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三辑）·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是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曾两次派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访问，一次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另一次就是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
　　一般对于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评析，多视其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英国希图通过外交手段拓展对华贸易的再次失败，或者认为是阿美士德拒绝向嘉庆帝行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是所谓中英之间的“礼仪之争”。然而，当你读过《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三辑）·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以及其他一些记录实时细节的著述后，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认识和感悟。

精彩书摘

　　《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三辑）·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
　　我提前一个小时出发返回船上，以便在匆匆穿过城里时，能有机会看看他们的居民早晨是如何雇工的。我从供给这个城市用水的一处主要喷泉旁经过，惊奇地发现许多奴隶等在那里一个挨一个地用容器接下同样多的水，这一天里，我无论什么时候经过那里都见到同样的情形。圣塞瓦斯蒂安的水供给很差，尽管它的周围一两英里内有许多泉水。但是，这个国家的葡萄牙人必须得到某种强有力的、马上就可以发挥效用的东西，激励他们做出更大的努力。目前他们遇到的这些不便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努力完成大量的工程，诸如为这个城市供水的水道。
　　当我经过城市南端的鱼类和蔬菜市场时，我的每一个感官都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听到的是奴隶们正在用不同的混杂语言为他们的主人交换物品，老年妇女们正竭力使她们出售的物品卖到高价。我看到的是各种令人厌恶的污物堆放在一起，闻到的是从腐烂的堆放物中不断散发出的十分令人作呕的臭气。空气中充满了腐烂的气味，我的衣服不小心碰到污物就会沾上油污。我的一些同伴都是有经验的旅行者，他们看到我如此拘谨便有意开我的玩笑，他们买了一大堆水果和鱼，租了一只独木舟载着我们和所买的冒着水汽的食物回到了船上。
　　我一回到船上，便为搜集植物做好一切准备，然后与几位朋友一起动身前往布拉干萨（Braganza）海边②进行一次短途旅行。我们从一座小要塞的下面登上陆地，这座要塞已经完全被损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要塞上的大炮，炮身锈迹斑斑，炮座严重风化，只能使人敬佩那些想方设法用这种炮射击的人。然而，由于战争最近刚刚结束，这座要塞控制着港口的重要部分，所以可能有希望修复到较好的状况。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攀登要塞周围满是岩石的山峰，进入覆盖着每个山头的森林。我顺着一条道路走进了一处最茂密的树林，很快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在美丽的繁花之中。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几分钟后，我完全被征服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热带天然土壤中，生长着的如此绚丽多彩的鲜花。在我周围生长的植物都是纯种的植株，繁茂而充满活力，而在英格兰，培育这样的植物需要很大的花费和精心的管理，培育出的植株既弱小也不典型。茂密的灌木丛由肉桂云石属（caesalpinia）和羊蹄甲属（Bauhinia）的许多类植物组成，它们那鲜明的色彩和优美的形态，与奇形怪状的芦荟和仙人掌形成奇怪的对照。树干被美丽的攀缘植物所覆盖，寄生的蕨类植物爬满了枝干。从树林中出来，我又走进了橘树林，橘树上开满了鲜花，结满了果实。我走近橘树时惊叹不已，当被获准可以随意采摘而颇感惊讶时，我几乎不敢品尝它们那丰硕的果实；随意采摘的许可不仅限于我自己，我的所有那些陆续来到橘树林的同伴也都获得了允许。的确，没有谁能像橘树林主人和我在里约热内卢附近进行另外几次旅行时遇到的葡萄牙农民这么慷慨大方。他们每次都能理解我，以最迅速的和热心的方式满足我的愿望。傍晚，我背着搜集到的植物标本沿着礁石海滩返回“阿尔卡斯特号”，我每走一步都要踩到陆地蟹和昆虫的幼虫，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土壤的外表都好像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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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克服了极大困难和重重挫折，最终完成了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一部以穿越中国内地的旅行为主题的游记，其吸引人之处，或在所述事件的新奇与重要，或在其包含了有关那个奇异国家的大量第一手信息。这些我在很大程度上都预先多少知道一些。有关阿美士德使团出使的经过，已经有正式指定的著者做了既生动又详尽的叙述，很难再指望会发现还有能满足公众好奇心的内容由我来补述。有关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同样游历过的中国那部分地区的真实描述，已经包括在已故斯当东爵士的那部准确并颇具功力的著作中了，相关方面无不述及，很少遗漏，即便只是阿美士德使团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在斯当东爵士的书中也已间接提到了。这部旨在确立“中国可被认定的在国际上的等级地位”的著作，已经涵盖了这方面需要详细研究的所有主题。传教士的著述对这些主题也进行了阐述，几乎不可能再利用相似的资料来源对同样的主题做进一步的叙述。
　　对于所访问的国家的自然史，我叙述起来简直同样困难重重。由于疾病，使本可以得到的有关中国各方面科学信息的资料减少了许多，海难又几乎全部毁掉这些资料。事实上，相比较而言，我患病的影响并不很大，它只是阻碍了我对中国的考察，而我的朋友们的努力，更多地补偿了我个人在搜集标本方面的损失。但是，海难却使我失去了明智而又慷慨的东印度公司同意由我支配的那些考察手段所得到的全部成果，我唯一的责任就是要公正地向其他人说明这些手段的性质及其所取得的结果。
　　我最初只是被指派为使团的医生，但是通过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向东印度公司的推荐，我获准担任博物学家之职，得到了一整套用于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这些仪器在我搜集和保存使团到访国家的各种植物的努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位来自皇家植物园——丘园的园艺家，在我的指导下，在专为他提供的一间船舱里保存活标本；我的研究也得到了被准许陪同我的姻兄普尔（Poole）先生的大力协助。有了这些便利条件，如果我再收集不到新的和重要的信息资料，即使是在科学家们经常光顾的国家，也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博物学家几乎没有涉足过的中国，本来应该取得丰富的收获，作为我应有努力的表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的证明，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被埋葬在了加斯帕尔海峡。可是，我有责任证明园艺家胡珀（Hooper）先生所做出的努力，他所做的工作同样是坚持不懈和有效用的。他的一项更独特的专长是搜集和保存种子，当我们离开中国时，他将300包种子交给我保存，其中许多都是从来没有人记述过的植物种类的种子，至今大部分还是未知品种。这些种子也成了遭遇海难的收集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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