所出土几乎完全相同……这一时期一些最精美的物品是否直接来自大陆，固然是个疑问，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一般的陶器肯定是在本地烧制的，因为在店子就有当时烧制陶器的窑场。对于其他的东西恐怕也可以这样说：一方面自己生产，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又有广泛的交流，包括岛与岛间的交流以及海岛与大陆的交流。”⑥1960年初发掘的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较多蛋壳陶杯，研究者指出：“从姚官庄龙山文化的手工业生产状况分析，制陶，无疑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因为只有拥有技术熟练的陶工，专门从事制陶业，方能制作出像蛋壳陶那样精致的产品和形状多样的生活用具。”⑦
　　……

前言/序言

　　孙敬明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钱币学家。他在家乡潍坊从事文物考古近四十年，对家乡的人文历史，了如指掌，每每谈及，如数家珍。他虽立足齐鲁，却不忘面向全国，以考古与古文字、古钱币、古兵器的研究相结合，对海岱区域考古与历史文化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孙敬明新著《海岱古钱新解》，其探索研究的重点自然是集中在海岱区域。是书不但对海岱的钱币文化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同时也做了一些横向的比较研究，对山左先秦古国的历史也都有所涉及，从而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也会启迪读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
　　20世纪60年代在益都（今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中出土海贝3790余枚，这是除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6880多枚之外，数量最多的一次。齐、鲁为西周新封到海岱区域的诸侯国，齐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铸造流通形体较大的刀币，后期还铸行过方孔圆钱，但墓葬中仍大量出现随葬的实物货币海贝，以及各种不同材质的仿制贝类；鲁国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赏赐海贝和金属块的记载，说明当时社会尽管已经诞生了金属铸币，但贝还如以前一样继续使用。薛国据称是夏代奚仲之后，在考古发掘的数百座商代薛国墓葬中，几乎均随葬海贝，这在国内同时期的墓葬中亦属较为少见的现象。莒乃老牌的东夷古国，文献称之为少嗥之后，考古证明莒文化尤为发达，尤其在春秋时期，莒与齐、鲁在海岱区域形成鼎足三分的格局，但是迄今尚未发现莒国铸行金属货币的资料，或以为莒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所谓齐明刀铭范，是莒国铸造货币的遗留。
　　秦汉时期，海岱区域的货币文化仍称发达，西汉初年临淄为齐国，《汉书·高五王传》载主父偃进言汉武帝云：“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而在临淄发现多处汉代铸造钱币的作坊遗址，充分证明此地经济和钱币文化的发达。还有先秦时期的其他城邑，尽管其社会地位因行政区划统辖发生变化，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发达的城市，其商业贸易、经济发达的地位有的仍继续保留，诸如即墨、城阳、东平陵、剧、平阳、滕、薛等历史名城，则往往发现铸造钱币的铭范。
　　我在《文物》1981年第3期发表的《安阳殷墟出土贝化初探》，就是运用考古新发现来探索早期货币历史的。如今，从区域考古的角度来探索地方钱币文化，已经成为大家习惯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如中原的洛阳、邯郸等地已有专著，东部的齐国、北部的燕国也有了专著，这些都是充分利用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来开展钱币研究的成功范例，敬明先生的《海岱古钱新解》更是锦上添花，这些成功的实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代的钱币学研究，尤其是古钱学研究，离不开科学考古发掘的新成果，离不开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讨古代中国的钱币文化，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三十年前，我有幸代表中国钱币学会参加了山东钱币学会的成立大会，在那次会上结识了敬明先生。此后，他每每来京，常到我处坐坐，我去齐鲁，也常有和他叙谈的机会。山东钱币学会成立三十年，也是我俩相识三十年的纪念。今先生为庆祝山东钱币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专著新书《海岱古钱新解》祝贺，约我为之序，我理应尽绵薄之力，为之呐喊。谨此，草成小稿，权作引玉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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