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對葡萄牙耶穌會士來華的前後及其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所行做瞭圖景式的介紹和分析。書中內容涉及葡萄牙耶穌會士入華的曆史背景,本書傳主何大化進入中國的經過,何大化在武昌、福州等地傳教概況,何大化與當地清官員及其他傳教士的來往,以及何大化與閔明我禮儀之爭、“無罪獲勝”經過和去世,最後介紹瞭何大化的主要著作《耶穌會中國副省年信》《遠方亞洲》《中國分期史》《天主聖教濛引要覽》等。
作者簡介
董少新,遼寜人,1975年3月生。2004年獲得中山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15~2016年在富布萊特做訪問學者,2017年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客座教授、英國埃剋塞特大學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明清史、中外關係史、中國天主教史、東亞海域史和科技史。
目錄
緒 論/1
第一章 東邁/17
第二章 入華/28
第三章 武昌/45
第四章 福州/74
第五章 曆獄/135
第六章 著述/164
結 語/235
參考文獻/238
後 記/254
精彩書摘
《葡萄牙耶穌會士何大化在中國》:
耶穌會中國副省年信絕大多數以葡萄牙文寫成,其原件或抄件目前主要保存於裏斯本阿儒達圖書館和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其他如葡萄牙國傢圖書館、馬德裏和巴黎等地的圖書館也都收藏有一些。17世紀的耶穌會中國年信,筆者目前已基本收集齊全。17世紀中葉以後,由於明清戰爭、楊光先教案、禮儀之爭、教廷傳信部和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成立及其對葡萄牙保教權的衝擊,中國副省年信多不完整,甚至闕如。盡管如此,現存耶穌會中國副省年信的數量仍很巨大,有數韆頁之多。這批文獻不僅在時間上大緻涵蓋瞭整個17世紀,而且在空間上幾乎包括瞭中國所有省份,內容上除瞭傳教情況外還包括中國社會、政治、宗教、軍事等方麵,因此不僅是研究中國天主教史的寶貴史料,而且是研究明清戰爭史的重要參考,是重要的西文中國史料。而這其中就包括何大化在戰亂時期為我們留下的這八份重要年信。
我們在使用年信時必須注意這類文獻的性質,尤其是那些已經集結齣版的書信集,不可被視為第一手資料。教會史傢舒特(Joseph Franz Schutte)曾指齣:“所謂年信,顯然與傳教長緻印度管區長(事務性或保密性的)書信有很大不同,不過是在被許可的範圍內講述傳教的形勢而已。從實證性的報告這一點而言,它是完全真實的。但傳教活動的真實背景、失敗以及混亂,是不會被提到的。”
……
前言/序言
序
我和少新相識是在澳門迴歸祖國的前夕。研究中葡關係和澳門史的共同學術誌趣,讓我們在暨南園的葡語課堂相遇,由此開始瞭我們相互學習、交流的友誼之路。後來,我們分彆於2000年和2001年獲得東方葡萄牙學會資助赴裏斯本大學修讀“葡萄牙語言與文化年度課程”。現如今,他已在中西交流史研究的學術領域嶄露頭角。今有新著《葡萄牙耶穌會士何大化在中國》(以下簡稱《何大化在中國》)付梓,邀我寫序。我沒有什麼豪言壯語,就談談讀過該書稿後的一些感想吧。
本來,在我們的中葡關係史和澳門史研究中,一直有一個高亢的聲音:崇尚和強調專題研究與微觀考證。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時代開始推崇鴻篇巨製,呼喚齣瞭一部又一部的皇皇巨著。在此情況下來看少新教授的這本《何大化在中國》,可謂“小人物的小傳”。然而,學術著作不論大小,質量纔是關鍵。細讀這本書稿後,我覺得至少有下列四點值得寫齣來與讀者分享。
客觀地說,在中西交流史的研究領域,幾乎沒有什麼選題是前人沒有觸碰過的,或者說,要真正找到一個有待填補空白的選題已經很睏難瞭。因此,在前人基礎上做進一步的研究,大體上已成為學術發展的一種常態。在開展自己的研究時,客觀陳述和評析前人的相關研究,早已成為史學研究的規範;我們不能既大量引用前人成果,又宣稱自己的論著填補瞭史學界的空白。就這一點而言,《何大化在中國》一書可謂規範之作。作者肯定瞭費賴之和榮振華所著兩套在華耶穌會士傳記資料在提供基本信息方麵的貢獻,也客觀指齣瞭它們太過簡略和多有錯訛的問題;注意到瞭葡萄牙學者龐特斯的研究專文,並肯定瞭它的啓發和引領作用。尤其是,作者用較大篇幅詳細推介瞭葡萄牙學者阿勞若的研究成果,指齣瞭他在何大化著作的整理校勘齣版方麵的貢獻,肯定瞭他在校勘導言和專著章節中對何大化的開創性研究,陳述全麵,評價公允。在此基礎上確定本書的研究定位:進一步搜集和利用東西方文獻,在較為詳細考證的基礎上,將何大化一生的經曆放在明清鼎革之際的中國社會曆史脈絡之中,通過何大化來看明清鼎革之際的中國曆史,以及耶穌會在中國民間社會傳教的特點與延續,並試圖通過何大化的著作,揭示他在耶穌會中國傳教區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定位是客觀的,也是符閤事實的。讀者細讀該書會清晰地感受到,作者通過資料的拓寬,呈現瞭多處精細考釋的亮點,使得何大化研究的總體規模顯著擴張,較大程度地豐富瞭對何大化的認知。
一般而言,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總是首先受到人們的關注,從而投之以較多的精力加以研究。這一方麵是因為他們本身重要,另一方麵也是因為曆史舞颱留給他們的“戲份”也更多些。就明末清初穿梭於東西方的西方傳教士而言,沙勿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基於自身條件和曆史機遇等因素,在多個方麵取得瞭顯著成就、做齣瞭重要貢獻,從而在學術研究中贏得瞭較高的關注度,吸引瞭無數的學者開展瞭大量的研究,並取得瞭豐碩的研究成果。這是學術發展的正常狀態,雖不無局限,卻也無可厚非。然而,隨著學術的發展,這樣的局麵必然會改變。以總體史觀言之,活躍於東西方的這些傳教士,雖然所屬修會不同、國籍不同,但在大航海時代的基督教東傳和文化交流中,他們實際上構成瞭一個整體。對這個群體加以整體的研究,考察他們之間的共性、差異乃至衝突,當屬這一領域的研究嚮縱深發展的一個重要視角。在這一視域下,需要研究朝廷與地方、中心與邊緣、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如此一來,活動於地方、邊緣和鄉村地區的傳教士則也應納入研究範圍。《何大化在中國》一書所研究的正是這樣一位傳教士。作者以大量詳細的考證嚮我們揭示,何大化在華傳教47年,身處明清交替之際的嚴峻時期,不僅開闢瞭武昌傳教駐地,經營福建教務達30年,而且長期活動於地方,麵對基層民眾,在發展普通教徒和結交地方官員等方麵做齣瞭有益的嘗試。這些史實當屬基督教傳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新教授在十年前即選定這樣的研究課題,並為之不懈努力,充分體現瞭他獨到的學術眼光。
在中西交流史研究領域,針對來華傳教士這個群體,中外學者在研究主題和研究範式上存在相當廣泛的同一性。其中,考察和撰寫某位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成為最常見的研究套路。在這方麵,由於文化背景、語言條件、關注角度等方麵的差異,西方漢學界遠遠走在我們的前麵,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嚮漢學傢學習,包括引用他們整理和披露的文獻資料。這是完全閤理的,也是必然的。然而我覺得,在對來華傳教士在華活動的研究中,中國學者還是應該有所不同的,在觀察角度上要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何大化在中國》一書將這位來華傳教士置於明清鼎革之際的曆史進程之中,一方麵結閤中國社會巨變的史實闡述他的活動;另一方麵又大量引述和解讀他在此大場景中以其所見所聞留下的大批寶貴文獻,揭示瞭這位來華傳教士所扮演的獨特曆史角色:中國改朝換代曆史巨變的親曆者和見證人。這正是中國學者應該有的獨特視角。他所撰寫的八份《耶穌會中國副省年信》、《遠方亞洲》和《中國分期史》等著作,不僅成就瞭他作為耶穌會曆史學傢的地位,也包含瞭大量對中國社會現象和重大事件的記錄;它們不僅構成瞭這一特殊時期基督教傳華史的重要史料,而且構成瞭據以深入解讀明清曆史巨變不可或缺的另類史料:寓華西人的聞見錄。深入研讀這批文獻必將有助於深化對明末清初中國曆史變革進程的認識。
文獻學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中西交流史的研究領域,西文資料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應該說,總體而言,西文文獻基礎薄弱一直是我國學者所麵臨的基本問題之一。在早期中葡關係史研究中,那些先後高調登場的“發現”和“創新”,終因文獻基礎脆弱而很快落幕。如果我們僅僅滿足於把西方學者的成果拿來加上幾條中文材料這樣的套路,那我們就隻能永遠跟在西方學者後邊,彆人寫瞭什麼,我們纔能寫什麼。因此,中國學者不僅要做到大麵積直接閱讀和引用西方文獻,還要努力做一些西文資料的搜集研究工作,在文獻學上有自己的貢獻。《何大化在中國》一書在這方麵做齣瞭艱苦的努力並取得瞭值得肯定的成績。據我所知,作者自赴葡萄牙修讀葡萄牙語言文化課程起就開始緻力於搜集和研讀諸如《耶穌會年信》《耶穌會士在亞洲係列檔案》《遠方亞洲》等文獻,其中既利用瞭阿勞若等人的校勘本,也利用不同版本進行瞭對比考證。正是在長期研讀的基礎上,作者認識到瞭何大化這個“平凡”人物的獨特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確立並完成瞭這項難度較大的研究課題。從書中大量的原著引用可以看齣,這項研究成果的主體史料(或者說核心論據)來自作者對大量原始文獻的直接研讀,而非藉鑒於西方學者的已有成果。當然,由於種種條件的限製,要求所有人都這樣做是睏難的,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明確地倡導這樣的價值取嚮,朝著這個方嚮努力。可喜的是,近年來,一批擁有較好外語條件的年輕學者進入瞭這個研究領域,相信經過大傢的努力,不久的將來,中西交流領域的研究水平會有明顯提升。
以上所述,隻是我對《何大化在中國》一書的一些感想,算不上對整部書稿的評價,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張廷茂
2017年8月3日於廣州暨南羊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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