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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宜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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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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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61024

版次：1

商品编码：12288473

包装：平装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16

字数：450000

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中华有数千年建国史，就有数千年警事史，它与中华军事史、中华法制史同等辉煌。一部“中华警事史”的成功构建，将为今天的警史研究与中华警学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学术与史实支撑，也将为世界警事史的充实与完善提供丰厚的知识支撑。

本书旨在系统梳理中华警事史，历叙中华治安管理、安全禁卫与惩治犯罪的警事变迁，阐述中华传统警事文化、警事制度、警事实务、警事力量的构成，探讨历代警事之“政府管治、基层自治、民众自律”的历史沿革，从而为中华警事史搭建一个学术框架。

作者简介

江山宜人，本名陈鸿彝，亦名陈洪宜，江苏泰州人。1981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先后执教于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文学系。长期从事古典文学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中华法治史话》《中华交通史话》等。

精彩书摘

二、世界警事史的发展脉络

研究中华警事史，首先当然要知道世界警事的发展脉络；而把握“Politics（警察）”一词的词义沿革，便不失为一个简易的路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英语的“Politics”来自古希腊语的“Polis”，它本身就有一个漫长的词义发展过程，是由“卫城—城邦—城邦政治”向着“国家政治—警治—警察”演变的；而每一段进程也都可以用相应的古汉语词汇去表述：因为中华历代警事语汇中，不乏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

1. Polis

在荷马史诗中，这个名词指的是古希腊的“城堡”“卫城”，是相对于Demos（乡郊）而言的，指一种有城防设施的、专供族群安全聚居的建筑与建筑群。后来，人们用它来指称“城邦”，这就带上了“国家”的义素。这与中国上古话语中的“国、城、都、邦”等词头是一个层级上的意思：先秦时，“国”就等于“城”、等于“邦”，国人就是城里人，攻城就是攻国，迁城就是迁国，城防就是国防，建新城就是立新国，而“国务活动”中自然包括警事——城邑的公共秩序管理——在内。

2. Polites

指“城邦国家之男性公民”，他们要承担“执干戈以卫邦国”的义务；而妇女、未成年人、奴隶、野外人、外邦人等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没有公民权）。中国先秦时期，也有“国人（住在城区的成年男人）”的概念。“国人”有权知政、议政、参政、执政；有权统治野人、鄙人（住在郊野、边远地区的人，多为被征服被奴役者），有权役使氓、隶、仆、役、臣、妾，其法律地位受到“王法”的保护，它隐含着“警事管理主体”的义素。故先秦“国人”一词大致可以表述古希腊“Polites”（公民）一词的意涵；但“国人”概念并不笼统地排斥妇女，也并不排斥外籍人士。（即“客卿”，甚至还要设法召诱、吸引外国人。）

3. Politeia

指公民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城邦政治”，这就具有了“国家政治管理、国家治安事业”的义素。它包括宗教裁判、礼俗裁判、道德裁判、经济裁判以至行政裁判、法律裁判、军事裁判在内。这大体与中国诸子百家文中的“政治”“礼治”“治安”“治国平天下”之类说法相一致。汉初贾谊的《治安策》、唐代的《贞观政要》、明代海瑞《治安疏》中所用的“国政”“理化”“治理”“治安”等词，与“Politeia”处在文明发展的同一个历史位阶上，其核心义素都是“治”。在这里，警事的“专责”意涵得到了强调。

4. Politikos

指治理城邦的人及其一切活动，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行政管理在内，因而会有“国家警事”与“宗教警事”之别。必须说明的是：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5—16 世纪）里，宗教警事凌驾一切，由教皇、教会、神甫、教徒担当警事职能。这与中国历代世俗政治的“国家警事”有本质区别。他们虚张“神权”，力推“神治”，中国人倒是强调“民本”而主张“人治”的，也就更加重视世俗行政管理中的警事行为，注意警事力量的组合。唐宋文献中便批量性地出现了督察、巡察、巡徼、警巡、巡检、巡捕、警备、稽察等专业术语。今天看来，唐宋的“人治”毕竟比罗马教皇的“神治”创造了更高更广泛更持久的社会文明。历史已经证明：中西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在四千年长跑中，中方一直处于上风。

顺及：有人用西方近世的“法治”来批中国古代的“人治”，是颠倒了历史发展的先后历程。这是世界警事史上应予特别调整的话题。

5. Politics

到了16 世纪之后，西欧逐渐走出了“中世纪”，工商业城市兴盛起来，西欧名城威尼斯、汉堡、巴黎、伦敦等城，由15 世纪的一两万人口向着一二十万人口的规模发展，社会秩序的管理任务越来越繁重，于是“Politics”的业务日渐突出出来，其地位也就空前提升了。到19 世纪中叶，德意志帝国颁布“警察法”，将一切世俗的行政、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内容统纳入“Politics”，仅仅把教会行政排除在外，这一点在西欧是一项历史进步。因为作为国家机器的政府、法律、军队、警察、监狱……都以“暴力”为依托，故他们把“警察”与“暴力”直接挂钩，这也是“警察国家”的由来。从语质上考察，“Politics” 大致可以用汉语“警治”一词来对译。

1829 年，英国出现了以公权力为依托的“Politics”组织，当时曾虽有“准部队”的说法，但不能将它与武装部队混为一谈。随着近代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发育与成长，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相继从“Politics”概念中分离出去，经过法德美俄等国的警事变革，特别是20 世纪中期以后，“Politics（警察）”这才明晰了它的现当代意涵。然而，即使在此时，仍然有一些欧洲国家直接承袭并扩张“Politics 即一切国家政务”的传统理解，干脆凭借警察力量去实施专横政治，建立起一种暴力集权体制，译称为“警察国家”。当年的普鲁士与奥地利便是这样的国家。总之，直到“二战”以后，“警察”概念才真的具备了它的现代内涵，用于指称国家依法组建的警事力量。在中华，警事权从未凌驾于行政权之上，中国始终实行“政教分离”；这是中华警事史的最大亮点。近世西方“警察国家”“暴力机器”之类的理论或作法虽也曾被引入中国，但始终未能沁入人心，未能与中华传统警事理念实现正态对接，未能获得民众自发的实践支撑，这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应予关注的方面，不可人云亦云。

回溯了拉丁语“Politics”演变史之后，人们用同样的制度文化的发展进程来反观中国的制度文明史，自然会发现：古代中国具有更丰富、更有价值的警事实践与理论，有待人们去认识，去梳理，去评价。比如在群体安全管理、人口有序管理、生产秩序管理的治安警事上；在禁卫、守卫、随卫、护卫、防火、防盗、防奸、防暴、防毒等安全警事中；在巡逻、侦查、缉捕、审讯、监理、看管等刑审警事中，早已形成了独具体系的中华警治理念、警巡制度、警事立法、警事模式、警事功效；改善并护卫了民族、社会、国家的安宁有序、进步发展的生存环境；进而形成了执行警事的有组织力量——警事主体。这个警事主体是从“全民为警”向着组建专责、专职警事队伍逐步递进而来的。中华警事与中华军事、中华法制联体共生，且更贴近民生，更具有后发势头。

西欧的近代警察制度是18 世纪开创并完善的，它长期占据世界近代警史研究的核心位置，其学术体系自然享有独特的地位，但它绝不是世界警史的全部。然而，目前警界、学界的流行看法和作法，却是把“西欧近代警察制度”唯一化、模式化，以之裁度世界各地有无“警察”；拿西欧一隅的近代警察制度之创建冒充为全人类整个“警察史”（包括“警事史”）的起源，误认为伦敦警察问世之前，“世界无警”“中国无警”。正因为这种误解的存在与误导，使中国警史的整体性宏观研究严重缺位。如果说西欧中心论者这么看，是出于他们的傲慢和对东方制度文明的无知与蔑视，那么，中国人也这么学舌，就没有道理了。

三、中华警事文化有丰厚的历史积淀

中华国家警事与国家机器相伴而生，它通过国家行政网络及其安全执法力量去实施。它注重立法，注重制度建设，注重建定良性社会秩序，注重塑造遵纪守法自律自为的国民。其基本形态是先秦时期发轫、秦汉时期成型、宋元时期得到长足发展、明清时期高度成熟的中华“国家警事”。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持续发展的生命密码，其历史功能使西欧中世纪实施千年的天主教“宗教警事”无法望其项背。

本书即重点讲述中华古代“国家警事”的发展轨迹：早在西周，就形成了明晰的刑与禁、罪与罚、警戒与预防的系列性警事理念；提出了“慎狱恤刑，奖惩并用”的法治原则；它早早地走出了全球通行的“神断神判”“同态复仇”“等价复仇”“血亲复仇”“司法决斗”等普世法则，比从《旧约》到《罗马法》的同态复仇论与只惩不奖的法制理念更为健全，使维护法纪的事业登上了理性台阶，这是走在世界立法思想的前列的。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更开发了安全禁卫、治安管理与刑事执法三大最主要的警事领域；中华本土已开始配套的警事活动，诸如督察、稽查、巡察、巡徼、巡逻、警巡、军巡、检验、戒严、警戒、警备、警卫、守卫、随卫、护卫等，每一个相继问世的警事语汇都凝结着丰厚的历史内涵，都通向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在此，是毋庸拾人牙慧的。

本期诸子百家对国家警事的理性思考，更具有超前的指导意义。肯定人的价值，是警事的出发点和归宿。《荀子· 王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生命），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智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重视生命，因而要管好生命，护好生命，这是出发点。《荀子· 强国》曰：“莫贵乎生，莫乐乎安。”重视生命，就要满足生命的基本要求，保证其温饱，保证其安全，这应该是警事的核心任务。《荀子· 君道》曰：“法者，治之端也。”它把“法”与“治”紧密地联系起来；《左传· 宣十二年》曰：“军卫不撤，警也。”它把“警”与“军”“卫”密切联系起来。这么看来，先秦人已经抓住了警事的要害：通过法律与警力，谋求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安宁。任何把“警事”与“民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想法与作法，都应该受到批判与抵制。这一切，在世界警事思想史和中国警事思想史上，都应该占有突出的位置。

从秦代起，我国发展出国家警事：从朝廷的太尉、卫尉、中尉到地方的都尉、郡尉、县尉，再到基层的里甲、亭啬夫等有组织力量，便是国家警事成型的标志；构成了世界警事史上的第一个覆盖全国的专责警事网络；国家警事力量接受各级行首长的节制，但业务上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预先防止了“警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的弊端。作为国家警事的法源《秦律》等，强力地调节了社会各层面的政治法律关系。秦政府依律开展了受理、登录、缉捕、审讯、勘验、搜查、法医检验、封存、惩处等警事活动，且都有文书记录，具法律效力。汉代形成了国家警事的良性管理范型，为国家警事积累了十分丰厚的经验。

汉人明确了德主刑辅、教而后诛的警事原则，向民众灌输守法向善、警事自律的理念，确保了社会面的总体稳定；其时的巡逻、蹲守、耳目、灰线、钩稽、盯梢、登录、记籍、警备、戒严等警事方式方法，至今仍为中外警界所共用。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固的良性“国家警事管理范型”。这样形成的“国家警事管理范型”，确保了中华民族的长存不断、衰而又起，连三国两晋南北朝那样全局规模上的数百年大动乱都未能使其中断！它型塑了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强有力地发挥出警事的组织功能、凝聚功能、护卫功能。

六朝时期，进入中原的周边民族与原住民一起，在同一个警事管理范型之中，型塑出中华民族共同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形态。如果说最好最强的警事是能让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迅速康复，那么，世间恐怕再无比六朝警事还能经受长期复杂而残酷的考验的了。同期的罗马帝国，竟然经不住北蛮的一次盲目扫荡，便彻底崩溃，倒退到旧石器时代去了，“中世纪黑暗”历时千年之久。相比之下，秦汉的国家警事之功效何等强大，不言而喻。

隋唐时代，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中华法治文明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华法系为警事权提供了法源，治安与禁卫得以全面铺开，并着力培育基层社会“警事自治”与公众“警事自律”的良性民风。隋唐律法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为特征，适应了庞大中华社会综合管理、刑礼道迭相为用的客观需要；依法行事的中华警事，有效地捍卫了世界一流的盛唐文明，这是中华国家警事的又一亮点。同时，中华警事又走向境外，使东方各国大受其益。

宋辽金元更进入“中华警事史”的枢纽期、更新期。宋辽首创了世界最早的巡检、都巡检、警巡院、厢公事所的专职警事机构，还有了军巡铺、防隅巡警、消防队的队伍组建，明确了从警者的职官品级、薪俸，警事权责、勤务设施以及奖惩、培训各方面的法规、条例，使中华警事走上规范化自主自觉之路，这是同期全球绝无仅有的国家警事力量。如果世界上有人堪称“警队之父” 的话，那么，除了首倡组建警巡院的辽人耶律重元之外，中外无人可当。

到了明清时代，在京师禁卫、要害护卫与城市治安、地方治安、行业管理、涉外管理、刑事执法……各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与细化，其侦缉、狱审、监管的措施空前严密，而且还在不断更新。明人首创了罢工罢市、游行示威等和平合法斗争手段，知识分子集体干政，集会结社，有的还办起了乡社，出现民众“警事自理”的苗头。清政府则动用体制内外的力量深度介入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严控民间思想舆论走向，严控社会团体的有组织活动，在传统警事理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句话，明清之国家警事在每一个领域都有系统性的建树，理应在古代世界警事史上独占一席。在纪元前后各两三千年的长跑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华国家警事，其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力量配置、业务模式、行事风格，既丰富多样，又一以贯中华警事史话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