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涵芬书坊016：我与你》：
　　不，因果必然性决不能威逼人，因为正是人给“它”之世界带来火种。在健康的人生时代，信心从充溢精神的人中奔泻而出，泽润全体人类；相遇、现时惠临一切人，甚而最顽冥不化者。它或是自然降临，或是假手本能，或是微妙呈现，而人也皆以种种不同方式而领悟“你”。精神赋畀人信念与希望。
　　然而在病恹时代，“你”之世界不再若洪流涌向“它”之世界，浸润万有。人孤立无援，焦渴难熬，沼地恶魔征服了他。对象世界不再转成现时，人不得不承受它，故而不得不屈从它。通行无阻的因果性恶性膨胀，直至演变为宰割一切，窒息一切的宿命。
　　每一包容多民族的伟大文化都筑居于本原的相遇，植根于对“你”的响应回答，发端于精神之真性活动。此活动因代代相袭的共同努力而增强光大，它据此而于精神中创设出一文化所特有的宇宙观；人的宇宙，人的家园必从它领有存在的可能性。仅在这样的时代，人对其灵魂的伟力才具有坚定信心，才能根据其特定空间观念而营造神明的居所，人类的家园，才能让圣乐神诗充溢动荡飘浮的时间，才能创立人类社会。首先有人在此生的积极活动，历经沧桑，践行真性，进入关系，而后有人的自由与创造。倘若文化不再参与生机盎然、时时更新的关系进程，则它将僵死在“它”之世界，而孤独之精神仅能偶尔以其绚灿作为穿透世界之重重阻障。从此，那先前无力侵犯精神宇宙观的因果律顿时姿行无忌，成为傲睨万物，宰制宇宙的宿命。在此以前，睿智慧明，君临万有的命运与宇宙的意义息息相通，挟制着因果，但现在却沉沦为无意义之厄运灾星，受制于因果。羯磨于古人乃是大慈大悲，因为我们在此生的作为将在来生中振拔我们，使我们飞升至更高境界；但它现在却被当作了专制暴君，因为我们无从知悉的前世罪孽强使我们身陷此生难逃的囹圄。在此以前，天穹因道而成，充盈意义，必然性的枢轴依附于它绚烂光华的穹顶，但现在却是无意义的浮星滥施淫威，把执苍昱。在此以前，我们只需虔心遵从“天道”，也即“人道”，便可心怀自由而栖居于命运设造，但现在，无论我们有何作为，我们总得承担世界的僵死重负，领受异在于精神的宿命。获救的渴念滚滚翻腾，万般努力终难遂愿，直至有人学会了如何摆脱生死轮回，直至有人把落人异在力量之手的灵魂置于上帝之子的自由而拯救了它，由此使渴念缓缓平息下来。如此的功业产生于新的相遇，转成实在的相遇；如此的功业发端于人对“你”之新的响应，决定命运的响应。在践行这种趋向“中心”的真性活动时，一文化可被另一浸润于真性活动之光辉的文化所取代，但也可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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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马丁·布伯（1878-1965）是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其学说对于20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大英百科全书》马丁·布伯条），因而被视为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希尔普主编的《当代哲学家文库》：《马丁·布伯的哲学》）。
　　我不敢贸然断定这位宗教哲学大师的名字在我国知识界中目前还鲜为人知。不过，几年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偶然翻阅到《我与你》时，我的确不知道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是西方闻名遐迩的经典著述。令我深为叹服且促使我立即着手移译的，乃是该书所蕴含的独特深邃的思想及其异常优美的文笔。
　　这当然应归咎于我的孤陋寡闻，但细想之后，我感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研究西方文化者在其哲学上着力极多，而能深谙其宗教哲学者却为数寥寥，其中的复杂原因几句话难以说清楚。海外学者唐君毅最反对关于中国人缺乏超越感、宗教感的说法，我倒觉得此种说法不无道理，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超越感的含义。近年来，东西方文化之争又成了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沸沸扬扬，大有无人不谈文化，无处不论文化的势头。我于西学、中学皆不通，对此自然不敢妄加评说。只是有一点需要指出来：要讨论某种文化，至少得把它的内容、源流弄清楚，进入它，理解它，体悟它，把握其真精神。可惜的是，这场文化之争从一开始便缺少一种公允的态度。梁漱溟把黑格尔、柏格森之流的思想看作为西方精神的表征，这已经是偏执至极，但陈独秀、胡适等人又何曾真正摆脱了“西方崇物质，中国尚精神”的浅薄谬见，何曾能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底蕴根处。这两年的争论不仅没有克服以往的纰缪，反而还添上了其他毛病（连中学也未必通）。
　　西方文化植根于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理性主义。要使文化之争不至于演变成一出闹剧，我们必得对渊源于希伯来精神的西方宗教哲学做一番透彻的研究。如果这种看法确有道理，那么《我与你》的翻译与出版便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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