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新颖实用的风险市场趋势分析指南。作者陶永谊通过二十多年的摸索，总结出了一套分析和预测趋势的方法。这套方法与传统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将预测的时间点提前，而且提供了可以测量的检验标准。本书结合实例，详细讲解了趋势的形成、趋势判断的五要素、买入卖出点的决策、操作的风险管理以及趋势分析的局限。

作者简介

陶永谊：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硕士。之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攻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

先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参加中国外贸经济体制改革、中国2000年国际经济环境等重大课题研究，并获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一等奖。出版专著《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互利：经济的逻辑》《互利：政治的智慧》《互利经济学》，影响力至今不衰。

后期任深圳国际经营战略研究中心证券咨询部主任、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培训中心主任、深圳巨澜投资分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全天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光大证券证券投资分析师。

当过兵，下过乡，经过商，也做过学者，现为独立投资人。

前言/序言

绪论

自从离开证券行业之后，笔者重新拾起已经放弃多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步淡出资本江湖。本以为投资从此仅仅是个人的兴趣，即使是在亲朋好友之间，也不再谈论股票，更没有心情去写一本有关股市投资的论著。

不过在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安排的。为了宣传“互利”的学术理念，在朋友的建议下，笔者于2011年开通了新浪微博。可能是出于证券分析的职业习惯，在行情判断出现较大分歧的时候，经常会发表些随机感想，而股市评论显然比经济理论的探讨更受博友关注，结果是“喧宾夺主”，每日《互利经济学》的研究心得，逐步让位给每日股评。天天追踪行情的涨跌，看一些正面或负面评论，其实是笔者一直想摆脱的生活。但做股评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关注笔者学术著作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样一来，无论是出于“互利”的理念，还是出于感恩的情结，完全无视博友们提出的要求——写一本关于股市投资的书，就多少有些不近情理了。

本书是写给一般投资者阅读的，所谓“一般投资者”，是指那些无法获得上市公司内部消息，所持资金量又不足以影响股价的投资人。他们只能通过图表分析和众所周知的公开信息来制定投资策略。如果你恰好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那么，阅读此书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笔者说“也许”，并不是出于自谦。投资领域通向成功彼岸的路径有很多，市场的宽广度足以容纳各种不同风格的生存模式。在成功者中，有选择优质公司，逢低买入并长期持有的巴菲特；有利用制度设计缺陷，寻找泡沫破灭时机，伺机做空的索罗斯；还有在不同类型股票中不断挖掘潜在机会的彼得?林奇……，我们不能说哪一种投资模式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能断言登上成功绝顶的路径只有一条。事实上，成功的经验都是难以简单复制的。以人所共知的巴菲特为例，他的投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寻找优质的公司，买入并持有，在美国和中国都可以找到成功的案例，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投资方式，只有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处于长期上升趋势时才可以奏效。打开道琼斯股票指数图我们看到，美国自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道琼斯指数沿着一条稳定的上升通道上行，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进程，在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下，道琼斯指数很快又重拾升势，并再创历史新高。这背后的原因不是本书探讨的主题，笔者只是想强调一点，并非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这么幸运，以日本和中国台湾为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资本市场的泡沫破裂后，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的时间，其间市场跌宕起伏，但从来没有超越1990年市场崩溃的顶点，而且至今也看不到超越的希望。问题在于，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有多少个26年可以等待？放眼全球股市，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个巴菲特。我们都知道，索罗斯是以寻机做空而闻名于世的，他一生中最经典的战例，就是1992 年狙击英镑和1997年做空泰铢，巴菲特和索罗斯显然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风格，但他们都同样成功。究竟以哪一种模式作为投资的楷模，取决于每个投资者的性格禀赋和风险偏好。

也许有的读者会问，在所有这些成功的经验之间，有没有某种共同的地方呢？笔者也曾经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经过长期比较，笔者发现，不同的投资风格之间有一点是不谋而合的，即他们都是在寻找价格运行的两个极端，巴菲特的投资风格是寻找在市场恐慌中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买入并长期持有；而索罗斯的投资策略则是发现在市场疯狂中价值被高估的标的，寻机做空。也就是说，成就巴菲特和索罗斯骄人成就的共同原因，其实是股价的极端变动。

那么，股价的这种极端变动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股价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按照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来看，股价与经济属于单向的因果关联，经济变动是因，股价变动是果。但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还要再补充一句：股价变动通常会领先经济变动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作为结果的股价变动怎么会领先于作为原因的经济变动，这中间似乎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股价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

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从峰值下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99年，然而中国股市却在1994年见到阶段性低点后，一路震荡盘升，在2001年才见到阶段性高点，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率见到的是阶段性低点，两者基本上是相向而行。从2002年到2004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回升，中国股市反而一直向下调整，到2005年6月才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推动下启动了一波大牛市。自2009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又开始逐年下滑，但这并不妨碍中国股市在2013年到2015期间发动一波牛市行情。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形成股市牛熊转换的内在动因究竟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成就巴菲特和索罗斯的价格极端运动的市场机制是什么？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会给出一个与新古典市场理论完全不同的解释。

传统的技术分析企图通过历史统计数据，找出价格变动的规律，笔者曾经用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各种技术分析工具，虽然也经常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但终究是困惑多于笃定。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变化，我们经常是在“赌”某一种可能实现的概率。传统技术分析的三大假定：一、股价是按照趋势运行的；二、股价变动包含了所有信息；三、历史会不断重演。经过多年的实践，有时甚至是经过惨痛的教训，笔者对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存有疑问。所谓股价包含了所有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呢？是仅仅包含过去的信息，还是也包含未来不确定的信息？如果是前者，这就涉及一个打破“三观”的话题，我们可以从过去推导未来吗？至少迄今为止，所有利用历史数据做趋势外推的做法，成功率都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股价也包含未来的信息，那又如何解释，在突发消息面前股价出现的剧烈波动呢？美国长期资产管理公司（LTCM）根据大量历史数据，建立起一套以“收敛交易”为特色的对冲模型，在公司成立之初的两年内，业务做得风生水起，效益也令人刮目相看。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时，LTMC模型预测，发展中国家债券与发达国家债券之间的利率差过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将会出现收敛。LTMC的应对策略是，买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券，沽空发达国家的债券，做收敛对冲交易。但事实却朝着LTMC预测的相反方向演变，随着危机的恶化，投资者纷纷从发展中国家的债券市场退出，转而持有美、德等发达国家的信誉较好的债券，发展中国家的债券与发达国家的债券利差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发散得更加剧烈。LTMC动用高达60倍的杠杆所做的收敛对冲，结果是两头都做错了方向。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资产净值下降了90%，出现4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最后，不得不由美联储出面，联络美林、摩根等15家金融机构共同接管了该公司，以避免破产清算的命运。从这个案例中，引申出另一个疑问：“历史会重演”吗？这个假定的真实含义是：人性不会随市场的发展而改变。当同样的博弈格局出现时，人们的反应模式不变，因而类似的走势会重复出现。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意味着人类总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并且不会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然而，回顾中国股市发展的历史，我们很难找到这一假定的佐证，股价形态无时不在演进之中，总会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果拿固定的书本模式去套，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

在笔者看来，传统技术分析的三大假定，只有“股价是按照趋势运行的”这一假设难以撼动。毕竟，股市虽然变化无常，但趋势运行还是十分明晰的。只要看一下股票指数图，以及绝大多数个股的走势，我们都可以看出明显的趋势特征。只不过传统技术分析并没有告诉我们趋势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它是如何自我强化和自我偏离的。如果我们对于趋势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概念化的理解上，在实际操作层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有待解决。笔者通过二十多年的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测试趋势的方法。供各位读者朋友参考。这套方法与传统测试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将预测的时间点提前，而且提供了可以测量的检验标准，从而为系统的改进留下了空间。在现有的认知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检验和改进测市的方法，可以逐步减少系统的观测盲区，不断提高测市的准确率，与资本市场共同成长。有鉴于此，欢迎每一位阅读本书的朋友在实际应用中对这套系统提出进一步的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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