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普蕾的爱恨生死》：
　　第一章天赋异禀
　　音乐天赋很可能在人一出生就自然展现出来；音乐是天生且内在的东西，它几乎不需要从无到有的滋养，也不需要来自生活的任何体验。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神童现象一直是奇迹的来源。倘若不揣测神童的才华有赖于神的眷顾（歌德就是这么猜测的），人们还真无法解释神童幼小时的超凡才华来自何方，例如莫扎特。在莫扎特一生中，聪颖早慧无疑是他成熟期灵感创作的先兆。不过，神童展示其早熟的精湛技艺，常常让人赞叹不已；等到这些神童长大成人后，总难免让人们早先的期望变失望。一名小音乐家，唯有其创作天赋融人精准的直觉感知，并凭借体悟深刻情感的能力而得到丰富时，才有可能成就超凡脱俗的一生。
　　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音乐天赋早早就显露了出来，他描述过神童充满激情的内心世界与受限的生活经验之间奇特的失衡情境：“我是个孩子，却懂得很多，体会到十分丰富的情感，但这绝对不是学来的！我感悟到生活中的悲情，感受到抛弃、丰富与提升等情感，但在外在世界里，我并没有经历过这类情感遭遇。”。梅纽因后来深有感悟地这么说，视自己这种情感上的早慧多少也局限了他自己早年的演奏发挥。成长成为一名艺术家，就意味着要将这些直觉情感与真实生活的体验结合起来，这是神童青春萌动期一段必经且艰难的自我提升历程。
　　杰奎琳·杜普蕾十六岁时才开始自己的公开演奏——与大多数神童相比，算是起步较晚的了。尽管如此，杰奎琳的音乐天赋很早就显露了出来，在她身上，是内心世界的丰富情感，而不是早慧的精湛琴艺，确定了她的天赋异禀。杜普蕾的母亲爱丽斯·杜普蕾仍记得，杰姬四岁那年，头一回得到一把大提琴——那是一把全尺寸的“大家伙”——小杰姬兴奋得高声嚷道，“噢，妈妈，我太喜欢我的大提琴啦”。爱丽斯听在耳朵里，警觉到这么一句小孩话已饱含着“强烈而丰富的情感”，不由心感震惊，隐隐觉得自家这小女儿将会终生投入到对音乐和大提琴的热爱之中。也的确是爱丽斯的功劳，是她即刻慧眼辨识出小杰姬的不同寻常，与此同时，作为母亲，她时时在意且呵护有加，小心培育着自家这个小女儿，颇有节奏地让小杰姬的才华逐渐崭露头角。
　　实际上，杜普蕾相对较晚才亮相音乐演奏会，杜普蕾家人和老师对杜普蕾崭露头角的时机选择是有过一番权衡的，这是部分原因所在。再就是，英国人向来不推崇向公众推销小音乐家的做法。与梅纽因儿时登台大获成功的演奏生涯十分不同，乔治·马尔科姆，英格兰出生的钢琴家和大键琴家，就记得自己曾遭遇过刻意阻拦、不准演出的艰难境况。虽然马尔科姆的父母和老师很早就发觉小马尔科姆的音乐才华，但并不想翻版他们看在眼里的那类外界明目张胆盘剥神童的现象，比如，还是小男孩的梅纽因，乔治的同龄人，就不得不承受这么一种盘剥。
　　英国人讨厌过度推销神童做法的态度，与欧洲大陆积极推销神童秀的传统恰好相反。爱丽斯·杜普蕾乐于再三说道这么一件逸事：很可能因为英国人与欧洲大陆人的这种差异，一次，在大提琴大师帕布罗·卡萨尔斯的采尔马特大师班的一堂课上，年仅十五岁的杰姬激情四射地精彩演绎了圣桑的《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卡萨尔斯这位大师竟然没猜出杰姬其实是地道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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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文/朱伟

杜普蕾（Jacqueling du Pre，1945—1987）是一个爱乐人绕不过去的伤感名字。一个金发飘飘的大提琴演奏家，演奏生涯却非常短暂：从16岁，1961年3月1日在伦敦维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由她母亲操办首演音乐会，到1973年确诊患多发性硬化症无法再抬臂拉琴，仅短短十二年时间，如天使折断了翅膀。而这十二年，她又似乎冲刺般走完了别的演奏家用二十多年所走的道路，大提琴经典曲目基本都留下了录音。这样的迅捷耀目与迅捷谢幕，带给人感伤。大家都将英国作曲家埃尔加（Edward William Elgar，1857—1934）《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的悲惋，将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埃尔加这首大提琴协奏曲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后，完成于1919年。作为一个战争目击者，埃尔加目睹了战争中朋友的死亡；更痛心于许多朋友，在战争中成为彼此杀戮的敌人。这首协奏曲，按埃尔加自己的说法，是表达一种生活态度的。什么态度呢？告别。它被称为他的“战争安魂曲”，悲伤是主调。英国音乐评论家迈克尔﹒肯尼迪在他的《埃尔加肖像》中，对这首作品的著名诠释是：“这里的安魂曲，尤其说是为了佛兰德战场上的死者，不如说是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毁灭。”这首协奏曲在杜普蕾演奏前，已经有了英国女大提琴演奏家哈里森（Beatrice Harrison，1892—1965 ）1932年由埃尔加指挥、西班牙大提琴泰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1876—1973）1945年由鲍尔特指挥、法国大提琴演奏家纳瓦拉（Andre Navarra，1911—1988）1957年由巴比罗利指挥的三个经典。杜普蕾是以卡萨尔斯的演奏为范本，改以更强烈的姿态，完全颠覆了哈里森与纳瓦拉塑造的那种英国绅士落寞细腻、垂首感伤的语态。

杜普蕾不仅加重了沉滞，使悲伤刻骨成为悲泣，且以强劲的悲痛，改变了哈里森或纳瓦拉的基调，最后一个乐章的悲慨，真抑扬顿挫到声惊四座。她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注于这作品，似乎是她自己要抗争于埃尔加赋予这首作品的命运。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她是以“一种强烈的激情的光芒”，使得埃尔加原作中垂暮的“模棱两可、唯唯诺诺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对此作应赋予怎样的演绎，不同人有不同的体会。但杜普蕾就这样不容置疑重新塑造了这首协奏曲，这就是杜普蕾。祖宾﹒梅塔曾有这样的说法：“这个女孩的演奏，像五个男人在拉大提琴，整个乐团，没一个小节能盖过她的声音。”这当然是夸张的比喻，梅塔喜欢夸张。

杜普蕾构成了一个传奇。早在2001年，我们就读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由黄昱宁、管舒宁翻译的，杜普蕾的姐姐希拉里与弟弟皮尔斯的回忆录《狂恋大提琴》。尽管亲姐弟的记录可能更接近一个狂放不羁的艺术家的燃烧天性，但我们都不愿认可这被记录的事实，不愿接受根据这本书改编的那部被译为《她比烟花寂寞》的电影。我们期待有一部真正能承载我们心中对艺术女神想象的传记。这下好了，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1998年出版的这部传记，算是一份迟到的礼物。伊丽莎白﹒威尔逊是与杜普蕾同时期的英国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杜普蕾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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