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他从荆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起步，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万历首辅、神宗皇帝老师以及明朝中兴的奠基人。
张居正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但是，为了推行改革措施，张居正也曾经使用过不光彩的手段，其个人生活也难说检点。生前，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死后，却被剥夺谥号，查抄家产，祸及子孙。而否定了张居正改革成果的大明帝国，也走向了灭亡之路。
阅读本书，读者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王朝的著名改革家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对传主所置身的那个时代有更清醒的认识与反思。本书不仅有突出的学术成就与研究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

朱东润（1986—1988）
原名朱世溱，江苏泰兴人，明代福建巡抚、督师抗击荷兰侵略者的朱一冯之裔孙。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曾留学英国伦敦，对西方传记文学有深入的研究。
朱东润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传记作品。他不仅描写了这些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过人物经历展现出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因此被称为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代表作《张居正大传》写于1941年，是中国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精彩书评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于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黄仁宇
在张居正那里，大火就是清凉界。他是以这样的气概，这样的穿透精神，这样的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他不但以赫赫威势弹压群臣，强力推进改革，而且还以道与皇室展开激烈博弈。
——马立诚
张居正变法，这场后世看上去很美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密室阴谋、排斥异己、陷害政敌等种种丑恶的东西，这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面目。要以不光明的、甚至厚黑的手段，去建立光明的、伟大的事业，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他们无可选择。
——十年砍柴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当年明月

序言
隆庆、万历的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张氏世系表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休假三年
第四章再投入政治旋涡
第五章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大政变
第八章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尾声

精彩书摘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岁时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的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的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的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个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之下，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跟他说：“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的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对答如流，因此更加讨得皇后的欢心。皇后和贵妃之间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但是当陈皇后看到李贵妃的知礼和皇太子的聪明，心里也平静下来，皇太子的稚弱的心里正在逐渐意识到政治的作用。
隆庆六年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月穆宗命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祸变来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上不断地歪动，［1］显然这是中风。内监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居正也抢前去扶。在大众诚惶诚恐当中，穆宗入宫。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的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内监冯保宣诏：
“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惨淡的景象。看见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况他们是裕王府中的讲官，六年以来的内阁大臣！但乾清宫不是他们痛哭的地方。高拱、张居正含了满眶的热泪，和正在呜咽的高仪叩了头，回到内阁，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们在内阁里痛哭。高拱号啕地嚷着：“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他越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
穆宗逝世以后，政治上跃起一个新兴的势力，这就是冯保。冯保在世宗朝已经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极，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但是因为高拱反对，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结下了不解之仇。明朝的政治本来充满了弹性，因此司礼监的职权没有确定的范围。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妻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掌理章奏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照阁票批朱，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2］，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朱”的事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则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明史?职官志》［3］称“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在明代政制里，这正是变态中之常态。武宗时候，司礼监刘瑾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皇帝的机要秘书可以随时邀集亲友，同参国政，更是变态中的大变。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间，刘瑾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刘瑾失败以后，武宗下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一概如旧，其实只是对于这三年中刘瑾的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子神宗即位，这十五天，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的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的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的支持，这一个策划实现了［4］，但是实现的时间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5］，《胡涍传》［6］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的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这个策划的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而履行发表的手续。

前言/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发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的《张魏公行状》、黄幹的《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绝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但是他的伟大的领域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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