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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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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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ISBN:9787509840917
版次:1
商品编码:1228247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2
字数:27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陈独秀在上海》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研究书系之一,书稿共十章,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经过第1次国共合作最后成为中国托派领袖,对于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作了认真详细的记述,对于了解陈独秀生平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他又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逝世后70多年,对他的评价一直争论不休。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陈独秀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经此出境,五度东渡到日本进行学习和考察,接触了西方的先进文化。
  《陈独秀在上海》对于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作了认真详细的记述。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要救亡,先启蒙
二、主笔《国民日日报》
三、改造国民性
四、创办《新青年》
五、“后来责任,端在青年”

第二章 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二、投身工运实践
三、在上海首先建党
四、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
五、推动各地建党
六、缺席中共一大的中央局书记
七、对错误思潮的批判

第三章 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一、一大留下的遗憾
二、首次提出《对于时局的主张》
三、主持召开中共二大
四、制定第一部党章
五、“拒绝朱德入党”的一场公案
六、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入侵
七、同胡适在政治上决裂,但私人友谊永存

第四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激流中
一、对党内合作态度的转变
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
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四、“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五、帮助国民党改组

第五章 推动国民会议运动
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二、上海成为国民会议运动的中心
三、发展与评价
四、“毫不妥协”与“尽力忍耐”
五、主持召开中共四大

第六章 领导五卅运动
一、二月罢工成为反帝风暴的前奏
二、五卅运动的兴起
三、斗争策略的制定与应用
四、对五卅运动的总结

第七章 “三次大让步”的真相
一、站不住脚的“政治上的大让步”
二、布勃诺夫的妥协导致“军事上的大让步”
三、鲍罗廷的退让导致“党务上的大让步”

第八章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烽火中
一、直面工运低潮
二、两次未成的起义
三、领衔组建特委
四、创建市民的政权

第九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前后
一、签署《汪陈宣言》
二、主持召开中共五大
三、重返上海
四、拒绝赴苏参加中共六大
五、痛失爱子
六、“中东路事件”的风波

第十章 中国托派领袖
一、转向托洛茨基派
二、被开除党籍
三、对大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
四、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
五、声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六、最后一次被捕
结束语

精彩书摘

  《陈独秀在上海》: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从天津回到上海。他在上海公开发表谈话说:“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表明陈独秀认为学生力量实在太薄弱,必须要依靠工人阶级。北京缺乏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1919年“六三”后,上海工人阶级发挥过巨大的战斗力,表现了新的觉醒。于是陈独秀就在上海开始了工人运动的启蒙运动,并以工人运动的基地——上海,作为全国的建党中心。
  2月27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首先成立于北京,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17人曾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陈捐洋30元。现在又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一时都纷纷成立工读互助团,但过了不久,全都失败了。
  29日,江苏省教育会请陈独秀演讲教育问题,陈独秀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主观主义,是教师只知道以“自己做本位”,“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进去。应当以学生为本位”。形式主义的毛病,是“只重外面好看”,不讲内容。
  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不久,孙中山就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亲笔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
  4月21日,他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不久,陈独秀的演讲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了劳苦工人。
  1920年4月间,陈独秀搬进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幢房子是柏文蔚让给他的。老渔阳里2号是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多平方米。这里就是陈独秀的住处,是《新青年》的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也是中共一大之后第一届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宣传的是民主主义,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现在宣传社会主义,他自觉地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认为最高的觉悟是阶级觉悟。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陈独秀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把他刚刚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给工人。他在1920年1月就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劝说“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象《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他还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
  给工人办刊物,首先需要了解工人,调查当时上海的一些工会团体。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1920年3月,他“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第7卷第5号还发表了《本志特别预告》:“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六年美国芝加哥大会议决八小时底运动胜利纪念日,后来每逢此日,欧美各国劳动界,常有盛大的纪念活动。本志……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
  《劳动节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劳动节纪念号》内容丰富新颖,共约400页,相当原来一期篇幅的两倍多。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的题字,其中有9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张玉堂“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刘光典“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工人的题字和照片刊登在举国闻名的大型刊物《新青年》上越发显得光彩夺目。
  ……

前言/序言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他又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逝世后70多年,对他的评价一直争论不休。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和金融中心。在投入思想启蒙和开展民主革命的宏图大业中,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独秀这位安徽人,与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发生了长期的、深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海既是他的得意之地,也是他的伤心之地。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长江边上的安庆。少年时期的他,就耳闻处于长江口的上海。1897年德国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他身居安庆,心怀天下,每时每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密切注视着列强侵华的动向及意图。就在这一年的岁末,面对祖国所临危局,他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已散失)、《扬子汀形势论略》两篇军事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指出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为此而心急万分,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陈独秀向清王朝提出了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希望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该文共7000余字,引经据典,从古到今,娓娓道来。从长江上游的四川直到下游的上海吴淞口,对江水的走向、缓急、深浅以及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一一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并依据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
  他特别重视长江口——上海的江防设施,因为最早的帝国主义侵略是从海上来的。他认为吴淞口处虽然有吴淞、南石塘两炮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在最紧要之处“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所以,“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航路,再“切力整顿”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既扼”南航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遏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至大敌当前,方有把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江口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使人感叹的是,年仅18岁的陈独秀竟然对长江水文及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早年陈独秀虽然未曾到过上海,但他对这里的地理情况十分清楚,对这里的军事防务也颇有研究,对上海周边的主要地点均有详尽论述。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陈独秀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经此出境,五度东渡到日本进行学习和考察,接触了西方的先进文化。
  1903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协助章士钊编辑著名的《国民日日报》,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1904年初,陈独秀离开上海返回家乡安庆再转芜湖,开始创办《安徽俗话报》。该报的社址虽在芜湖,但每期稿件均由陈独秀在芜湖编好寄往上海,由与他熟识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后寄回芜湖发行。在编《安徽俗话报》期间,他还到上海,参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蔡元培、黄兴等人研制炸弹、组织暗杀和武装起义等活动,失败后再返芜湖继续办报。
  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开始了。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猛攻。他认为《新青年》只要花十年八年功夫,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结果还不到一半时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领导并亲自参与了五四运动,公然在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结果被逮捕、坐牢。出狱后,他的思想更加激进。1920年他回到上海,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第一个党章,提出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民选的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但是没几天,全副武装的蒋介石就杀到了上海。他踌躇满志地提出要和蒋介石决斗,但是共产国际却命令他千方百计避免与国民党和北伐军发生冲突。为了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缓和同国民党的矛盾,他与汪精卫联名发表了《汪陈宣言》,《汪陈宣言》发表后,陈独秀即离沪赴汉。接着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陈独秀在蒋介石到上海之前,就发出了警告,警惕蒋介石叛变革命;蒋介石到上海后,他又提出要与蒋介石决斗,四一二政变后却有人指责他麻痹了革命者的斗志,使广大群众丧失了革命警惕,使大批革命同志倒在血泊之中。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又回到上海,他的两个儿子(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和许多亲密战友都在上海倒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无限悲愤的他,欲哭无泪。然而他却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在上海被开除了党籍。一顶顶沉重的帽子戴在他头上,而且不允许他辩解,这是他最悲惨的时刻。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738个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一小部分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命令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监督下贯彻执行。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他在上海统一了中国的托派组织,走上了另一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1932年10月15日,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此前在上海他曾被捕过两次)。19日夜,在全副武装的军警押解下,陈独秀被送往南京,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上海——这个令他感慨万千的繁华大都市。
《陈独秀在上海》 第一章:时代的风云与个人的崛起 上海,这座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急速崛起的东方大都会,汇聚了中国的希望、矛盾与变革的洪流。租界林立,商贾云集,思想碰撞,革命暗流涌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一个来自安徽的青年才俊,怀揣着改造中国的理想,踏上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土地。 陈独秀的早年经历,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他自幼聪慧,博览群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却又不拘泥于故步自封。在那个国门初开、西学东渐的时代,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思想火花。留日期间,他接触了西方政治学说、社会思潮,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渴望愈发强烈。回国后,他曾短暂参与辛亥革命,但很快发现,推翻帝制只是第一步,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思想的启蒙和制度的革新。 上海,成为陈独秀实现抱负的绝佳舞台。他深知,任何思想的传播都离不开有效的媒介。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报刊杂志。他深谙文字的力量,懂得如何用犀利的笔触、深刻的见解,唤醒沉睡的国民。在上海,他开始了他的报刊事业,尝试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新思想、新文化注入到时代的血脉之中。 他早期的办报经历,充满了艰辛与探索。资金的匮乏、审查的压力、同道的质疑,都曾是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然而,陈独秀从未因此退缩。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坚贞不移。他不断地学习、思考、实践,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他开始关注社会现实,批判封建腐朽,倡导科学民主,为中国的思想解放事业播撒下第一粒种子。 在上海,陈独秀并非孤军奋战。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文学家、教育家、革命家。他们共同构成了上海思想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围坐在一起,畅谈国是,辩论思想,点燃着革命的火花。陈独秀的个人魅力、他的思想深度,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追随他。他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他的言论,更是成为了无数青年人学习和讨论的焦点。 第二章: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旧的文化传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新的思想潮流也在不断涌入。在这个关键时刻,陈独秀挺身而出,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组织者。 “新文化运动”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深刻反思国家命运后,一次自觉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他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而这种改变,首先需要一场文化的革命。 在上海,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这本杂志,宛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迅速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专制、旧礼教、旧道德,提倡白话文,鼓励个性解放,倡导妇女解放。这在当时保守的社会环境中,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改革。 《新青年》的出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保守派人士对它口诛笔伐,认为它“离经叛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然而,进步的青年却被它所吸引,视其为指引方向的明灯。陈独秀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深刻的洞察力,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张。 他主张“打倒孔家店”,并非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价值,而是批判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压抑人性发展的封建糟粕。他强调“个性解放”,是希望打破传统宗法制度对个体的束缚,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他倡导“普及白话文”,是为了让文字能够真正地反映生活,使知识能够更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从而打破知识精英对文化的垄断。 陈独秀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不仅在思想上引领了潮流,更在实践上推动了变革。他鼓励青年人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质疑旧观念。他支持文学革命,提倡新诗、新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关注妇女解放,呼吁男女平等,为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贡献了力量。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在这里组织了各种文化沙龙、讲座、集会,汇聚了当时最活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们共同探讨中国的前途,交流思想,激荡智慧。《新青年》杂志成为了他们思想交流的平台,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陈独秀本人,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无数青年人景仰的对象。他的正直、他的勇敢、他的才华、他的执着,都深深地打动着人们。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行动者。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着他所倡导的思想,为中国的文化革新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第三章:从新文化到新政治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得陈独秀和他的同仁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仅仅依靠文化的革新,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政治领域,寻求更直接、更有效的变革途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逐渐被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从中看到了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 在上海,陈独秀与一批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他们通过小范围的聚会、研读、讨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陈独秀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迅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并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1920年,在陈独秀的主导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生活,也从一个文化启蒙者,转向了一个更具政治色彩的革命家。 在上海的这一时期,陈独秀的生活依然充满着忙碌与艰辛。他既要继续领导《新青年》的出版,传播新思想,又要秘密地组织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他频繁地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进行联系,指导他们开展工作。他奔波于上海的街头巷尾,为革命事业四处奔走。 他的住所,成为了许多革命者聚集的场所。夜晚,常常灯火通明,低语声此起彼伏。他在这里会见同志,研究策略,部署工作。他的家中,总是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和报纸。他的生活,简单而朴素,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他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他的这些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需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因此,他非常重视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并积极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工人罢工,为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而斗争。 在上海的这段经历,是陈独秀人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他从一个思想家,成功地转型为一个革命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名字,也从此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四章:思想的激荡与个体的选择 陈独秀在上海的岁月,不仅仅是思想的传播和政治的组织,更是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一次次抉择。他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坚定的信念,在上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新青年》的创刊和发展,是陈独秀在上海最显著的贡献之一。这本杂志不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是陈独秀个人思想成熟的标志。他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具有开创性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文学、教育等方面的观点。他的思想,既有对西方先进思想的吸收,又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察。 他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对于“个性解放”的倡导,对于“科学民主”的追求,都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他并非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更是打破了传统文坛的陈规,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为陈独秀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探讨国家的前途,交流思想,相互启迪。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都曾与陈独秀有过深入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这种思想的激荡,不仅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也丰富了陈独秀自身的思想内涵。 然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新文化启蒙,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再到创建中国共产党,他的政治道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在上海,他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工作,并在党的早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深知,中国的革命,必须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工农大众,并积极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他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解,都在上海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当然,陈独秀在上海的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勇于承担责任。他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华,在时代的洪流中书写了自己的传奇。 尽管后来陈独秀的政治道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他在上海所倡导的新思想、所推动的文化革新、所奠定的政治基础,都为中国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陈独秀在上海》,不仅仅是一个人名和地点的简单组合,它更是一个时代印记,一段历史的回声。它记录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如何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以他的智慧、他的勇气、他的坚持,点燃了变革的火种,为中国的未来,播撒下希望的种子。他的故事,依然能够给后人带来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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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陈独秀在上海》这本书,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平静。与其说这是一本历史传记,不如说是一次沉浸式的上海历史体验。作者在考据方面下足了功夫,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严谨。但最让我惊叹的是,他能将如此繁杂的历史信息,梳理得井井有条,并且用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我尤其被那些细节打动,例如书中描述陈独秀在上海租界里穿着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的外国人擦肩而过时的那种复杂心情,又或是他与当时文人墨客在咖啡馆里的思想碰撞。这些生动的片段,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陈独秀,一个在时代巨变中不断探索、反思的知识分子。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更是关于一个时代,一个城市。它让我重新审视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以及它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人物的鲜活性,是我在这本书中最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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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上海》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惊喜在于其叙事的新颖性。我原本以为会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但读起来却颇具故事性。作者并没有采用流水账式的叙述,而是将陈独秀在上海的经历,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件和场景串联起来。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比如陈独秀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犹豫、痛苦,以及他与当时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互动和思想交锋。这些细节的呈现,让陈独秀这个人物变得更加立体和真实。同时,作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刻画也相当到位,从它的繁华到它的阴暗,从它的包容到它的矛盾,都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历史人物并非是标签化的符号,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感、欲望和挣扎。这种 pendekatan,让我对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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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上海》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原本对那个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了解不多,抱着学习的态度去读,结果却被深深吸引。作者在梳理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段经历时,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深入剖析了他当时的思想转变和决策过程。这种“为什么”的追问,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我看到了陈独秀如何在上海这个大熔炉中,吸收各种新思潮,又如何将它们转化为自己的行动。书中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的描绘,也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很多时候,历史人物的决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以及思想演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本书就很好地展现了这种“在特定情境下的选择”,让我不再用简单的好坏来评判历史人物,而是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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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上海》这本书,我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才读完。说实话,刚开始拿到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以为会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充斥着各种历史名词和理论分析。但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作者在叙述上非常巧妙,将陈独秀这个历史人物的个人经历与那个风云变幻的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尤其喜欢作者对当时上海社会氛围的刻画,那种新旧思想交织、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书里对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些重要活动,比如创办《新青年》、参与早期工人运动的描述,都非常生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陈独秀塑造成一个高高在上的“革命导师”,而是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困惑,甚至有时也会犯错。这种“人性化”的处理,让这个历史人物变得更加鲜活、 relatable,也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仿佛也置身于那个激荡的年代,感受着历史变革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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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陈独秀在上海》这本书,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历史并非遥不可及,它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他不仅描绘了陈独秀作为一位思想家、革命家的宏大轨迹,更关注了他作为一个人,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细节。我能想象到,在那些昏黄的灯光下,他在租界的小巷里思考,在热闹的码头上观察,在简陋的屋子里写作。这些零散却真实的画面,构建了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而且,作者巧妙地将陈独秀的个人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让我看到了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本书也让我反思,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以及个体是如何被时代浪潮所裹挟,又如何试图去影响它。读这本书,就像是与一位历史人物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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