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關係史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xism and Formalism]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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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關係史》是作者在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充和完善的結果，並獲得國傢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和中國博士後基金特彆資助項目的資助。
　　《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關係史》主要考察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從蘇聯到西方所經曆的從對抗到對話的發展過程，分析這一發展的內在邏輯，著重研究二者在蘇聯、歐洲和英美的不同的政治、曆史、地域和文化語境中進行對話所關注的不同問題、采用的不同方法，並分析其利弊得失，進而分析二者在中國的關係史，在相互比較中探討二者在中國對話的可能性，以及對中國當前的文學理論建設的藉鑒和啓示意義。此項研究采用曆史與邏輯、曆時研究與共時研究相結閤的方式，以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各自不同的方法論特徵為邏輯起點，以二者之間在二十世紀的關係史為經，以不同的時間階段和地域空間上這種對話所關注的不同問題和采用的不同方法為緯，展開具體分析和深入闡發。

作者簡介

　　楊建剛，（1978-），陝西三原人。南京大學博士，山東大學博士後。現為山東大學文學院和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2015年入選山東大學青年學者未來計劃。主持和參與國傢社科基金項目等6項。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理論研究》等刊物發錶論文20餘篇。獲江蘇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奬、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奬和山東省高校優秀科研成果二等奬等奬勵多項。

目錄

序
序二
導言

第一章 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曆史與方法
第一節 形式主義
一、形式主義的發展脈絡
二、本體論與內部研究
三、文學與語言學
四、形式分析與審美價值
第二節 馬剋思主義
一、馬剋思主義的發展脈絡
二、總體性與外部研究
三、文學與意識形態
四、社會學批評與政治價值

第二章 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對抗及其消解
第一節 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之間的對抗與論爭
一、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之間矛盾的産生
二、馬剋思主義對形式主義的否定和批判
三、形式主義者的自我省思與懺悔
第二節 從對抗到對話的內在邏輯
一、政治層麵：“資産階級美學”與“無産階級美學”的衝突與消解
二、思想層麵：康德主義和黑格爾主義的矛盾與融閤
三、文化層麵：知識生産的分化與去分化

第三章 在形式主義與馬剋思主義之間對話
第一節 巴赫金：形式主義者還是馬剋思主義者？
第二節 形式批評與社會學方法的結閤
一、方法論批判
二、超越“文學性
三、“形式一內容”的辯證法
第三節 語言符號與意識形態的對接
一、批判兩種語言學
二、話語的對話性質
三、話語的意識形態特徵
第四節 小說形式與社會曆史文化的互動
一、史詩與小說
二、小說語言的雜語性
三、小說形式與社會曆史文化的相互影響與滲透

第四章 形式的革命與革命的形式
第一節 藝術自律：理論建構的共同基礎
一、形式主義與藝術自律
二、自律與他律的辯證法
第二節 藝術本質：內容與形式的雙重變奏
一、黑格爾模式的現代反思
二、藝術形式的革命潛能
第三節 藝術功能：感性能力的恢復與生成
一、陌生化與文學性
二、陌生化與革命
三、陌生化理論研究的深化與走嚮

第五章 馬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的方法論融閤
第六章 介入、文本與意識形態
第七章 馬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相互徵用與對話
第八章 馬剋思主義的語言哲學問題
第九章 對話思維與文學理論的知識形態建構

附錄 馬剋思主義與形式
一弗雷德裏剋·詹姆遜教授訪談錄
引用文獻
人名索引
主題詞索引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節 巴赫金：形式主義者還是馬剋思主義者？
　　從生平來看，巴赫金與俄國形式主義和馬剋思主義之間都有著復雜的聯係。他與形式主義者什剋洛夫斯基同時就讀於聖彼得堡大學，雖然沒有直接加入他們的討論，但對形式主義者的學說極為關注，並於1929年齣版瞭最重要的批評著作。此舉在當時沒有引起太大的影響，但形式主義者卻將他引為同道。在巴赫金被埋沒瞭25年之後，首先在學術界提及巴赫金的是最有影響的兩位形式主義者雅各布森和什剋洛夫斯基。1956年5月，雅各布森作為國際斯拉夫語學者委員會的成員，迴到莫斯科參加一個國際討論會，在會中首先提到鮮為人知的巴赫金，而他對巴赫金的敬佩讓所有人感到驚奇，巴赫金遂成為一個神秘人物受到關注。1957年，在自己的《贊成與反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劄記》-文中，什剋洛夫斯基以尊敬的口吻批評瞭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專論，從而恢復瞭他們在20年代的對話。進而，1958年9月，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國際斯拉夫語學者大會上把什剋洛夫斯基的這篇文章廣為散發，並組織瞭熱烈的討論。正是由於雅各布森和什剋洛夫斯基的大力推薦，巴赫金的思想在蘇聯學界纔廣為人知，再次受到關注。之後，在柯日諾夫等幾位年輕學者的努力之下，巴赫金的著作得以齣版，最終使巴赫金成為世界聞名的理論大師。①
　　巴赫金與馬剋思主義的關係同樣復雜。由於宗教問題，他受到官方的逮捕並流放多年，但同時他又與官方保持著一定的聯係，在被判流放的時候甚至受到官方高層某種程度上的保護。作為第一任“人民教育委員”的盧那察爾斯基在1929年對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書發錶的充滿溢美之詞的書評幫助瞭巴赫金，而卡甘和高爾基也做齣瞭一定的努力，使巴赫金免遭10年艱苦服刑而改為6年流放。在巴赫金晚年時期，官方對巴赫金的待遇也是相當優厚的。然而巴赫金本人卻一直試圖與官方保持距離，以邊緣人的姿態齣現在蘇聯學術界。也正是這種姿態給予瞭他冷靜地審視和思索學術問題的可能性。
　　從其學術思想上來看，巴赫金的學說與俄國形式主義和馬剋思主義都不同。蘇聯馬剋思主義與俄國形式主義有著不同的理論資源、文學觀念、研究方法、問題意識和價值立場，可以說二者屬於兩種完全異質的理論流派。形式主義者認為文學具有一種特性，即“文學性”，一種使“一個作品成其為文學的東西”，其體現者首先是語言和手法。如詹姆遜所言：“也像索緒爾語言學那樣，俄國形式主義者一開始的作法不得不是否定性的，目的在於把文學體係與其他外在體係分彆開。”①在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問題上，形式主義者試圖把文學和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等因素分割開來，認為文學是一個獨立的係統，文學並不“反映飄揚在城堡上空的旗幟的顔色”。在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問題上，強調形式的重要性，否定形式與內容的二元對立，認為形式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而在文學發展史方麵則認為文學是自律的，其發展變化與外界環境無關，是文學形式辨證自生的曆史，是形式內部的自我演替和轉化。如什剋洛夫斯基所言：“所謂藝術史，不過是沒有內容的形式的交替和更迭，就像一把刻有不同標誌的骨牌，每撒一次都能形成不同的組閤。”②
　　與形式主義相反，庸俗馬剋思主義是學術界把馬剋思主義運用於學術領域的不成熟的錶現。蘇聯庸俗馬剋思主義並沒有直接受到馬剋思的影響，更大程度上是普列漢諾夫的蹩腳的學生。他們把馬剋思主義的社會學方法庸俗化和簡單化地運用於文學研究領域，認為作傢的創作和其階級地位有直接的關係，甚至用經濟因素和階級因素去直接解釋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問題；文學藝術不是作傢對現實的能動反映，而隻是一種消極的記錄；把文學藝術的目的和社會政治目的等同起來，文學藝術作品完全變成瞭社會政治的形象圖解；文學藝術不存在獨立性，而成為政治革命的工具和附庸。
　　……

前言/序言

　　好久沒有讀到如此暢快淋灕、動人心弦的長篇大論瞭。盡管多年前我已經看到瞭它的雛形，盡管多年來我已經不再關注這一話題，盡管多年來我對師生之間相互“站颱”而不屑，更枉談“舉賢不避親”……等等“盡管”，我還是不吝譽美之辭為這一小序開篇。
　　建剛2006-2010年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我最喜歡、最在意的學生之一。我喜歡他從三秦大地帶來的泥土芬芳，喜歡他對學業、學術的執著和專一，喜歡他行事爽快、處事乾練的品格；在意他選擇這一高難度問題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在意他由此起步能否衍生齣自己的新路，在意他麵對種種誘惑如何保持自省、能否有足夠的定力我行我素……
　　之所以說“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是一個“高難度問題”，在於以往對它的理解一般定格在二者的“對抗關係”，無論是學術史描述還是理論話語本身，該論題似乎都在錶徵如此不言自明之理，就像“內容與形式”“道與器”那樣明確兩分。建剛所挑戰的就是這一早已存在著的、幾近成瞭共識的學術成見。他的方法是“用事實說話”，避免瞭“空對空”泛論，即擷取學術史上最有代錶性、最典型的個案，在總體性把握的同時側重深度學理辨析，揭示二者既對抗又對話，對抗中有對話、對話中有對抗的復雜關係。就此而言，我非常贊同喬納森·卡勒的那句話：“理論是對常識的批評！”這是因為，由此反觀我們的許多所謂“理論”，其實並非如此，諸如“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之流，實則是常識的重復和宣講。於是，我在建剛對既往成說和“常識”的挑戰中，似乎看到瞭卡勒所說的真正“理論”，以及“文學理論”在新一代青年學人那裏的重塑和希望。
　　“功夫不負有心人”，十年的旅程一路走來，“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研究已為建剛贏得瞭許多肯定和贊譽，此乃實至名歸。與此同時，也有一種不甚贊同甚或完全相反的聲音，據說這種聲音還是來自“老牌馬剋思主義者”——當然是自封、自詡的。在這位自封、自詡的“老牌”和“權威”看來，馬剋思主義就是馬剋思主義，形式主義就是形式主義，二者風馬牛不相及，怎麼能把本來對峙的東西扯在一起呢？討論這樣的問題有什麼意義呢？這些疑問足以證明這位“老牌”實乃“不讀書不看報”者，屬於不接受任何新事物的“權威”。新中國文藝理論的實踐證明，馬剋思主義美學的基本原則和活的靈魂，恰恰是在這些自詡的“老牌馬剋思主義者”那裏喪失瞭生命力。我當年之所以堅定支持建剛的這一選題，並非自己有什麼先見之明，而是許多偶然因素使然。這需要迴溯十年前我和他的多次交流和討論。
　　我支持建剛的這一選題，首先基於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而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又緣自當時我的學術興趣已經發生瞭轉移，即從馬剋思主義入門文藝理論、後來轉嚮形式美學的經曆，其間積纍瞭這兩個方麵的研究經驗，同時也有長期存疑的問題揮之不去，包括“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關係。其中一個偶然的因素是，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就收到一本寄自美國的英文書——弗雷德裏剋·詹姆遜教授的《馬剋思主義與形式》。盡管我不能讀懂其中大部分內容，但是，僅就書名就足以讓我眼前一亮，感覺到這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話題。於是，我立馬跟中國藝術研究院程代熙先生聯係，建議他組織翻譯和推薦齣版，後因各種睏難未果。於是，在和建剛討論他的博士論文選題時，往日的心結被再次勾起，推薦他讀一讀這本書，嘗試是否可能再次麵對這一挑戰。我想，他最終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選題，首先是受到詹姆遜教授的啓發，由此萌發瞭重新挑戰這一難題的衝動。他在此基礎上擴寫與完善的《馬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關係史》，也就成瞭第一部由我國學者涉足這一重要問題的專著；與詹姆遜的那部論著相比，建剛所秉持的中國立場和中國問題顯而易見，其開拓性和前沿性不言而喻。
　　當然，我在意建剛的這一研究還不僅在論題本身，更在於這一論題背後的現實意義，即對於“非此即彼”、非“內容”即“形式”之類的二元對立，同樣是一種警示和挑戰。此類“二元對立”長期控製我們的思維模式，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很難找到另外的方法論參照；而脫胎於這一模式的“理論”大多貽害無窮，因為它類似“普洛剋路斯忒斯之床”，使鮮活的文學失去瞭血肉之軀，理論的對象已經不是在場的文學，理論的自說自話已成為公認且可悲的事實。既然如此，文學也就無須傾聽理論的喧囂，“理論”和“文學”的分道揚鑣也就在所難免，前者的意義僅限於“職場填錶”和“圈內打賞”。當然，建剛的研究並不是直接討論這一問題，隻是以“用事實說話”的方式，演示瞭曆史上對於二元對立的超越，錶徵瞭這一超越的可能性及其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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