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权力与政治：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论集/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论丛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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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道义、权力与政治：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论集/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论丛》由10篇论文组成。在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研究方面，作者林存光认为，应认真对待、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现代多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之优良治理及其思想多元、文化多样之事实问题，同时努力追寻和探究既和而不同而又求同存异的人类共同生活之道，就像儒家历来所强调的那样，必须首先能够做到诚意慎独即“审慎地独在”，然后才能努力去“修己以安人”。

作者简介

　　林存光，1966年生，山东济宁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主要从事中国儒学史、儒教中国问题研究、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代表性著作（含独著、合著和主编）主要有：《儒教中国的形成——早期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儒家式政治文明及其现代转向》、《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研究》、《孔子评传》、《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孔子新论》、《中国古典和谐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研究》、《政治的境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秦汉卷）等，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1项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

目录

总序
一、道的追求者：孔、老思想的一致与歧异
（一）问题的提出
（二）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儒、道异同
（三）孔、老思想的异同：更进一步的对比分析

二、孔子的士人君子之学及其政治意涵
（一）士人君子之学：孔子之学之教之道的根本
（二）孔子士人君子之学的独特含义
（三）孔子士人君子之学的历史意义

三、先秦儒家的道义论与参与式政治理念
（一）先秦儒家的道义论
（二）先秦儒家的参与式政治理念

四、天人之际的政治思考——《易传》政治哲学论纲
（一）“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思维方式及其政治含义
（二）阴阳结构化的思维架构与人伦关系秩序
（三）人类文明与圣贤之治

五、德性与制度——先秦古典儒家的德性、秩序与制度理念
（一）关于概念含义之辨析与界定
（二）修齐治平：创建一种美好的人类社会和共同体生活秩序
（三）何谓德治与法治?

六、评估权力：汉代儒学复兴的政治文化意蕴
（一）儒学文化地位在战国秦汉之际的演变
（二）儒学与政治：从分化疏离到整合互动的制度化
（三）评估权力：更进一步的阐释

七、自我与政治：儒学范式的两个维度及其历史转换-
（一）古典儒学范式的思维取向
（二）汉宋儒学范式的思维偏向
（三）儒学思维范式的现代转向

八、义理、权势与政治——二程兄弟的政治哲学论纲
（一）问题之分际与辨析
（二）天理体认与政治思考的融贯一体之学
（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政治义理学的思维向度
（四）人性本善与民本政治：以人民为目的的协作性事业

九、观念与体制背反的历史生存悖论——“官本位”的政治文化解读
（一）“官本位”是与“民本位”相对应的一种说法
（二）“官本位”无其名却有其实
（三）体制与观念、理想与现实背反下的官僚政治
（四）如何走出“官本位”的困境

十、节制权力 仰望真理——基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之视角和帝制中国之历史的反思
（一）在道与真理之间：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差异
（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之多维视野中的道与权力
（三）权力与真理关系的意识形态分析
（四）节制权力，仰望真理
附录 儒家视域中的政治与政治儒学
后记

精彩书摘

　　《道义、权力与政治：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论集/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论丛》：
　　3.尊贤与选举
　　如上文所言，孔子儒家的制度理念不仅重视由亲属组成的血缘共同体和由邻里组成的地缘共同体所共同形构和塑造的伦理生活秩序，赋予其重要的根源性意义，而且，更由讲学活动而发展出了一种由师生友谊结成的“道”的共同体或精神共同体，对孔子儒家来讲，它具有不同于上述两类共同体的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有教无类”的原则使由师生友谊结成的精神共同体超越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和束缚，“超越”不等于完全否定，但却意味着至少能够部分克服血缘和地缘两类共同体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因为由师生友谊结成的精神共同体事实上也就是由共同学习、讲论、切磋和渐磨道义、涵养德性的士人君子共同结成的“道”的共同体，而士之为士，君子之为君子，他们所关注和从事的乃是超越家庭、宗族和乡党的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公共性事务与人类性事业，正所谓“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而士之次者才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又或者“凡所以贵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说苑·贵德》），而唯士君子“以德致位”才能引领天下国家走向太平大治。正唯如此，尽管孔子“有教无类”的开放性讲学活动和“因材施教”的私学教育事业，并不以培养政治人才为唯一目的①，孔子儒家对于入仕与为政、仕与学、士与仕之间的关系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②，但不管怎样，孔子儒家之讲学及由此而结成的士人君子的精神共同体实则具有一种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在一个变乱的时代承担起了为实现天下国家之优良治理或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目标而培养和输送维持社会风教之仁德贤能的士人君子或治国理政之政治领袖人才的重要功能。然而，它却需要另外一种重要的政治激励机制和制度即尊贤与选举与之相配而行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并作为一种文化性的制度而得到更好的维持和存续。
　　《礼记·礼运》篇尝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与”与“举”通，即举荐之意，故所谓“选贤与能”，也就是“选贤举能”或“选贤任能”的意思，而且认为这是有道之世、天下为公时代实行的一种理想而优良的政治制度。具体言之，孔子认为，一种优良的治理或好的政治，必须由在位的士人君子来引领人们向善，故他一方面希望执政当权者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必须先正己而后正人，故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另一方面则建议执政当权者“举贤才”（《论语·子路》）以治，因为唯有举用正直贤德之人才能使人民劝服，故日，“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另如《中庸》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孟子亦日：“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与孔子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即一方面在家庭伦理领域教人以孝悌仁爱之道，而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事务领域强调应以尊贤、亲贤为大、为先、为急。因为唯有形成一种“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或“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激励机制，才能吸引“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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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及其意义具有错综复杂的多维面向，儒学发生、成长、演化的历史绝非一种单线发展的过程，儒教或儒家文化的传统也绝非是“一种单一的信念或一套统一的实践”，因此，对儒家思想、儒学、儒教或儒家文化及其意义的任何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教条式解读，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严重的误读和曲解。
　　儒家一定是关切个人德性修养的，也一定是关切政治和公共治理的。在儒家的视域中，修己与安人、正己与化人、内圣与外王实则是一体两面而密不可分的问题，尽管在历史上某一时期的儒者或是偏重于外王学的政事功业，或是偏重于内圣学的心性修养，但是，诚如杜维明先生所说，“完全不关切政治的儒家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完全不关切德性修养的儒家也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信如有的学者所言，“传统儒学的特色”正“在于它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实践诉求。然而，近代以来，在遭遇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在经受现代中国学者无情蔑弃与激烈抨击的冲刷和洗礼之后，尽管当下儒学复兴的呼声正日趋强劲，但迄今为止，儒学的文化身份与价值定位可以说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富有争议的难题。
　　曾经有学者断言，由于“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儒家建制”，“自辛亥革命以来便迅速地崩溃了”乃至一去不复返了，故而“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认清了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的是，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恐怕已经一去不复返，而“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力”。然而，断言或宣称现代儒学为“游魂”，并非如一般人所误解的那样，是对儒学死亡的宣判或诅咒，而只是说传统“建制化的儒学”已成为历史，但“‘魂’即是‘精神’，从传统建制中游离出来之后，儒学的精神可能反而在自由中获得了新生”，乃至在今天“一味诅咒儒学或完全无视于它的存在恐怕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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